1644年3月19日的清晨,崇禎皇帝在煤山那棵老槐樹下上吊自殺。他的衣襟里面有一張字條,上面寫著“朕涼德藐躬,上干天咎,然皆諸臣誤朕”。這句話聽起來比較悲壯,但是好像把錯誤都歸結到下屬的頭上了。真正的“董事長”,在他的爺爺萬歷皇帝的時候就開始出現問題了。那位躲在深宮里面長達三十八年不上班的明神宗,是給大明王朝點燃第一把火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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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歷皇帝朱翊鈞的罷工并非是一件小事情。在張居正去世不久之后,他就開始出現了怠于政事的情況。對于堆積成山的奏折他選擇不進行查看,對于官員職位空缺的情況他也不進行補充,甚至連內閣大學士提出辭職他都懶得去進行批復。最為過分的是在萬歷十七年的元旦,因為發生了日食他連朝賀都免去了,之后便創下了連續二十五年不面見群臣的記錄。如此一來六部衙門幾乎快變成了空殼子。到了萬歷三十年的時候,南北兩京缺少尚書三名,侍郎十名,各地缺少巡撫、知府等將近一百個崗位。朝廷的運轉基本依靠著慣性,如同拋錨的馬車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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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歷朝真正面臨的危機是表面看起來比較平和,但是背后存在著腐敗的現象。嚴嵩父子貪污白銀二百萬兩,這相當于全國一年賦稅的百分之三十。江彬被抄家的時候,搜出來黃金有七十柜,白銀有二千三百柜,就好像是把國庫搬到了自己家的地下室一樣。還有官場當中存在著潛規則,想要升官就必須先給書手行賄,當時流傳著還沒有去朝見天子,就先要去拜見書手這樣的說法,還沒有見到皇帝,就得先去拜見書手。這種系統性的潰爛,比崇禎年間那種零散的貪腐要嚴重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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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認為萬歷最為關鍵的問題存在于根本之處。張居正歷經十年改革所積累下來的家底,被他隨意地放任閹黨給敗光了。萬歷二十年還能夠打贏三大征,依靠的是張居正清查丈量土地所積攢下來的七百萬頃田賦。可是等到他派遣礦監稅使四處進行搜刮的時候,商販關閉了店鋪,農民逃亡流浪,就連蘇州的織工都發生了暴動。這種僅僅貪圖眼前利益、損害根本的行為,就好像是把明朝經濟的血管一根一根地掐斷了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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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有人為萬歷喊冤。他們稱存在資本主義萌芽,江南紡織業看似十分紅火。但仔細觀察就存在問題。萬歷三十九年,松江府布匹產量相較于嘉靖年間下降了三成。這是為什么?是因為稅監逼迫機戶拆卸織機、遣散工人。這如同將樹苗剛剛冒出的芽當作韭菜割掉,哪會有可持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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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黨爭這把軟刀子。萬歷為了確立太子的事情和群臣賭氣,把國本之爭硬是拖延了十五年。東林黨、浙黨、齊黨如同烏眼雞一般相互撕咬。后來魏忠賢能夠一手掌控局面、獨攬大權,還不就是因為萬歷早把言路變成了斗獸場?等到崇禎接手的時候,朝堂之上滿朝的文武大臣好像隱藏著綠林好漢,夾道的達官貴人全都像是盜賊臣子留下的爛攤子。他誅殺魏忠賢、罷免閹黨,卻無法除去黨爭的毒根,就好像試圖撲滅已經燒穿房梁的大火,既徒勞又悲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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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么來看,崇禎的悲劇早早便被他的爺爺寫進了劇本之中。他的爺爺罷朝長達三十八年,而崇禎則天天加班到半夜。他的爺爺揮霍錢財如同泥土一般來修建定陵,崇禎則穿著打補丁的龍袍。他的爺爺縱容稅監使得江南地區發生反叛,崇禎則六次下達《罪己詔》來替祖宗償還債務。最后在李自成攻打北京的時候,守城太監杜勛在城頭喊話:我們這些人本來就已經擁有富貴!朱家的江山仿佛成了打工的,而太監們反倒成了股東。
或許可以如此總結:明朝的滅亡仿佛是一出三幕劇。萬歷是引發這出劇的開端,天啟是在增添助力,崇禎則是負責謝幕。煤山上有一棵老槐樹,有人稱崇禎是吊死在這棵樹上的,實際上吊死的是萬歷以來六十年積累下來的難以改變的命運。如同黃仁宇看待萬歷十五年時所說的:1587年,表面上看起來是四方都很太平,實際上大明朝已經走到了結局。
那不要再讓崇禎獨自承擔所有的責任了。他上吊的時候說大臣們耽誤了他,或許應該是祖宗教他如何把盛世弄沒,如何把百姓的心傷透,最后如何讓煤山那棵歪脖子樹成為整個王朝的終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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