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希臘“讀點活書” | 近代希臘地名的本土化改革

來希臘“ 讀點活書 ”

來希臘 “讀點活書”欄目響應前輩學者羅念生先生深入研究西方古典文明的倡議而設，欄目 設立 以來，共推出四十 篇文章，內容涉及古今希臘的考古、歷史、文化以及外國駐希臘古典研究機構的運行情況，這些文章大都是作者們實地體驗和考察后撰寫的，杜絕了刻板陳舊知識的介紹。欄目的每篇文章雖然篇幅不長，但話題集中，都是學者專業研究外的偶然所得。

當前，越來越多的中國人對希臘文明感興趣，在欣賞地中海自然風光的同時，也將逛考古公園、看博物館作為來希臘旅游的主要目的。來希臘“讀點活書”欄目將繼續邀請專業學者走進歷史現場講解希臘文明的豐富內涵。

專欄主持人：張緒強，西南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副教授，中希文明互鑒中心學術發展部主任

本專欄文章均為《中希時報》獨家約稿

轉載請注明來源：中希時報

近代希臘地名的本土化改革

陳峻鵬

地名本質上是一種人和自然的關系。人類活動在一定的地理范圍中進行，這種人地關系是無法割舍的。為便利計，人類決定用自己的語言為他們所生活的地方命名，地名就此出現。雖然地名在人類文明的早期就已經出現，但是專門研究地名的學科——地名學（toponymy）是晚近才出現的。這門學科的英語名稱由希臘語“地方（τ?πο?）”和“名稱（?νομα）”兩詞組成。本文討論的是近代希臘地名的變化問題。希臘獨立后利用其民族認同中各個歷史時期的文化遺產，對各層級地名進行了持續近百年（1830s-1920s）的本土化運動。

希臘獨立后領土變更示意圖 ——以1832、1881、1923年為階段節點（圖片來源“Modern Greece A History since 1821 (John S. Koliopoulos, Thanos M. Veremis)”）

古典的回歸：色薩利以南及愛奧尼亞群島地區

希臘獨立前奧斯曼帝國在巴爾干南部地區實行行政區域三級劃分制度，即行省-旗-采邑，其中行省（Eyaleti）為帝國最高級別的地方行政區劃：如今希臘北部的大部分地區及塞爾維亞南部及保加利亞被劃分為魯米利亞（Rumelia）行省，伯羅奔尼撒半島被劃分為摩里亞（Morea）行省；每個行省下設數個旗（Sanjak），行政長官為桑賈克貝伊（Sanjak beyi），他們有的來自奧斯曼征服前的領主家族，有的是蘇丹新分封的土耳其人；州下面的土地劃分為土耳其小領主的采邑。因此在這一行政制度下，魯米利亞和摩里亞行省內地名不僅有前奧斯曼時代的希臘、斯拉夫、阿爾巴尼亞名稱，也包含土耳其地名。這是漫長的中世紀在希臘半島留下的深刻印記。

1832年，希臘獨立確定邊界后，奧托政府設計了三個地區行政層級并以古代名稱來命名它們：州（Νομ??）-縣（Επαρχ?α）-市鎮（Δ?μο?）/社區（Κοιν?τητα）。1836年，希臘政府為提高行政效率，進一步將全國劃分為多個行政區（Διο?κηση），并第一次公布了行政區域的劃分結果及其官方名稱。此時的行政區和市鎮相當一部分已經恢復了古典時期的名稱。

1836年希臘行政區劃分

（圖片來源“Καινο?ρια Ον?ματα – Καινο?ριο? Χ?ρτη?: Ζητ?ματα μετονομασι?ν των οικισμ?ν τη? Ελλ?δα?, 19ο? – 20ο? αι?να?(Ελ?νη Κυραμαργιο?)”）

以伯羅奔尼撒半島為例，奧托政府為了體現希臘王國作為古典文化的繼承者以及向世人宣告古希臘文化的回歸，奧斯曼時期的摩里亞行省被改為五個州，棄用“摩里亞”這一名稱，并將該區域改名“伯羅奔尼撒”，該地區由阿爾戈斯州（Αργολ?δα）、亞該亞及伊利斯州（Αχα?α&?λιδα）、美塞尼亞州（Μεσσην?α）、阿爾卡迪亞州（Αρκαδ?α）和拉科尼亞州（Λακων?α）組成。這些地名都來自于古典時代，雖然在奧斯曼統治時期也在使用，但從未成為二級區域行政單位。同時，這些州下轄的縣及其首府也都改用了希臘化地名。它們盡量向古典希臘靠攏：科林斯及阿爾戈斯州的首府，獨立戰爭時期的英雄城市納夫普利翁（Να?πλιο）正式改名，用古典時期的名字代替奧斯曼時期的“伯羅奔尼撒新城”（Mora Yeni?ehri）。

伯羅奔尼撒半島上的阿波羅·埃皮庫里烏斯神廟，出自帕特農神廟設計師菲迪亞斯之手

（圖片來源http://climascape.prd.uth.gr）

“一個國家可以有意識地使用地方名稱作為維護國家團結和獨特性的工具。[ Place Names: Approaches and Perspectives in Toponymy and Toponomastics, p249.]”“摩里亞”的棄用和“伯羅奔尼撒”古老地名的回歸，表明希臘政府以古典文化為基礎開始構建和完善希臘民族認同。將大地區恢復為古典時代的名稱并不是一件難事，但改名運動一旦向下推進，到城鎮和村莊一級，難度就會直線上升：古典時期的城市聚落和如今的定居點難以對應，人口增長和技術進步也使得特定區域內的定居點顯著增加，如果只使用古代地名，就會出現名實不符、名稱重復等現象。奧托政府面臨多方面的困難，直至奧托一世在1862年被迫退位時，希臘地名改革都沒有長足推進。

1864年喬治一世國王登基后，愛奧尼亞群島（Ι?νια）并入希臘。作為受西方浪漫主義影響程度最高的希臘族群定居區，愛奧尼亞群島群眾對古典希臘文化滿懷熱情，尤其是扎金索斯島（Ζ?κυνθο?）當局在回歸后馬上開始推進更名運動。盡管島上的拜占庭和西歐風格的歷史遺跡更多，他們仍然根據神話中阿爾忒彌斯女神與扎金索斯島的聯系確定了某些市鎮的新名字，如市鎮蓋拉隆（Γαλ?ρων）更名為阿爾忒彌西奧（Αρτεμισ?ων）。隨著希臘國家的經濟、政治和文化建設逐漸步入正軌，以古典文明為基礎構建的民族認同更加深入人心，全國的地名希臘化運動也開始深入到市鎮和社區，城市和農村都一起掀起了新一輪的更名熱潮。

有意淡化奧斯曼時期甚至是拜占庭時期的歷史痕跡，改用古典時期的地名，充分彰顯了希臘獨立之初對古典文化的強烈認同。然而，也有一些地方的許多小定居點保留了原來斯拉夫、伊利里亞和土耳其式的名稱。

拜占庭的現實考慮：色薩利及南伊庇魯斯地區

1881年，色薩利和南伊庇魯斯地區并入希臘后，希臘設5個州，其中阿爾塔州的首府阿爾塔城古典時期叫做安布拉西亞（Αμβρακ?α），由科林斯人所建，后來成為了古伊庇魯斯王國的都城，拜占庭時期改名阿爾塔。希臘獨立戰爭期間，該城希臘族民眾響應起義，終因寡不敵眾而丟失該城。考慮到該地起義的愛國教育作用，以及在國內外的接受程度較高，希臘政府最終沒有恢復古典名稱而是繼續使用“阿爾塔”的名字。19世紀末康斯坦丁諾斯·帕帕里戈普洛斯（Κωνσταντ?νο? Παπαρρηγ?πουλο?）對希臘文明提出的著名“三段論”（近代希臘人同時是古希臘人和拜占庭人的后代）被越來越多的希臘人所接受。

阿爾塔石橋-城市象征，始建于拜占庭時期

（拍攝者：Γι?ννη? Αλεξ?πουλο? ）

當然，也有一種情況，那就是古典名字不確定而不得不使用拜占庭時期的名字。在愛琴馬其頓和西色雷斯清除斯拉夫和土耳其語地名的過程中，很多地方的古典時代名稱已不可考或不適用，只能采用拜占庭時期的希臘語地名。例如西馬其頓地區的一個州及其首府卡斯托里亞(Καστορι?)在奧斯曼統治時期被稱為“Kesriye”，相關部門嘗試對其名稱進行希臘化時，發現該地區并未發現古典或希臘化時期的城市遺址，而最早的歷史記載只能追溯到拜占庭查士丁尼時期歷史學家普羅科匹厄斯（Προκ?πιο?）的作品，加上該地拜占庭時期教堂等遺跡數量較多，最終決定采用拜占庭時期的地名“卡斯托里亞”命名該州。至此，地名希臘化的內涵已從先前狹隘的古希臘文化復興，發展到從實際出發、因地制宜的新階段。

卡斯托里亞市的圣斯蒂芬諾斯教堂(Να?? Αγ?ου Στεφ?νου)，建于拜占庭時期

（圖片來源：wikipedia.org）

為提升地名希臘化的效率和科學性，希臘政府在1909年正式成立了“希臘地名研究與歷史意義論證委員會”，使地名的希臘化工作更加規范有序：1913年兩次巴爾干戰爭后，馬其頓、色雷斯等地并入，帶來了大量異族人口。希臘政府在當地的地名本土化過程中保留了部分已被歐洲認可的現存地名，同時也考慮到了非希臘語人口的發音難度，如西色雷斯的煙草業重鎮克桑西（Ξ?νθη）就沒有恢復古典形式的克桑西亞（Ξ?νθεια），而是沿用拜占庭時期的名字。

隨著國家政權的穩固和文化認同的深化，對古典文化幾近癡迷的崇拜和對希臘族群當代文化的排斥已經消退，越來越多的人認識到：西歐人和土耳其人的統治，在當代希臘文化各方面留下的印記，是不可能完全被消除的。社會共識的達成為今天的地名希臘化政策掃清了思想上的障礙。

歷史的相遇：馬其頓與西色雷斯地區的地名融合

第二次希土戰爭后，希臘與土耳其開展了大范圍的人口交換，大量難民涌入希臘北部的馬其頓和色雷斯地區，同時伴隨著土耳其人的遷出，馬其頓地區形成了以希臘人為主的人口格局。根據 1928 年的人口統計，希臘穆斯林占其總人口的比例已從20% 左（右）降到6%。人口交換使得原本的穆斯林定居點人口大大減少甚至直接消失，遷入的東正教人口需要建立新的定居點，從而在客觀上推進了地名希臘化運動的進程。

來自小亞細亞的難民中有不少是講土耳其語的東正教徒，他們對故鄉的思念以及鄉土情懷，使得他們對地名希臘化運動并不反感，接受了將故土名稱移植到新土地的做法。這種更名方式通常在故鄉地名前面加上“新”（Ν?α/Ν?ο）來取代定居點的舊地名，如阿提卡州（Αττικ?）的新士麥那鎮（Ν?α Σμ?ρνη）由被驅逐的小亞細亞難民建立，其選址位于原來的雅典城郊阿納拉托斯（Αν?λατο?）地區，這一地名不僅讓當地民族永遠銘記自己位于小亞細亞的故鄉，也提醒全體希臘人這一段苦難歷史的存在。羅多彼州（Ροδ?πη）的新錫迪羅霍里鎮（Ν?ο Σιδηροχ?ρι）的居民來自東色雷斯的錫迪羅霍里鎮，他們在被迫離開故鄉后來到西色雷斯地區重建了該鎮，并把故鄉教堂的圣像帶到了新家園，通過每年的巡游活動向當地居民后代展示這一不可磨滅的家國印記。

新錫迪羅霍里圣西奧多教堂的圣母瑪利亞·穆爾塔蒂亞尼斯圣像

（圖片來源：facebook賬號Ιερ?? Να?? Αγ?ου Θεοδ?ρου του Στρατηλ?του Ν?ου Σιδηροχωρ?ου）

通過塑造“敵對他者”并強化自我受害者的身份角色，希臘鞏固了現有的邊界秩序，強化了國民的身份認同。希臘不但沒有因為無法獲得東色雷斯和小亞細亞的土地而喪失對相關地區文化和歷史的認同，反而憑借難民文化的注入，進一步整合、強化了民族認同的觀念。生活在雅典、科林斯的希臘人不會覺得自己只是這些古典城邦人民的后代，而是會將拜占庭和奧斯曼統治下的非斯拉夫東正教徒都視作自己的祖先。移植小亞地名雖然不屬于“地名希臘化”的范疇，但其將鮮活的歷史帶到了人們面前，難民與故土的文化聯系被內化為全希臘民族認同的一部分。

地名研究委員會在1919年制定的《地名選定指南》（Οδηγ?αι περ? τη? εκλογ?? τοπωνυμ?ων）呼吁本地民眾能夠積極參與改名運動，同時對其作出具體指導：某定居點如有古希臘/拜占庭名字，則恢復該名稱；如無古代名稱，則選取當地地點名稱（溪流、巖石、泉水、教堂等）作為定居點名稱。當古典和拜占庭時期地名清單用完后，一些基于定居點自然環境和特色產業的地名出現了：雅典市郊的克里奧內里（Κρυον?ρι）是由小亞難民建立的新定居點，地名由冷（κρ?ο）和水（νερ?）組成，因匯入基菲索斯河的清涼溪水而得名；位于塞薩洛尼基州的村莊阿斯韋斯托霍里（Ασβεστοχ?ρι）在奧斯曼時期有三個名稱：Κιρ?τσκιο?、Νεοχ?ρι和Παεζ?νοβο，其中只有Νεοχ?ρι是希臘語名稱，意為“新村”。愛琴馬其頓地區并入希臘后，當局因當地居民多從事石灰生產而將該村名稱統一為阿斯韋斯托霍里，意為“石灰村”。這表明這一時期的地名本土化運動基本上已經以實用主義為基調，更改地名只追求“?韻優美且簡短”，不再拘泥于古代地名的恢復。

1926年希臘政府專門頒布了有關地名更改的法律：要求州級政府設立地名專家小組負責研究討論地名更改事宜，經相關部門審核后方可正式更名；同時要求所有機構和個人在正式場合或文件必須使用新地名。隨后，希臘地名希臘化迎來了改名高峰期。1926年到1928年兩年時間內，有2479次地名更改被完成，占1913-1961年地名更改次數的一半，希臘地圖煥然一新，行政單位名稱的本土化已經基本完成。

作者：陳峻鵬，西南大學歷史文化學院中希文明互鑒專項研究生

責編：余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