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博物院《江南春》謎案：從6800元到8800萬元

一幅“江南春”古畫把南京博物院被推上風口浪尖，《江南春》謎案：從6800元到8800萬元！

2025年5月，一幅名為《江南春》的古畫現身北京拍賣預展，估價高達8800萬元。它本是1959年龐萊臣后人無償捐給南京博物院的藏品之一，捐贈時明確要求“永久保存、公益展示”。如今卻成了私人拍品，引發公眾嘩然。

這件事表面看是一樁文物歸屬爭議，實則暴露出公共文化機構在制度、責任與信任層面的深層裂痕。

事情要從1959年說起。當時，民國著名收藏家龐萊臣的后人將137件珍貴書畫無償捐贈給南京博物院，其中就包括這幅《江南春》。捐贈不是普通饋贈，而是一種近乎神圣的托付——放棄巨額財富，只為讓國寶歸公、供全民共享。這種行為，在那個百廢待興的年代尤為珍貴。

然而，僅僅兩年后，博物院組織專家鑒定，稱包括《江南春》在內的5件作品為“偽作”。1997年，這幅“假畫”被“調劑”出庫，轉入江蘇省文物總店；2001年，以6800元售出。今年，它卻被當代權威專家重新認定為真跡，估價飆升至近1.3萬倍。

南京博物院堅稱流程“合規”：六十年代技術有限，誤判難免；九十年代“以文養文”政策下，處置“無價值”仿品屬常規操作；2001年出售也符合當時法規。每一步都有依據，無人違規。

但問題恰恰出在這里——當“合規”成為唯一標準，責任與道義就被悄然架空。正如孟德斯鳩所言：“一切有權力的人都容易濫用權力。”鑒定權、處置權若缺乏透明監督與糾錯機制，再“合法”的程序也可能釀成文化悲劇。

更令人不安的是，整個過程中，龐家后人從未被通知。即便當年認定為仿品，按常理也應告知捐贈方，由其決定是否收回。畢竟，許多古代仿作本身也具極高藝術與歷史價值。可博物院單方面處理，等于切斷了捐贈者與文物之間的精神紐帶。

這種做法，傷害的不只是一個家族的感情，更是公眾對博物館這一文化圣殿的信任。博物館不是倉庫，而是文明的守夜人。人們之所以愿意把傳家寶捐出來，是因為相信國家會比私人更珍視、更妥善地守護它們。一旦這份信任動搖，未來誰還敢捐？

回溯龐氏捐贈的歷史背景，更能體會其分量之重。龐萊臣是近代中國最重要的書畫收藏家之一，其“虛齋”藏品冠絕江南。1950年代，國家正籌建各大博物館，急需充實館藏，而龐家在短短數年內分批捐出數百件珍品，幾乎掏空了家族幾代積累。這種舉動，既是對新中國的認同，也是對文化傳承的深切責任感。因此，當《江南春》以“偽作”名義被低價轉賣，且家屬毫不知情時，不僅是對一件藝術品歸屬的爭議，更是對一段歷史承諾的漠視。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1997年“調劑”文物時，國內藝術品市場已初現繁榮，6800元雖在當時不算小數目，但對比今日估值，顯然存在巨大認知落差。若博物院當時能多一分審慎，哪怕只是留檔備查或征詢捐贈方意見，或許就不會釀成今日的信任危機。

事實上，《江南春》并非孤例。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大量民間藏家響應號召，將珍藏無償捐獻給國家。他們不圖回報，只求國寶得安、文化得續?？捎捎诋敃r鑒定技術落后、管理制度粗疏，不少真跡可能被誤判為贗品，悄然流入市場。更有甚者，在特殊年代，部分文物甚至因政治原因被銷毀或散佚。

據公開資料，抗戰時期故宮南遷的一萬三千箱文物中，仍有相當數量深藏于南京博物院等機構庫房，長期未系統整理或公開展出。公眾多次呼吁“讓國寶回家”，這里的“家”，不是某個庫房，而是公共視野。

值得肯定的是，今天的文物管理制度已大為完善?！段奈锉Ｗo法》明確規定，接收捐贈須嚴格鑒定，若為仿品應如實告知并尊重捐贈者意愿。但歷史遺留問題如何解決？那些被“合規”處置的文物，能否啟動追溯機制？是否應建立專項調查，厘清真相、修復信任？

龐家后人表示，當年捐贈的畫作上有家族特有印記。只要現任藏家同意查驗，真偽立辨。我們期待真相浮出水面，但更希望此事成為制度反思的契機。

英國詩人約翰·多恩曾寫道：“沒有人是一座孤島。”文化遺產亦如此。它的存續，依賴捐贈者的赤誠、博物館的擔當、政府的監管，以及公眾的監督。四者缺一，信任之鏈就會斷裂。

《江南春》的漂流，不該止于一場拍賣鬧劇。它應是一記警鐘：文物最終的歸宿，不在庫房，不在展柜，而在人心——在人們對文化尊嚴的共識里，在對公共信任的堅守中。

制度可以補漏洞，法律可以設邊界，但唯有敬畏與真誠，才能守住文明的火種。否則，今天流失的是一幅《江南春》，明天可能就是整個民族記憶的碎片。

我們不能再讓“合規”成為冷漠的借口，更不能讓無私的捐贈，變成一場心寒的笑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