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全公開可移動文物完整信息，是防止各地博物館管理亂象、大量珍貴文物被調包和外流的唯一途徑

一套長期被默許的“黑箱操作”正在威脅中華民族的文化根基，唯有讓每一件國寶在陽光下接受全民注視，才能徹底斬斷伸向文物的黑手。

2025年的年末，南京博物院被推上輿論風口浪尖。收藏家龐萊臣1959年捐贈的137件珍貴書畫中，至少有5件“查無蹤跡”。其中明代畫家仇英的《江南春》卷在消失多年后，竟現身北京某拍賣行預展，估價高達8800萬元。

博物院給出的解釋是：這些作品早年曾被鑒定為“偽作”，于2001年以總計6800元的象征性價格處理。然而，這一處置既無完整檔案記錄，也從未通知捐贈者家屬。

01 失落的國寶

南京博物院的案例絕非孤例。近年來，多個國家級、省級博物館接連曝出藏品管理亂象。故宮博物院雖是中國文物保護的標桿，卻也難以完全置身事外。

2014年前后，著名收藏家張伯駒的女兒張傳彩公開提出質疑：1956年其父捐贈給故宮的部分宋元書畫手卷“查無下落”。故宮方面僅回應“正在整理檔案”，再無下文。2025年吳瀛家屬吳歡公開爆料，1955年吳瀛向故宮博物院無償捐贈文物241件，上世紀80年代清點僅余170余件，約60件無流轉記錄，至今未完成溯源與公示。

《商報》1927年2月14日第3版刊登新聞《故宮盜寶犯訊究中》

1956—1957年，劉軍山之子劉百訓將其父畢生搶救的碑帖2333件、古籍善本4955冊等捐給陜西省圖書館，石刻、陶器等276件捐給陜西歷史博物館。2007年家屬發現部分藏品被拍賣；2015年省圖清點碑帖僅存876件。四川省圖書館的情況同樣觸目驚心。1950年，藏書家嚴谷聲將家族兩代人積累的31萬余卷古籍捐贈給該館，其中珍本、孤本達5萬余卷。然而近年當研究者查詢時，館方竟表示“沒有這些藏書”，連目錄都找不到。

縣級國家文化機構同樣難以幸免。在湖北浠水縣，1981年，浠水籍畫家聞鈞天及其子聞立圣向家鄉捐贈國畫150幅。2011年曝光后核查：前館長周金林私藏其中114幅被查后被追回；24幅在更早館長任內被變賣無從得知其下落。

02 流轉暗處的捐贈珍品

中國博物館體系的建立與發展，離不開愛國收藏家的無私奉獻。新中國成立初期，百廢待興，國家文物保護力量薄弱，正是張伯駒、潘達于、鄭振鐸、周叔弢、錢鏡塘等一批收藏家，將個人珍藏無償捐獻國家，奠定了各大博物館的館藏基礎。

這些捐贈行為被傳為佳話，寫入了中國文物保護史。但鮮為人知的是，部分捐贈文物在進入博物館后，并未得到應有的珍視與保護，反而陷入了“捐贈即失聯”的怪圈。

更令人痛心的是，一些捐贈文物竟然出現在國內外拍賣市場。有捐贈者家屬發現，家中先輩捐贈的書畫，不久后便現身嘉德等拍賣公司的圖錄，其中不乏開國元勛的珍貴墨跡。若非中組部及時干預叫停，一場文化丑聞早已公之于眾。

河北省承德外八廟的文物盜賣案，是一起更為觸目驚心的系統性調包案。在1990年代至2002年的十多年間，外八廟管理處文物保管部主任李海濤，1993至2002年間，利用職權，調包、盜取館藏文物259件，倒賣152件，被稱為“建國以來最大的文物監守自盜案”，暴露了文物系統長期缺乏有效盤點與復核機制下的巨大黑洞。

安徽博物院亦曾曝出“青銅器調包”案。2010年前后安徽省博物館遷館期間，文物保管部副主任朱某將一件西周竊曲紋甬鐘以高仿贗品調包，后被破案追回懲處。此類案件顯示，專業性極高的青銅器領域，也未能幸免于“以假換真”的黑手。

03 流失海外的文化血脈

國內博物館管理亂象頻發，嚴重打擊了當代收藏家的捐贈信心。歷史上中國藏家將藏品出售而導致的文化遺產外流，曾經令國人揪心但尚屬情有可原：1929年徐則恂以34000兩白銀將東海藏書樓約40700冊古籍售予日本外務省對華文化事業部，后歸入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但是到了當代中國，如果出現國內藏家選擇將珍貴藏品捐贈給海外博物館，就不得不令人深思：這種因國內管理信任缺失而導致的文化外流，需要引起我們高度重視并應立即采取對策而不應該熟視無睹無動于衷。

晚清兩朝帝師翁同龢五代孫、美籍華人收藏家翁萬戈的捐贈案例發人深省。2018年，在慶祝自己百歲生日之際，他將183件家傳的中國書畫珍品，包括清代畫家王翚的16米長卷《長江萬里圖》等無償捐贈給了美國波士頓藝術博物館。翁萬戈先生并非沒有考慮過中國，但最終選擇波士頓藝術博物館，原因在于該館擁有頂級的中國藝術策展與研究團隊，并能確保藏品得到永久、專業的保存與展示。作為對比，2000年上海圖書館從翁氏購藏的宋元明清珍稀古籍542冊，入藏后的研究、出版與數字化進展，外界知之甚少。

當代大陸收藏家可能面臨著痛苦的選擇。情感上，誰不希望珍品留在故土？然而如果捐給國內博物館，不知道它們會被堆在哪個倉庫角落，甚至可能被調包、被變賣。捐給海外頂級博物館，至少能確保它們得到妥善保護、研究和永久展示，全世界的人都能看到。這種選擇背后，是對國內文保體系深深的失望與不信任。當愛國情懷遭遇現實風險，理性往往占據上風。而每一次這樣的捐贈，都是中國文化血脈的又一次外流。

04 黑箱操作與制度漏洞

文物在博物館內被盜、被置換的案例層出不窮，其背后是一套系統性的制度漏洞和管理失范。

內部監管形同虛設是最核心的問題。許多博物館的保管部門權力集中而缺乏制衡，文物出入庫記錄不完整，定期盤點流于形式?！百~、卡、物”不符的情況長期存在，卻無人問責。

專業壁壘成為保護傘。博物館工作人員利用專業知識，以假亂真，用高仿品替換真品。從承德外八廟的李海濤，到安徽博物院的內部團伙，作案者均深諳此道。普通參觀者甚至一般領導難以辨別，使得這種犯罪具有極強的隱蔽性和長期性。

處置程序極不規范。如南京博物院將捐贈書畫鑒定為“偽作”后低價處理，既無嚴謹的鑒定記錄，也未按規通知捐贈方。這種隨意處置為文物非法流出打開了后門。

問責機制嚴重缺失。文物丟失、損毀后，相關責任人往往只是調離崗位或輕微處分，極少被追究刑事責任。低成本犯罪助長了更多人的僥幸心理。

這些漏洞共同構成了一個封閉的黑箱系統——文物進去后，除了少數展出的，大多數消失在公眾視野中，其命運完全由內部少數人掌控。這種封閉性，正是翁萬戈、曹仲英等收藏家望而卻步，轉而將文化瑰寶托付給海外透明、專業機構的根本原因。

05 陽光是最好的防腐劑：一部“文物陽光法”的框架建議

面對如此觸目驚心的現狀，我們必須尋求根本性的解決之道。這里需要的不只是原則呼吁，而是可操作、能落地的法律設計。我們呼吁制定一部《國有可移動文物信息公開法》（或稱“文物陽光法”），其核心框架應至少包含以下剛性條款，以徹底搬掉“部門利益”和“個人私欲”的擋箭牌：

第一核心條款：強制公開的關鍵要素（每一件可移動文物都必須公開上網）

· 身份信息：唯一館藏編號、高清多角度圖像（分辨率不低于300dpi）、三維掃描數據、準確的定名、時代、材質、尺寸、重量。

· 來源檔案：清晰記錄入藏途徑（發掘、征集、捐贈、撥交、購買）、時間、相關文件編號（如捐贈協議、收購發票、考古發掘記錄）。捐贈文物必須公開捐贈人姓名及協議核心條款。

· 狀態與評估：完殘狀況、歷年重要檢測報告（如X射線、光譜分析）、權威鑒定意見、文物等級。

· 動態日志：所有提用記錄（時間、事由、經手人）、展覽記錄、修復養護記錄、包裝運輸記錄。任何物理位置的變動都需在30日內更新。

· 物理位置：公開至具體收藏單位及常規庫房類別（如“青銅器庫”、“書畫庫”）。出于安全考慮，不公開具體房間號或貨架號，但必須接受上級部門與備案機關的實時核驗。

第二核心條款：極少數“豁免公開”的嚴格條件與嚴謹程序

為堵死“以保密為名行掩蓋之實”的所有后路，必須建立史上最嚴格的豁免審批與監督機制：

· 豁免前提（門檻極高）：僅限于信息即時公開會嚴重且直接損害國家安全，或涉及尚未解決、高度敏感的重大政治、民族、宗教問題的極少數近現代文物。古代（1911年之前）的歷史文物、藝術品、古籍善本等一律不得申請豁免。

· 要求豁免的審批程序（絕不“自查自批”）：

1. 收藏單位提出申請，必須附具由第三方權威專家（至少5名，且與申請單位無利益關聯）組成的專家組的論證報告。

2. 報告經省級文物行政部門初審后，必須上報國家文物局，由國家文物局組織更高層級、更廣泛領域的專家委員會進行終審。

3. 終審通過后，必須報國務院文物行政部門主要負責人簽字批準，并同步向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相關專門委員會備案。

· 豁免期限（不可永久）：所有豁免決定必須設定明確期限，最長不得超過5年。到期前6個月，必須重新啟動上述完整審批程序，否則到期后信息自動依法公開。

· 豁免清單本身必須公開：每年由國家文物局統一公布全國獲得豁免的文物清單（僅列編號及大類原因，如“涉及重大國家安全”），接受全社會監督質疑。

第三核心條款：監督、問責與權利保障（讓法律有牙齒）

· 全民監督權：任何公民發現已公開信息文物異常出現在市場，或對豁免決定有異議，均可向國家文物局設立的專門平臺實名舉報，受理機關必須在60日內調查并公開答復。

· 捐贈人優先知情權：捐贈者及其直系親屬有權隨時查詢捐贈文物的全部非豁免信息及狀態，收藏單位必須免費提供。如文物被鑒定處置，必須事先書面告知并獲得捐贈方明確同意，否則處置無效。

· 嚴厲問責制：對無合法豁免理由拒不公開、提供虛假信息、丟失或損壞已公開文物且無法合理解釋的單位，處以高額罰款，直接責任人終身禁止從事文博工作，并視情節追究刑事責任。將信息公開的完整性與準確性，作為博物館評級、財政撥款和負責人升遷的一票否決項。

· 獨立審計制度：由國家審計署或委托頂級第三方機構，每三年對重點博物館的藏品賬目、信息公開發布情況、豁免執行情況進行全面審計，審計報告向社會公開。

這一方案具有充分的必要性：現行依賴內部自律和行政監管的模式已被證明失效。從承德到安徽再到南京的案例表明，缺乏外部陽光的照射，內部腐化與犯罪只會滋生蔓延。唯有引入最廣泛的社會監督，將文物信息置于陽光之下，才能徹底消除暗箱操作的空間，并重建如翁萬戈先生這樣的收藏家及其后人對國家的信任。

它也具備現實的可行性：數字技術已成熟，建立國家統一的文物數字公開平臺在技術上沒有障礙。上述框架既借鑒了國際先進經驗（如部分博物館的開放數據政策），又結合了中國國情，通過分級分類和嚴格豁免程序，實現了公共利益與特殊需求的平衡。

完全透明化的效果將是革命性的：

首先，建立不可篡改的“文物數字身份證”。每件文物的高清圖像、三維數據、科學檢測報告、來源檔案全部上網，任何調包都會立即暴露。承德外八廟那樣長達十年的調包，將不可能重現。

其次，形成全民參與的“云端守護者”網絡。研究者、收藏愛好者、普通公眾都能隨時查閱比對。一旦已公開的文物出現在可疑拍賣中，瞬間就會被發現并舉報。

再者，重塑捐贈者信心。捐贈者和家屬可以隨時查看文物狀態和研究進展，透明化管理是對義舉最好的尊重和回報。這將從根本上扭轉當前部分藏家“舍近求遠”的捐贈選擇。

最后，推動全球學術研究。無門檻的信息共享將打破學術壁壘，極大促進跨學科、跨文化的深度研究。

故宮博物院、南京博物院、中國國家博物館等機構已經開始嘗試部分數字化公開工作，但這些努力仍然是零散的、選擇性的、非強制性的。我們需要的不是個別博物館的自我改良，而是國家層面的立法推動——制定《國有可移動文物信息強制公開法》，確立“以公開為常態，不公開為例外”的原則，用法律的強制力確保每一件國有文物都在陽光下得到永恒守護。

當捐贈者或其后人在網絡上能隨時看到所捐珍寶的現狀，當每件文物流轉記錄都清晰可查，當任何異常變動都會觸發全網警報——那時，我們才能真正告慰張伯駒們“永存吾土”的夙愿，也才能杜絕下一個“承德外八廟案”的發生，并讓未來的“翁萬戈”們，安心地將文化瑰寶留在這片它們所深愛的土地之上。

中國文物保護的未來，不在更堅固的保險庫中，而在更透明的陽光下。

作者 | 吳必虎 DeepSeek

編輯 | 周晴

圖源 | 網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