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少安：中國大量南方官員調動北方，背后有什么深意？

2024年11月11日，立冬剛過沒幾天，濟南的風已經透著涼意了。

62歲的黃少安就在這一天悄沒聲兒地走了。

直到轉過年來的4月，山東福壽園才辦了一場追思會，現場也沒搞多大排場。

比起他頭上頂著的“長江學者”這類晃眼的名頭，他留下的那個關于中國官場調動的發現，才真叫一個驚心動魄。

誰能想到，這看似平常的人事調動背后，竟是為了填補一個高達33.6萬億的經濟大窟窿。

咱們今天不聊那些枯燥的論文，就聊聊黃少安眼里的這個“局”。

說起來，黃少安這人特有意思。

1962年生在湖南邵陽，那是吃辣椒不要命的地方，骨子里帶著南方人的精明和狠勁。

可他這一輩子，從1987年碩士畢業跑到濟南，再到后來執掌山東大學經濟研究院，大半個身子都埋在了北方的土里。

這種“身在曹營心在漢”的經歷，讓他看問題特別毒。

他太清楚南方那種“法無禁止即可為”的野路子，也太懂北方“沒有紅頭文件不敢動”的死規矩。

在他看來，2008年簡直就是個分水嶺。

那年金融危機一來，原本大家以為差不多的南北經濟，咔嚓一下就裂開了。

危機前，大家都覺得無非是南方人愛吃米、北方人愛吃面的事兒。

可危機一過，南方靠著輕工業船小好調頭，嗖的一下就轉型了；北方呢，背著沉重的重工業包袱，像個轉身困難的老大爺，這一慢，就再也沒追上。

黃少安當年算過一筆細賬，看得人直冒冷汗。

2007年那會兒，南方經濟總量也就比北方多出個4.1萬億元，那時候咬咬牙還能追。

結果到了2021年，你猜怎么著？

這個數字直接飆到了33.6萬億元！

北方經濟占比更是慘，從42.8%一路跌到了35.2%。

這哪是差距啊，簡直就是斷崖。

面對這爛攤子，咋整？

國家也不是沒試過辦法，給錢、給政策、搞項目，能用的招都用了，這就跟給重病號喝參湯似的，補是補了，可病根兒沒除啊。

這時候，黃少安在一堆故紙堆里，居然翻出了老祖宗留下的一個方子——“異地任職”。

從秦始皇那是起，咱們這就定了個死規矩：當官的不能在老家待著，得流動。

以前這招是為了防造反，怕地方坐大。

但黃少安發現，現在的這波“南官北調”，味道全變了。

這不僅僅是換個領導的事兒，這是在給北方官場進行“大腦移植”。

你想啊，那些從江浙滬、珠三角調過來的干部，那是見過大世面的。

在他們腦子里，政府就是給企業端茶倒水的服務員，遇到事兒先問市場答不答應。

而北方很多地方呢？

受儒家那套等級觀念影響太深，遇到事兒第一反應是找市長，而不是找市場。

這種觀念上的鴻溝，比缺錢更要命，錢沒了能賺，腦子沒換過來，給座金山也得敗光。

黃少安這人搞研究那是真下功夫，不玩虛的。

他和團隊把歷年的數據拉出來一跑，結果神了：凡是調來了有南方背景官員的北方城市，沒過幾年，當地的GDP增速噌噌往上漲，搞創新的路子也野了。

像2010年代那會兒，福建的干部去遼寧，江蘇的干部進陜西，帶過去的根本不是什么資金，而是那一套“怎么給企業松綁”的南方經驗。

這招叫啥？

這叫低成本、高效率的“技術扶貧”。

更絕的是，他在去世前兩年的講座里，一針見血地提到了“創新異質性”。

說白了就是，北方很多地方搞創新就是喊口號，還在吃老本。

這時候把南方官員調過去，就是強行打破這種慣性，像2020年廣州干部去內蒙古、深圳干部去天津，這不就是把特區那種敢闖敢試的基因，硬生生打進北方的血管里嗎？

直到2024年11月人走之前，黃少安還在盯著普華永道3535論壇，還在琢磨這些官員流動的道道。

他這輩子，好像就在為這南北差距操心。

他心里跟明鏡似的：中國太大了，要是任由這一南一北兩個輪子轉速不一樣，遲早得翻車。

上面要的不僅僅是GDP的好看，更是整個國家得步調一致。

如今再看，到了2025年，北方有些地方的數據確實開始回暖了。

這背后，沒準兒真讓黃少安給說中了。

那些被“南風”吹過的北方土地，正在慢慢解凍。

這位吃著湖南辣椒、喝著趵突泉水的學者，用一輩子的研究給咱們提了個醒：在這盤大棋里，沒有一顆棋子是瞎走的。

黃少安走了，但他看透的那個規律，依然在左右著這片土地的每一次呼吸。

參考資料：

黃少安等，《制度經濟學研究》，經濟科學出版社，2022年。

山東大學經濟研究院，《黃少安教授生平簡介》，2024年。

第一財經日報，《南北經濟差距拉大的深層邏輯》，202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