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廳里很安靜,只有射燈打在相紙上的“嗡嗡”聲。意大利,米蘭,觀眾在一幅大幅照片前停下腳步,畫面上,云臺山的溪水在巖石間蜿蜒,水光被拉成一道道銀色細線,像一束束流動的光。照片下方的說明寫著:《真水無香》,作者:秦玉海。
站在人群后面的秦玉海,嘴角壓著笑意。他穿一身剪裁合體的深色西裝,指尖下意識摩挲著掛在胸前的相機,那是一臺哈蘇,價值幾十萬,由河南云臺山景區用公款購置。
那一刻,他覺得自己離“藝術家”這個詞很近。
他在作品序言里寫過一句話:“修美于內,斂性于心。”很多人把這句話當成他的藝術宣言。只有他自己知道,在鏡頭之外,還有另一套完全不同的邏輯:
“鏡頭能裝下云臺山的風景,也能裝下權力帶來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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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玉海調任焦作市委書記,第一次登上云臺山時,他站在山崖邊,風從峽谷里吹上來,帶著水汽和涼意。有人遞給他一臺相機:“秦書記,給您拍張照?”
他擺擺手:“我自己來。”
那天,他拍了很多張。
回去之后,他把照片拿給身邊人看:“你看,這地方,宣傳好了,就是塊寶地。”
最初,攝影確實是“工作的一部分”。焦作需要一個新的經濟增長點,云臺山需要一個被看見的機會。
秦玉海帶著相機上山,拍云海、拍瀑布、拍紅葉,照片出現在宣傳冊、海報、網站上,云臺山的名氣一點點漲起來。
“我是在為云臺山做宣傳。”他這樣對別人說,也這樣對自己說。
但隨著職務一步步升到河南省副省長、省人大常委會副主任,他對“宣傳”的理解,悄悄變了味。
他開始頻繁出現在各種攝影活動上。講座、論壇、影展,只要有“攝影”兩個字,他都愿意去。他的名片上,除了行政職務,又多了一行:中國攝影家協會理事、河南省攝影家協會名譽主席。
有一次,他在接受采訪時說:“官當得再大,退休了也就那樣。藝術是永恒的,能讓人名垂青史。”
這句話,后來被辦案人員反復提起;他們認為,這是秦玉海心態變化的關鍵節點:他不再滿足于“政績”,而是開始追逐“名聲”。
“攝影窮三代,單反毀一生。”這是民間對攝影燒錢的調侃。
秦玉海從不缺錢。
2004年,云臺山景區還在起步階段,資金緊張。秦玉海找到景區負責人,說:“我們要提升云臺山的形象,得有好的設備。”
很快,一份采購清單擺在了桌上:哈蘇、林好夫等世界名牌相機,機身、鏡頭、配件,一整套下來就是幾十萬。
景區財務人員算了一筆賬:這些設備的價格,相當于當時景區好幾個月的門票收入。
但秦玉海的態度很堅決:“這是為了宣傳,為了云臺山。”
2004年至2012年,云臺山景區先后動用公款100多萬元,購置了24件高檔攝影器材,全部交由秦玉海使用
這些相機,很少出現在普通工作人員手里,大多時間,安靜地躺在秦玉海的辦公室或住所的柜子里。
景區員工回憶:“秦書記上山拍照,我們用的是普通相機,他用的是哈蘇。”
攝影器材只是第一步。接下來,是畫冊、掛歷、展覽。
2010年至2014年,云臺山景區按照秦玉海的要求,先后花費166萬元購買他的攝影作品集《真水》,14.5萬元印制他的作品掛歷,33萬余元用于沖洗、裝裱他的照片。
有一次,云臺山要在韓國辦展,本來方案里只有景區風光片。秦玉海看到后,提出要增加一個“個人作品展”。主辦方提醒:費用會大幅增加。秦玉海說:“沒問題,景區出。”
最終,這場展覽花了74萬余元,全部由云臺山埋單。
展廳里,一邊是云臺山的風光,另一邊是“秦玉海作品”。
在他的要求下,景區還專門為他修建了一座“攝影藝術館”。館里掛著他的作品,墻上印著他的名字。
開館那天,他站在自己的照片前,對前來參觀的人說:“我要把云臺山的美,推向世界。”
云臺山的山路,秦玉海走得比誰都熟。
每一次上山,都像一場精心安排的“攝影之旅”。前有景區工作車輛開道,后有隨行人員、攝影愛好者簇擁。
云臺山莊的經理記得很清楚:“秦書記一來,我們就要提前準備最好的房間、最好的飯菜。”
吃飯,按“貴賓標準”;住宿,按“領導標準”;用車,按“公務標準”。但實際上,這一切都圍繞著他的一個愛好——攝影。
2013年1月,中央八項規定已經出臺,各地都在壓縮“三公消費”。有人提醒秦玉海:“現在風聲緊,上山拍照是不是低調一點?”
他擺擺手:“我這是工作,是為了宣傳云臺山。”
2013年1月至2014年7月,他仍然39次上云臺山攝影。每一次,都有景區人員陪同,吃飯、住宿、用車,全部走公款報銷。
更夸張的是,有一次,他為了拍攝天鵝,竟動用了警用直升機。
那天,他提出要從空中拍濕地的天鵝。當地公安部門安排了直升機。螺旋槳卷起的巨大氣流,把整片濕地的鳥群驚得四散而飛。等他按下快門時,畫面里只剩下幾片羽毛和一片被攪亂的水面。
有人后來評價:“他不是在拍鳥,是在用權力給自己的鏡頭找角度。”
秦玉海的鏡頭,很快吸引了另一種人——商人。
北京一家影像公司的老板曹某,是最早盯上他的人之一。
曹某常掛在嘴邊的一句話是:“不怕領導講原則,就怕領導沒愛好。”
當他得知秦玉海癡迷攝影后,立刻意識到這是一個“機會”。
2012年至2014年,曹某先后投入580多萬元,為秦玉海做了三件事:
第一,出版畫冊。他組織團隊,把秦玉海的作品重新挑選、編排,設計成一本精美的畫冊,送到各地畫廊、書店。
第二,拍攝紀錄片。他找人拍了一部名為《一個攝影師和一座山》的紀錄片,主角是秦玉海,背景是云臺山。片子在一些電視臺和網絡平臺播出,秦玉海的名字和“云臺山”牢牢綁在一起。
第三,辦國際展覽。他利用自己的人脈,把秦玉海的作品送進意大利、法國、英國的一些展廳。對一個地方官員來說,這是難得的“國際曝光”。
曹某做這些,不是為了“藝術”。
他心里很清楚:秦玉海的作品,在專業圈子里頂多算“二流”;但在云臺山,在河南,他的名字后面,是可以簽批項目、可以打招呼、可以影響資金流向的權力。
作為回報,秦玉海向云臺山景區“推薦”了曹某的公司。很快,曹某拿到了北京、南京、上海等城市地鐵里的云臺山廣告業務。不僅如此,秦玉海還幫忙提高了廣告費標準。
審計結果顯示,曹某通過這些業務獲利7685.5萬元,利潤率高達76%。
“他給我藝術,我給他市場。”這是曹某的算盤。
在秦玉海的“攝影圈”里,有一個名字繞不過去——河南商人李某。
李某原本和攝影沒什么關系,他更關心的是房地產、工程、土地。但當他發現秦玉海對攝影的癡迷后,迅速給自己貼上了一個新標簽:“攝影愛好者”。
他開始頻繁出現在秦玉海的攝影活動上,幫他張羅場地、聯系媒體、安排飯局。只要是和“秦玉海攝影”有關的事,他都愿意出錢出力。
有一段時間,李某牽涉進一起涉黑案件,名聲很差。有人勸秦玉海:“這種人,少來往。”秦玉海嘴上答應,心里卻另有盤算。
后來,李某找到他,說可以幫他在國外辦一個個人攝影展。秦玉海猶豫了一下,還是點頭了。
“我知道他有問題,但我覺得,只要他能幫我把展辦成,別的都無所謂。”他在懺悔錄里這樣寫道。
在他眼里,藝術的“光環”,比是非對錯更重要。
在很長一段時間里,秦玉海把自己塑造成了一個“兩副面孔”的人。
公開場合,他是“務實的領導”“有情懷的藝術家”。他在會上談“廉政”“紀律”,在畫冊序言里寫“杜絕爾虞我詐”“修美于內”。
私下里,他卻把云臺山當成了自己的“私人領地”。
他不分管旅游,卻牢牢掌控著云臺山的人事和財務。
景區門票漲價,要先征求他的意見;重要崗位的干部,要經過他點頭;誰不聽話,就會被調走、被邊緣化。
有景區干部回憶:“秦書記常說,云臺山是他的‘心血’。但我們都知道,云臺山也是他的‘提款機’。”
截至案發,秦玉海利用職務便利,收受各類賄賂近3000萬元。這些錢,有的來自房地產商,有的來自廣告公司,有的來自工程老板,每一筆都和他的“藝術活動”或“宣傳工作”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
他始終強調:“我是在為云臺山服務。”
但景區多年的游客調查顯示,通過攝影圖片了解云臺山的游客,只占10%左右。
“所謂‘宣傳’,更多是他給自己臉上貼金。”一位熟悉情況的干部說。
2014年,中央紀委發布消息:河南省人大常委會原副主任秦玉海涉嫌嚴重違紀,接受組織調查。
消息一出,很多人第一反應是:“他不是那個拍云臺山的攝影家嗎?”
很快,調查結果給出了答案。
在他的辦公室和住所,辦案人員搜出了大量攝影器材、畫冊、照片。那些曾經被掛在展廳里的作品,如今被攤在桌上,一張一張翻看。
“鏡頭是干凈的,拿鏡頭的人不干凈。”有辦案人員這樣評價。
2015年,秦玉海被開除黨籍、公職。隨后,他因受賄罪被判刑。
法院認定,他利用職務便利,為他人謀取利益,收受財物數額特別巨大,其行為已構成受賄罪。
曾經掛在各大城市地鐵里的《真水無香》,被陸續撤下。那些印有他名字的畫冊,從書店的顯眼位置,被挪到了角落。
有人去云臺山旅游,在景區商店里翻到一本舊畫冊,封面還是《真水》,價格已經從幾十元降到了幾元。老板說:“以前是‘領導作品’,現在沒人認了。”
在監獄里,秦玉海有了大把時間看自己的照片。
他對著那些曾經讓他得意的作品,沉默了很久。
“我一直以為,鏡頭能幫我留下永恒。”他在懺悔錄里寫道,“沒想到,最后留下的,是我的罪證。”
他說,自己最對不起的,是云臺山。
“云臺山的風景是真的,我拍的照片也是真的。但我利用云臺山做了很多不該做的事,這是假的。”
鏡頭本來是用來記錄真實的。他卻用它,記錄了自己的欲望和特權。
在他之后,很多地方開始對領導干部的“藝術愛好”建立清單,對“以藝術為名的公款消費”“以宣傳為名的個人撈名”進行清理。有人說,這是“亡羊補牢”;也有人說,這是用一個人的教訓,提醒更多人:
愛好本身沒有錯,錯的是把愛好當成權力尋租的遮羞布;藝術本身沒有罪,罪的是用藝術包裝貪欲。
《真水無香》的本意,是“真水本無香,至味在其中”。秦玉海曾經想用這個名字,表達一種“返璞歸真”的境界。
但在他的故事里,“真水”變成了“渾水”,“無香”變成了“惡臭”。
當燈光從展廳的照片上移開,剩下的,是一個被權力和欲望扭曲的靈魂。
鏡頭可以關掉,權力卻不能關在籠子之外。
這,才是秦玉海案真正留給后人的警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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