釘在恥辱柱上！國家文物局出手，這三個跳梁小丑，徹底涼涼

編輯：風風木木

前言

1959年龐萊臣家族把137件書畫無償交給了南京博物院，里面最打眼的就是仇英的《江南春》長卷。結果讓人沒想到的是，現在竟然在拍賣會上見到了這幅《江南春》，他們是怎么把畫弄出去的？

先把真畫說成假貨：鑒定這關被人當成“開閘口”

國寶要想從博物館出去，第一步得把“身份”弄沒，南博當年給龐萊臣家捐的書畫搞了個所謂鑒定小組，操作簡單粗暴：不做檢測，不講證據，靠幾個人一張嘴就能定生死。

更讓人無語的是，這幾個人的專業還不對口，一個是征集員，履歷里找不到像樣的書畫鑒定資質，另外兩位分別看玉器、看瓷器。

讓看玉的、看瓷的去判書畫真假，這事放到哪兒都站不住，他們也沒走什么科學流程，什么顏料成分、紙絹年代、筆觸細節，統統不碰，最后給出結論：龐家捐的很多珍品是“偽作”“次品”，可以當“處理品”處理。

更離譜的是，為了讓結論顯得權威，他們對外還吹出一套說辭：結論得到張珩、韓慎先、楊仁愷這些大專家認可，后來證明，這些專家壓根沒參與。

一張鑒定報告就能把國寶打成“處理貨”，這就等于把門鎖拆了，給后面的流轉鋪路，仇英《江南春》、趙光輔《雙馬圖》這些被點名的作品，在那套荒唐鑒定里從“國家收藏”變成“可賣的東西”。

事情到這一步，已經不是業務水平問題，是有人在用流程當掩護，把公共財產變成可操作的利益。

普通人最難接受的點就在這：捐贈本來是信任，是把家底交給國家保管，結果有人反手就用“鑒定”把信任打成廢紙。鑒定本來是保護文物的第一道門檻，反而成了放水的第一道口子。

再造一個“家屬”：假親戚成了最好擋箭牌

真畫變“處理品”后，還得解決一個麻煩：外界追問時怎么解釋？于是有人把主意打到“家屬同意”上，干脆造出一個“龐家后人”。

一個學的是生物、跟文博沒啥關系的女子徐鶯，被包裝成龐萊臣堂弟龐贊臣的外孫女。

聽著就怪，因為龐家拿出的《龐氏宗譜》顯示，龐萊臣根本沒有這個堂弟，但假身份照樣好用。

靠著這層關系，她后來還能進入南博龐家舊藏展的策展團隊，甚至以“家屬代表”身份在開幕式發言。

外人一看：哦，后人都認可，那這批東西怎么處理，大概是家務事，就這樣，最敏感的“來源合法性”被一張假臉遮住了。

直到2017年法院判決撤銷她的公證書，認定她捏造事實，這層皮才被撕下來，問題是，皮撕下來之前，很多環節已經走完，很多東西也可能已經散出去了。

這套玩法其實很簡單：先把東西打成“次品”，再找個“家屬”站臺，就能把本該公開透明的公物處置，變成“你情我愿”的私事。

最惡心的地方在于，它專挑公眾最在意的那一點下手：捐贈人家屬有沒有同意。只要這個口子堵上，外界監督就會松。

這也說明，文物保護里最怕的不是一兩個人膽大，是一整套“假流程+假身份+真利益”能長期運轉。

只要有人在關鍵節點上動手腳，文物就可能在文件堆里消失，等再出現時已經掛上天價標簽，變成誰都摸不清的“合法藏品”。

“左手出庫右手進店”：一人兩頂帽子把文物轉成錢

這條鏈條里繞不開徐湖平，他在南博當了二十多年領導，最關鍵的操作是“左手倒右手”。他一邊是南京博物院的負責人，掌握庫房、調撥、審批，另一邊又是江蘇省文物總店的法人。

文物從博物館出去，進商店柜臺，等于從公家口袋挪到另一個自己能掌控的口袋。

早在1997年他還是副院長時，就動過更敏感的東西：朝天宮庫房里那2211箱故宮南遷文物，按規矩，沒有國家文物局批準誰都不能亂動。

可他敢拆封條、敢簽字調撥，流程一旦被他打通，后面的文物流轉就有了“紙面手續”。

仇英《江南春》就是這么出去的：流到文物總店后，又被陸挺買走，發票連姓名都不敢寫，只寫“顧客”。

這種遮遮掩掩，本身就說明心虛，后來畫在市場里轉來轉去，到2025年被送上拍賣臺，價格翻到上萬倍。

其實早有人不服，南博內部多名職工聯名舉報過，沒掀翻，直到2025年，干了42年的老員工郭禮典實名發，把調撥單、審批條、工作日志這些硬證據拿出來，才把事頂到臺面上。

國家文物局聯合江蘇省委省政府調查組進駐，徐湖平被問詢，龐家后人去庫房對清單，發現多件書畫已經不見。

這次能推動下去，靠的不是傳言，是證據，紙上的簽名、單據的鏈條，比任何解釋都硬。

也正因為影響太惡劣，后面制度補洞的動作才更快：新修訂《文物保護法》實施，把公職人員倒賣文物的代價抬高到刑責層面，鑒定也在走向更規范的隨機抽取、交叉復核、儀器檢測、全流程留痕，讓“幾個人一張嘴”越來越難。

結語

《江南春》被撤拍了，傷口還在：文物一旦被人鉆空子，流失速度能快到嚇人。

好消息是，這次有人把證據端出來，調查也動起來了，規則正在補，對那些把手伸向國寶的人來說，今天再想靠流程作假、靠身份遮掩來發財，結局大概率不是暴富，是上法庭。

信源：

界面新聞

澎湃新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