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侯楊方：與其“悼明”，不如用現實和未來檢驗歷史

侯楊方在中阿邊界。界碑最上方的文字是波斯語/達里語的 “?????????” (Afghanistan)，意為“阿富汗”； 數字 “1”代表這是該段邊境的第一號界碑;“????”是伊斯蘭太陽歷，對應公歷的 1964年，正是中阿兩國劃界立碑的時間。

學者簡介：侯楊方，復旦大學教授。他策劃主持了一個世紀以來首次境內外帕米爾高原的系列考察，曾多次翻越海拔近五干米的山口，對絲綢之路進行了首次“精準復原”，被稱為“探險家”式的學者。

本文為學人Scholar就《明亡清興：1618—1662年的戰爭、外交與博弈》一書對侯楊方教授所作采訪。本次訪談由學人Scholar志愿者楊牧樵、趙逸軒參與完成。

01

明亡清興：文人敘事陷阱的背后暗藏歷史的可能

學人：您的新作綜合了您對女真崛起之前明代社會的研究，萬歷年間的明朝在結構層面面臨哪些深層危機？其中哪些可以被視為傳統王朝循環中的“常見問題”，哪些則更明顯地打上了那個時代特有的烙印？

侯楊方：如果要看明朝滅亡的背景，必須注意到萬歷年間明朝已經延續了兩百五六十年，其穩定性的時長其實遠遠超過唐宋，也超過西漢。任何王朝到了后期，行政效率低下、皇室人口基數增加、財政負擔加重、腐敗叢生，這些都是老生常談的“常見問題”。但我認為這都不是明朝滅亡的根本原因和直接原因，因為其他朝代同樣面臨這些問題，卻比明朝滅亡得更早。

明朝面臨的真正獨特且巨大的問題，是它遭遇了一個無法戰勝的外部強敵——建州女真。表面上，這與南宋面對蒙古時的處境非常相似，但明朝的特殊性在于，從13世紀南宋滅亡到17世紀明朝滅亡，這中間幾百年，大陸另一端的歐洲已經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俄羅斯已經擴張到了太平洋，火藥和軍事技術突飛猛進。蒙古征服時期，歐亞大陸上沒有能與之抗衡的軍事力量，南宋在其中并不特殊；但明亡清興之際，明王朝卻是歐亞大陸上唯一一個系統性崩潰的陸權帝國。可見明朝在這幾百年里，不僅沒有進步，甚至可能在退步。要知道同時期歐洲文明中的“地板”沙俄帝國，面對游獵民族都有絕對的優勢。

《明亡清興：1618—1662年的戰爭、外交與博弈》

作者：侯楊方

人民日報出版社，2025年11月

學人：在全球史框架中，15—16世紀的陸權帝國的勝利常被描述為“近代體系”對“中世紀體系”的競爭，如火藥對騎兵，中央集權對封建制度，帝國對王國等等。清朝取代明朝的進程，在多大程度上可以放入這一敘事中理解？

侯楊方：有一個不同之處，清朝并沒有西方基督教那種普世性的宗教，雖然后來他們名義上信仰喇嘛教，但當時女真人內部普遍流行的是萬物有靈的薩滿教，不存在什么道德感召力。清朝符合 “陸權國家崛起”的特征在于它的整合能力。他們在入關之前，其實已經不再是單純的女真部落，而是通過聯姻和戰爭整合了蒙古察哈爾部和科爾沁部的力量。作為蒙古大汗，皇太極又獲得了蒙古騎兵作為輔助；征服了朝鮮后，滿洲又獲得了水師和火槍手；有百萬遼東漢人作為俘虜，農耕后勤和火器制造的人口問題也被解決了。這是一種對長城以外所有陸權力量的恐怖整合。

朝鮮“丙子胡亂”事件，李氏朝鮮從此臣服于女真｜來源：韓國電影《南漢山城》

反觀明朝，雖然我們常說可能有引進西方技術的機會，比如名臣徐光啟曾提出組建15個完全歐式裝備和戰術的火器營。徐光啟精通西學，又曾擔任練兵大臣，他的建議是很現實的，但這在現實中并未推行。

當時亞洲的軍事技術全面落后于歐洲兩三百年以上。女真最引以為傲的重甲騎兵，在東亞或許無敵，但如果遇到當時歐洲的西班牙大方陣——那種重型火繩槍配合長矛手和野戰火炮的戰術，法國的板甲重騎兵尚且被打得落花流水，女真的鎖子甲和棉甲更是毫無招架之力。遺憾的是，明朝受困于“天朝上國”的意識形態，無法在戰略層面徹底擁抱這種“西法”，這就導致了它在硬實力上的全面崩盤。

面對近在咫尺的敵人，真的能夠在軍事上挽救明朝的，其實并非能從財政體制（明亡于財政）或臣民觀念（黨爭誤國）這樣大而無當的角度切入，甚至歸因到氣候變遷（所謂“小冰期”）上，這更無法解決問題。采用徐光啟的策略，才能避免無辜的千萬百姓去前線送死。

學人：崇禎及明末士大夫普遍拒絕南遷，有學者認為這與景泰年間“北京保衛戰”的榮譽記憶以及靖康之變的創傷有關。這是不是一種對歷史經驗的選擇性放大？

侯楊方：我非常反對黑格爾說的那句“人類從歷史中吸取的唯一教訓就是不吸取教訓”。人類從生物角度就有從經驗歷史中吸取教訓的習慣，但問題在于，人類吸取的往往是“簡化模型化”的教訓。

崇禎和士大夫們確實在刻舟求劍。他們死守“天子守國門”的教條，拿景泰年間的成功來套用崇禎十七年的局勢。殊不知景泰年間明朝主力尚存，還有勤王之師；而崇禎末年，關內精銳已盡，只剩吳三桂一支孤軍，兩者變量完全不同。這種對歷史經驗的僵硬模仿，導致了災難性的后果：皇室成員悉數被俘被殺、中央政府被一鍋端。明朝的官僚體系、檔案系統被清朝輕易而完整地接管，使得清朝極大地降低了統治成本。如果崇禎南遷，哪怕像南宋那樣偏安，清朝想要徹底消化全國，難度會大得多，甚至可能因為統治成本過高自行退兵。所以，明朝滅亡某種程度上是死于自己構建的僵化歷史敘事。

學人：明清易代在明末遺民及近代知識分子的記憶中顯得格外沉重，甚至延續至今，這種情緒上的創傷與沉痛源自何處？

侯楊方：這種沉痛感首先是因為離我們最近，留下的文本太多，產生了一種“樣本選擇性的偏差”，這是一種歷史研究甚至現實生活中常見的謬誤。其實蒙古滅南宋時，對中華文明的打擊可能更大，但那時留下的記錄相對較少。

更深層的原因是統治邏輯的不同。蒙元統治粗疏，對地方控制也不感興趣，只要錢，甚至在理財上都大量聘請非蒙古人的色目人作為社會中層的管理者。而蒙古的稅收甚至比明初還低，所以明初江南地主反而懷念元朝。但清朝不同，它是“滿洲版的朱元璋”，甚至是“原教旨版的朱元璋”，既有游獵民族的暴力，又全盤繼承了明朝嚴密的科層制。朱元璋的嚴苛統治在明朝中期以后因為種種社會經濟上的沖擊已漸放松，但清朝對士大夫沒有感情，也不信任，所以下手極重，通過剃發易服、奏銷案、文字獄等手段，打斷了士大夫的脊梁和文化優越感。掌握筆桿子的文人群體對此痛徹心扉，通過一代代的文本書寫，將這種亡國之痛放大了。但在清初最抗拒滿洲統治的江南士大夫，其實在明初也是最不服朱元璋的。

學人：您在書中引用了大量朝鮮使臣和傳教士的記錄。這些“第三方視角”提供了哪些傳統史料看不到的細節？

侯楊方：傳統史學有一種“以文獻證明文獻”的習慣，比如，早在兩千多年前中國人就知道古稱“蔥嶺”的帕米爾高原有蔥的記錄，所以叫“蔥嶺”，但兩千年多來沒有人提供物證和目擊證據，這就是傳統學術的“文獻內循環”，只要引用文字記錄就可以當成證據。經過實地考察，我確實在帕米爾高原海拔4000米以上找到了一望無際盛開鮮花的野生蔥田，學名“大花蔥”，并在《重返帕米爾》一書中第一次披露了照片。

《蔥嶺之外: 亞歐文明的十字路口》

作者: 侯楊方

萬有引力｜廣東人民出版社，2025-10

“第三方”就是跳出“文本內循環”的關鍵。中國傳統史官和文人不會記錄那些“有辱斯文”或者覺得不重要的細節，但第三方會。

比如朝鮮世子在沈陽做人質時的記錄，他詳細描寫了清軍出征前的狀態：因為華北當時正值沙塵暴季節，每個士兵臉上全是塵土，黑乎乎的根本分不清誰是誰，為了防曬和防寒，也為了實戰，絕不是現代影視劇里那種光鮮亮麗的樣子。他還記錄了多爾袞進北京時，北京市民是“焚香迎拜”，爭著遞名片求官，根本沒有后來文人渲染的那種普遍的亡國之痛。再比如他也記載：當清軍入城時，北京上空如烏云般密布的燕子在飛翔，這是因為過去許多燕子在紫禁城搭巢建窩，而李自成撤離北京時放火焚燒了紫禁城，燕子失去居所，才呈現出如此場景。這些也都是傳統的史料不會記錄的。

再比如傳教士，他們相當于當時的情報人員。關于張獻忠在四川的屠殺，兩名被俘的傳教士留下了《圣教入川記》，詳細記錄了張獻忠的殘暴以及清軍突襲的速度之快——完全超出了張獻忠的認知，導致他連盔甲都來不及披掛就被射殺。這些細節和邏輯，如果只看明清雙方的官修史書，是永遠無法互證和還原的。

學人：您剛才提到了“第三方視角”的重要性。關于張獻忠在四川的所作所為，歷來爭議很大，有人說是清軍殺的并栽贓給他。您在書中特別引用了傳教士的記錄，這段歷史公案在傳教士筆下究竟是怎樣的？

侯楊方：這段記錄非常關鍵，它來自兩名被張獻忠俘獲的耶穌會士（利類思[Buglio Ludovico]和安文思[Gabriel de Magalhāes]）。他們寫下的《圣教入川記》提供了一個無可辯駁的時間鏈條，直接推翻了“清軍屠川”的說法。

為什么這么說？傳教士明確記錄，張獻忠在成都大屠殺時，他們就在現場，甚至就在張獻忠身邊。張獻忠殺完人后北上，去了川北的西充。而根據后來的記載，明朝將領楊展收復成都時，發現那里已經是一座空城，滿大街都是游蕩的老虎。請注意，這時候清軍的主力，也就是豪格的部隊還在陜西，根本沒進四川。所以，成都的毀滅在時間線上只能是張獻忠干的，和清軍沒關系。

學人：傳教士的記錄里，有沒有什么特別的細節，能讓我們感受到當時那個戰場的真實氛圍？

侯楊方：有一個細節非常驚人，也是中國傳統史料里絕對不會有的。

當時張獻忠在川北西充，那天大霧。一大早，張獻忠的偵察兵（斥候）跑來報告，說清軍的前鋒已經到了。張獻忠完全不相信。為什么？因為按他的經驗，清軍還在幾百里甚至上千里之外的漢中，怎么可能這么快飛過來？他覺得這是謊報軍情，甚至想把那個偵察兵殺掉。

為了驗證，張獻忠自己帶著七八個親信，甚至都沒披甲——注意這個細節，沒披甲，只穿了件蟒袍——就跑到山頭上去看。他剛到山頭，還沒看清人，就被埋伏在那里的清軍射手一箭射死，正中要害。

這個細節說明了什么？說明了清軍八旗作為漁獵民族的行軍速度，完全超出了張獻忠這個“流寇”的認知范圍。滿洲騎兵可以晝夜疾行三百里，進行極限強行軍，目的就是出其不意。張獻忠是用明朝內戰那種拖拖拉拉的節奏去預判對手，結果遭遇了當時東亞頂級的特種部隊，這就是“維度的打擊”。

除了這兩位傳教士，當時還有一位四川本地的漢人秀才歐陽直（著有《蜀警録》等回憶錄），他也逃過了大屠殺，但在川北被張獻忠俘獲了。這位秀才和那兩位傳教士根本不認識，語言都不通，但他們分別留下的文字記錄，在關鍵細節上竟然驚人地一致：傳教士記錄張獻忠在溪水邊被清軍射殺，但他們不知道溪水的名字；四川人歐陽直寫出了那條溪水的名字。漢人秀才和歐洲傳教士互不相識，也不可能串供。

學人：這兩位傳教士后來的命運如何？這份《圣教入川記》又是怎么流傳下來的？

侯楊方：這就更有意思了，簡直像電影一樣。張獻忠被射死后，肅親王豪格發現了這兩個高鼻深目的外國人。豪格本來想殺了他們，但這兩人急中生智，求救說“我們是湯若望的朋友”。豪格一聽，湯若望是弟弟順治帝福臨的老師啊，那就先不殺了，帶回北京吧。

這兩位傳教士后來用拉丁文寫了在四川的見聞。這份手稿后來被另一位傳教士衛匡國（Martini）帶回了歐洲，在如今荷蘭的安特衛普出版了一本書叫《韃靼戰紀》（De Bello Tartarico），向歐洲人介紹滿洲人（韃靼）是如何征服中國的。這本書在17世紀中葉就在歐洲暢銷了。

最奇妙的是，過了兩百多年，到了晚清，人們在上海徐家匯天主堂的藏書樓里，竟然發現了這一份拉丁文手稿的原件。后來學者據此翻譯出了中文版的《圣教入川記》。我們想想看，清朝的宣傳部門怎么可能把手伸到17世紀的歐洲去篡改文本？又怎么可能在兩百年前就預埋這么一份手稿？所以，這份資料的真實性是非常高的，它是一個完美的證據閉環。

四川鳳凰山，張獻忠被豪格部射殺處（今圭峰禪院）｜來源：楊牧樵 攝

學人：您提到傳教士雖然立場相對客觀，但也會有他們的局限性？

侯楊方：肯定有。傳教士畢竟是來傳教的，他們往往會把一切幸存都歸結為“天主的保佑”，這是他們的“濾鏡”。而且晚清以來的傳教士，為了向教會要經費，有時候會夸大自己的傳教成果，比如吹噓“康熙皇帝馬上就要受洗了”之類的。但在記錄戰爭過程、行軍路線、具體日期這些硬性情報上，他們的準確度就像那個時代的“戰地記者”或“情報員”，比只知道寫道德文章的中國文人要靠譜得多。我常說“只有兩種資料最可靠：軍事地圖和間諜報告”，朝鮮世子和傳教士們的記錄其實就都屬于這兩類。

02

地理是人類文明的底線，也是檢驗歷史真實性的硬指標

學人：您從歷史轉向經濟學統計，又回到歷史地理，并建設了《清朝地理信息系統》（QINGGIS)，并正在編撰六卷本《清朝地圖集》（已經出版兩卷）。在您看來，從宏觀變量切入歷史，與傳統史學從具體史料出發，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侯楊方：這要從我小時候說起。其實我從小學四年級開始就閱讀了大量的書籍，當時“80年代”重新出版和引進的經典，我特別喜歡歷史和地理，也深受“科學哲學”的影響，這個興趣從來沒變過。高二那年，看了朱維錚的《走出中世紀》，于是我毫不猶豫地報考了復旦歷史系。

但進去之后，尤其是大一大二的時候，我感到非常失望。因為知識斷層，有些課程的教學水平不比今日，其實就是照本宣科。我覺得歷史系給我的訓練，甚至還不如我初中、高中時自學的東西多。為什么？因為我小時候就讀過美國的一套歷史教科書海斯等人合著的《世界史》，那是給干部學習用的，是當時的黑白大字版。那里面圖文并茂，視野開闊。相比之下，大學課堂上的某些內容讓我覺得不僅沒進步，反而在退步。我覺得在這樣的體系里，我滿足不了對知識的渴求。

我本科讀歷史時，覺得傳統史學有點像“文本的內循環”，互相引證，跳不出那個圈子。后來我做人口研究，處理了明清微觀人口數據，閱讀處理了清朝官方檔案記錄的“人丁”和“民數”數據，我發現傳統的史料記錄充滿了水分和謊言，遮蔽了歷史的復雜性。

我翻閱了“兩岸三地”海量的清宮和內閣檔案，發現清朝人自己對“省”這個概念都是隨意使用的，甚至出現了“西安省”和“蘇州省”，根本不像現代人想象的那樣有標準化的行政區劃。如果只看《大清會典》或者《清實錄》《大清一統志》這些頂層設計的書，我們看到的是一個整齊劃一的假象。只有通過底層數據的清洗和GIS的復原，配合地形地貌（DEM數據），才能發現真實的行政邊界是沿著山脊和河流劃分的，才能還原那個雖不標準但鮮活運行的復雜帝國。這就是走出文本，用數據和地理邏輯去檢驗歷史。

2014年第一次登坎達爾山口

學人：所以，搭建地理系統的過程，實際上是一個用地理邏輯去“拷問”歷史文本的過程？

侯楊方：完全正確。GIS不僅僅是一個畫圖工具，它是一種多維的思維方式。它強迫研究者把歷史事件（時間）、人物活動（空間）和自然環境（地形）疊加在一起。在這個三維甚至四維的空間里，很多文本中無法察覺的謬誤（比如錯誤的路線、虛假的行政區）就會自動顯形。這就是為什么我說，地理是人類文明的底線，也是檢驗歷史真實性的硬指標。

03

萬里絲路：祛除浪漫化的想象，能見到文明壯麗的真實

學人：除了量化與模型，您也強調實地考察。在幾十次重走絲綢之路的過程中，您覺得“親臨其境”最容易修正哪些誤解？

侯楊方：最大的誤解就是把絲綢之路“浪漫化”。現在所有的宣傳片都是駱駝隊走在高大的沙丘脊線上，背景是夕陽，這在現實中是絕對的自殺行為。沙漠里地表溫度七八十度，沒有水，駱駝和人走沙丘脊線，很快就會脫水而死。

真實的絲綢之路，一定是沿著水源、綠洲和河谷行進的，那是當時當地人常走的“國道”，是最安全、最好走的通過路線，絕不是去探險。我實地考察時，必須把路線和地形圖匹配，凡是畫在沙漠腹地的路線圖都是假象。回歸常識、回歸地理環境，我們就會發現絲綢之路是一條務實的生存和貿易線，是最保險而非追求奇絕景色的行程，而不是文人墨客筆下的浪漫詩篇。

學人：既然現在的絲路旅游很多已經被過度商業化或浪漫化了，那么作為一名已經實地考察過十幾年，并且擔任過游學顧問的資深學者，如果您要推薦幾個真正能幫助我們理解絲綢之路運作且具有極高歷史價值的地方，您會推薦哪里？

侯楊方：如果要選最容易到達且在我看來最有意義的區域，我主要推薦三個地方。

第一個是帕米爾高原。它主要位于中國邊境的西側，也就是塔吉克斯坦境內，但也有一小部分在中國境內。這里的景觀非常壯麗。對于普通旅行者來說，中國境內的部分非常容易到達，配套也越來越好；境外的部分雖然稍微困難一點，但也完全可以去。這里是絲綢之路的“結”，是萬山之祖，那個地理體量感是非常震撼的。

第二個是中亞的“河中地區”。 也就是中國古書里說的撒馬爾罕、布哈拉這一帶。這里是絲綢之路的心臟地帶，歷史上的粟特人就是從這里出發做生意的。這塊區域非常值得去，而且現在的政策很友好，中國游客免簽，交通也比以前方便多了。

學人：除了這兩個傳統的絲路重鎮，您好像對西亞地區也有特別的偏愛？

侯楊方：對，第三個我強烈推薦的就是土耳其，尤其是安納托利亞高原。這是我個人目前最關注的區域。為什么？因為從宏觀歷史來看，它是突厥語族從這一帶（中亞）向西遷徙的終點——從塞爾柱到奧斯曼帝國，他們最終在這里落腳。同時，這里又是東羅馬帝國（拜占庭）的核心疆域，在這里能看到人類文明最豐富、最精彩的層累。

學人：土耳其很大，如果是去考察歷史，您具體的路線建議是什么？

侯楊方：我自己去過七八趟土耳其，每次都想一去再去，因為看不完。如果你喜歡古典文明，我推薦走地中海和愛琴海沿岸的“利西亞地區”（Lycia），順著安塔利亞（Antalya）這條線走。這里不是只有陽光沙灘，這里是世界上關于古希臘、古羅馬城堡和遺跡保留最密集的地區。注意，最密集的羅馬遺跡其實不在現在的羅馬或希臘，而是在土耳其的這一側海岸線上。那里曾經是文明沖突和融合最激烈的地方，希臘、波斯、羅馬、尼西亞等勢力的拉鋸留下了大量的歷史現場，非常震撼，完全出乎很多人的意料。

今年夏天我們準備去土耳其東部。那里發現了哥貝克力石陣（G?bekli Tepe），這是12000年前的遺址。這直接沖擊了我們的歷史認知——人類最早的文明可能比我們熟知的兩河流域文明還要早。所以說，旅行不僅僅是看風景，更是去現場驗證和更新我們的知識庫。

侯楊方初見1400年前玄奘在此休憩的大楊樹（2013年4月17日）

學人：現在的絲綢之路旅游開發非常熱，您在書里和考察中都提到過一個具體的案例，就是“見證玄奘取經的大楊樹”。這個地標在這些年里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您能以此為例，談談目前歷史遺跡保護和開發之間存在的張力嗎？

侯楊方：這個案例非常典型，它集中體現了我們現在對“保護”的誤解。這棵樹我是2013年4月考察時發現的，當時估計樹齡是3000年左右。去年當地政府測了一次，結果是3650年，比我們估計的還要古老。但我最近幾年再去，發現它的環境發生了劇烈的、人為的改變。

首先是生態環境的改變。這棵樹本來是長在河谷里的，可以說是在水里泡著長了三千多年都沒事。結果為了所謂的“保護”，當地把河流給改道了，讓水繞過它流走。這完全違背了它的自然生長環境，樹的生態系統立刻就被破壞了。

學人：除了生態環境的改變，在景觀呈現上有什么讓您覺得不妥的地方嗎？

侯楊方：景觀上的破壞更嚴重，簡直是違背常識和審美。去年我去看的時候，發現他們圍著樹建了一個大平臺，透氣性就沒了，這對古樹是致命的。更糟糕的是，他們還弄了一個“寶鼎”放在那里，樹枝上掛滿了紅布條。

這存在巨大的問題。首先是違背了當地的文化風貌。這棵樹生長在塔吉克族聚居區，塔吉克人的文化里根本沒有“寶鼎”這種東西，也沒有掛紅布條的習俗。硬生生弄一個漢文化色彩濃厚的“寶鼎”放在那里，這就叫“違和”。它不僅破壞了當地原本的自然風貌，也破壞了歷史的真實感。它本來是自由地生長在河谷中的，現在變成了一個被人工設施禁錮的盆景。

學人：這種現象似乎不只在那一棵樹上發生？我們在很多景區都能看到類似的情況。

侯楊方：對，這是一種通病。

還有一種我稱之為“低端”的操作，比如把本來開闊的自然景觀，像境內帕米爾的兩個湖，以前在公路上就能看到，非要建一道圍墻把它擋住。為什么？就是為了讓游客買票進去看。甚至為了收門票，強行把路改道。這種把自然景觀圈起來，甚至為了商業利益破壞原生景觀的做法，根本不叫保護，這是最低級的開發。

真正地保護，最重要的原則是注重當地的自然風貌。不要隨意去改動山水格局，不要強行植入不屬于那個地域文化的現代建筑。保護不是把它“套起來”或者“圈起來”，而是應該尊重它在歷史長河中形成的那個自然狀態。

侯楊方在齊奇克里克山口考察

04

AI時代，學者應該致力于提供審美價值和智力愉悅

學人：在AI技術日益強大的今天，傳統的史料整理工作似乎面臨挑戰。您認為學者在未來應該扮演怎樣的角色？歷史學乃至人文學科的方法論與學風需要進行哪些更新和轉變？

侯楊方：傳統做學術，往往陷入一種“文獻的內循環”。也就是在古書里找證據證明古書，在概念里堆砌概念。但在AI時代，這種做法毫無意義。我認為，一個對當下的現實世界認知一塌糊涂、對未來趨勢判斷屢屢出錯的人，絕不可能洞察幾百上千年的歷史真相。如果學者的研究只是整理文獻、考據一個只有幾個人關心的生僻字，或者搞“文獻的內循環”，那AI分分鐘就能取代我們，而且做得更好。在AI時代，學者必須提供AI提供不了的東西。

首先是基于常識、邏輯和人性的深刻判斷力。AI能處理海量數據，但它很難像人一樣去理解一個饑餓的流民或者一個草原獵人的生存本能。其次，學者要提供具有審美價值和智力愉悅感的產品。學者的研究要能打動那些受過良好教育和豐富生活工作經驗的現代人，讓他們感到認知上的提升和邏輯上的通透。知識分子要“開啟民智”，首先要求學者自己的“智”得在線，不能智商比自己的受眾還低，那樣就成了笑話。現在很多學院派知識分子，生活在概念的溫室里，對真實世界的運行邏輯一無所知，反而是那些在商場、職場摸爬滾打的人更懂人性。用“明亡清興”的語境來說，后者更像皇太極和多爾袞，是白山黑水間求生的機敏獵人，那么學者自然不能做四書五經喂大，從來沒出過北京城的崇禎皇帝，你的講述和作品不能獲得前者的良性反饋，只能是一種圈內的自娛自樂。人文學科的使命是用高維度的認知去打通現實與歷史，而不是用低維度的教條去說教。

歷史研究必須接受現實和未來的檢驗。一個連當下的國際局勢，比如俄烏戰爭、美國大選都看得荒腔走板、分析得邏輯混亂的學者，我絕不相信他能看懂幾百年前復雜的歷史。因為人性是不變的，底層邏輯是通用的。只有能解釋現實、預判未來的歷史認知，才是真正有價值的認知。這才是學者在AI時代安身立命的根本。我的核心觀點就是：歷史不能僅靠歷史本身來檢驗，歷史需要未來和現實來檢驗。

最后，我認為學者應該提供具有審美價值和智力愉悅感的產品。 在未來，受眾為什么要消費包括書籍和課程在內的知識？不是為了考據一個生僻字，而是為了獲得一種智力上的愉悅和審美上的享受。學者的研究必須像藝術品一樣，邏輯通透、敘事優美、洞察深刻，能給讀者的精神世界帶來高質量的滿足感。如果做不到這一點，人文學科就真的沒有存在的必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