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發(fā)奎回憶淞滬撤退：高層就是瞎指揮，根本不管別人死活！

淞滬會戰(zhàn)雖然戰(zhàn)事激烈，但很少士兵開小差，他們能逃到哪兒去？他們不能跑到行進中的敵軍中去吧！他們害怕敵軍的殘忍，我們曾聽到敵軍施行“水刑”的報道。當然，我們的宣傳對敵人有妖魔化的傾向，還有另外一點——我軍絕大多數(shù)成員不是上海本地人，無處可逃，他們的家鄉(xiāng)太遙遠了。那時士氣仍然旺盛。

我的主要困擾是，官兵們已經(jīng)打得筋疲力盡，傷亡慘重，后援不繼。我一到北干山就明了這些，已經(jīng)沒有辦法挽回局勢。撤退是唯一的出路。

蔣先生已經(jīng)調動了全國調得動的軍隊到達淞滬前線，援軍來自南京、貴州、東北、云南、廣西等地，主要的例外是閻錫山部隊。總共有80多個步兵師投入了淞滬會戰(zhàn)，包含60多萬官兵。如果加上炮兵及其他特種部隊，總數(shù)便超過70萬。

在淞滬會戰(zhàn)整個過程中，我前前后后指揮過二十多個師，其中多數(shù)是在我移師北干山之后到達的。那么多第一流的中央軍部隊，諸如胡宗南的第十七軍團都撥歸我指揮過。在淞滬會戰(zhàn)中我最多指揮過多少萬官兵，這已不可能估算了。

當?shù)谌龖?zhàn)區(qū)前敵總指揮陳誠巡視淞滬前線到我指揮所時，我告訴他，沒法子再繼續(xù)抵抗了。我說，我們必須撤退，但首先我們必須運送十個師到蘇嘉、吳福國防工事，然后，后續(xù)撤退的師便有保障了。守住這些國防工事，我們就能重新集合從前線撤退的部隊。這樣，我們就能避免一場潰散。我要求陳誠向蔣先生轉達我的意見，他同意了。

不久，我赴松江出席軍事會議，這是蔣先生召集的。會場設在松江車站一節(jié)列車上，出席者有宋子文、白崇禧、陳誠、顧祝同、薛岳、孫元良、我以及其他將領。會上只有中國人，馮·福根豪森沒有出席。

【這件事我忍不住要講出來，因為我不知自己還能活多久。不要介意蔣先生知道了會發(fā)怒。】

那時淞滬會戰(zhàn)已葬送了巨大數(shù)量的人命。在蔣先生蒞會前，我們在火車車廂里討論了局勢。我們都認為，無法再抵擋敵軍的優(yōu)勢火力。蔣先生到會后，高級軍官們依次提出報告。我提議我們從淞滬前線轉移十個師到蘇嘉、吳福國防要塞工事，如是我們便能重新集結后撤的部隊，以便確保有計劃的撤退。我感到有信心頂擋敵軍的推進，我們的工事是堅固的，永久性的。

左翼軍總司令薛岳同意我的建議，絕大多數(shù)人同意我的建議。大家一致認為，上海再也守不下去了。孫元良部處于最前沿的陣地，他特別堅持自己的觀點：我們已無法再打下去了。【此時蔣夫人突然從上海來到，我還記得她穿著毛皮大衣。她宣稱我們若能守住上海——我記得她說十多天——中國將贏得國際同情，國際聯(lián)盟將幫助我們抑阻日本侵略。蔣夫人有沒有提及11月3日在布魯塞爾會議上九大強國簽署的公約，我不記得了。我只記得她談到國際援助。與會者只有少數(shù)人同意她的觀點。】蔣先生說，上海必須不惜任何代價堅守。

10月28日，德國駐華大使奧斯卡·陶德曼代表日方向行政院院長孔祥熙轉交了所謂“和談四原則”，會議上并沒有提及日方提出的和談條件。

有報道說，日軍利用國軍守軍在援軍到達前撤離海岸之機，于11月4日突然在杭州灣北岸多處登陸，然后迅速北進。我對此的看法是，我軍在增援部隊到來前撤離陣地，這是不可能的。但是，在杭州灣沒有抵抗，那是事實；我們的部隊疏于防范，也是事實。也有可能漢奸向敵人泄露了國軍行動日程。

敵軍的登陸威脅到我們的右翼，使國軍無法堅守上海。我下令劉建緒的第十集團軍進攻竄犯松江的敵軍，但他行動太慢，敵軍已搶先侵占了松江。我也命令吳克仁率六十七軍去松江，該部剛抵達淞滬前線，較少實戰(zhàn)經(jīng)驗。

【淞滬會戰(zhàn)的最后幾日是混亂的。一天，蔣先生叫我去看孫元良。我要黃琪翔去找他，發(fā)覺他正在公共租界百樂門舞廳跳舞。我報告了蔣先生，他說：“混賬！斃了他！”我沒有槍斃他，我感到蔣先生只是說說罷了。

孫元良是黃埔一期畢業(yè)生，是蔣先生最寵愛的13個門生之一，號稱“十三太保”。幾年前，我聽說他在江西被捕，蔣先生要處決他。他被特準與蔣先生通電話，他說：“我，孫元良在此向校長報告。我跪在您面前。您下令槍決我，是應該的。我活著是您的學生，死后也永遠擁護您。”孫元良口才便給，蔣先生遂下令推遲執(zhí)行，也許那天蔣先生心情比較舒暢。后來他秘密派遣孫去日本進修。然而，這些事我們都知道。等孫回國后，蔣先生又重新起用他。

11月8日至9日的午夜，蔣先生打電話給我，要我命令上海市公安局局長蔡勁軍留在南市。我打電話給蔡，要他到北干山來看我。我傳達蔣先生的命令后，他拒絕接受。我用電話回報蔣先生。蔣先生說：“斃了他！”蔣先生習慣在一時沖動時下達這類命令。

我試圖規(guī)勸蔡勁軍這位廣東同鄉(xiāng)服從蔣先生的命令。蔡是黃埔一期生，當過蔣先生的隨從參謀，深獲寵信。我指出，作為蔣先生的門生，他必須服從蔣的命令，為蔣效命。此外，留下來未必會有生命危險。我強調我與他之間的差異——他是蔣先生的學生，而我只是蔣的下屬而已；他深受蔣先生的栽培，而我是自我奮斗一級級升到現(xiàn)有位置。可惜我說服不了他。警察們沒有動搖，但蔡局長先逃走了。蔣先生似乎認為，他的學生一定要服從他，在這件事上，就不是必然了。后來蔡勁軍向蔣先生寫了份報告，就沒受到處分。蔣先生的行為常使人感到莫測高深。我在《抗日戰(zhàn)爭回憶記》一書中忍住不說這件事，現(xiàn)在我來日無多，該說出來了。】

11月9日五時許，我看見（第五十八師師長）俞濟時的部隊路過我的司令部門口，俞濟時本來隸屬胡宗南的十七軍團，那時因為調任中央軍總司令而歸我統(tǒng)領。我問俞濟時去哪里，他說奉命撤退，還問我有沒有從三戰(zhàn)區(qū)司令長官部接到撤退命令，我說沒收到。按規(guī)定，不接到命令是不準轉移陣地的。

一小時后，我收到（第十七軍團軍團長）胡宗南轉來的撤退命令。傳令兵駕駛吉普車給我傳遞命令，可是他走錯了路，開到胡宗南的軍團部。公文封皮上打了三個“十”字，意謂那是“最緊急”。高級軍官在任何特定地點是有權打開這類最緊急密件的，胡宗南打開并閱讀了這個命令。他有權力這樣做，但是他確實要承擔全部責任。

收到這項命令時，我已經(jīng)錯失了指定的撤退時機，部隊已陷入極度紊亂狀態(tài)，各級司令部已很難掌握其部隊了。為什么撤退命令不能由電話傳達呢？為了安全的緣故。此外，譯成電碼與解開電碼需要更多時間。

此時，混亂蔓延開了。【蔣先生犯了一個重大的戰(zhàn)略錯誤。蔣夫人的愿望被證實是一種錯覺，她太天真了，蔣先生怎能聽從婦人之言去指揮一場百萬人的大戰(zhàn)役呀！】第三戰(zhàn)區(qū)缺乏一個通訊聯(lián)絡的統(tǒng)一制度，這一點在撤退過程中暴露無遺。三戰(zhàn)區(qū)命令我的指揮所參謀與集團軍向青浦行軍待命。我對此深感疑慮，因為前線離青浦僅50公里。那么多官兵集中，引起公路擠塞，只能導致混亂。

我在浦東的部隊是同指揮所一起撤退的。只有炮兵營經(jīng)由南市后撤。我的部隊可以自己徒步行軍，但是炮兵需要機動運輸。由于我沒有足夠的卡車把八門卜福斯炮從浦東運走，便致電宋子文求助。他派來十輛卡車，等待裝運南市撤回的大炮，所以輜重毫無損失。為此，我對宋子文感激不盡。此后浦東人見到我就夸獎這一奇跡——他們認為我是“關公”。

我命令吳克仁撤離松江，但是他沒及時撤出，結果投降了敵軍。

我的部隊大多數(shù)及時撤出，留在后面的只是傷員與掉隊的。戰(zhàn)地服務隊隊長錢亦石病了。隊員們不忍拋下他，便留在南市陪伴他。

我的部隊大多撤到了青浦。按理說，這不算是一場潰散，因為撤退是有秩序地進行的，事實也如此，這是一支敗軍呀！有幾個軍官跑了，士兵逃亡的多一些。但是誰也不能確定，究竟他們是開小差還是走錯路跟錯隊伍，一部分人后來歸隊了。由于敵軍緊隨著追擊，在打敗仗后收容散兵重新整編是一項特別困難的任務。

敵機甚至在夜間也轟炸我們，公路上擠滿了人。我的汽車慢騰騰前進，好像步行的速度。每逢撤退一開始，局面總是可悲的。我們不需要扯及其他部隊了。我們談一談我的指揮所吧！我只帶了幾個參謀部門同事，指揮所其他同事都失散了。公路上難民并不多，因為大多數(shù)想走的人都早已走了，其他人則愿意留下來做“順民”。

經(jīng)過徹夜行軍，大約早上四五點鐘，我們到達了青浦。那兒亂成一片。我沒有命令不敢行動，乃打電話給在蘇州的三戰(zhàn)區(qū)副司令長官顧祝同。他正好在同南京的蔣先生通話，蔣意外聽到我的問話，便說：“向華，到蘇州去。”否則，我不敢離開青浦。這就是我為什么常說，雖然基督教徒不應該相信命運，但有時真的，一切都由命運注定。

第二天清晨，我同指揮所參謀與已集合的集團軍一起坐車去蘇州，那時敵軍已逼近青浦。當我離開時，已經(jīng)聽到炮聲，我看到了悲劇。整支集團軍向蘇州撤退，有些士兵找到了船只，我也找到一艘。我們離青浦后不久，敵機出現(xiàn)了，它們低飛掃射，到處聽到乒零乒啷聲音。有些勇敢的戰(zhàn)士用步槍或機槍向敵機開火。“啪啪啪”的聲音至少迫使敵機升高。這真是場悲劇。

那天深夜我到達蘇州。次日清晨我去見顧祝同，他要我回到嘉興去指揮劉建緒的部隊。下令劉建緒派兵占領與控制蘇嘉國防工事后，我坐著汽車向杭州開去，追趕已開拔的第八集團軍司令部。

此時，我有些部屬正沿著京滬公路撤退，左翼軍大多數(shù)部隊也沿著鐵路和公路向南京退去，其余部隊則沿著長江南岸后撤。

在撤退途中，粵軍（六十六軍軍長）葉肇走進農(nóng)家借了一身便服。當敵軍到達村莊時，誤以為他是一個挑夫，不知道他的真實身份。逃到上海后，他穿著一身農(nóng)夫服裝攝影留念，還印了幾張送給朋友。我保存著那張他給我的照片。

在杭州我停留了兩夜，我必須向總部的參謀發(fā)布命令整編部隊。然后去了嘉興，敵人殘忍地向我們發(fā)炮。杭嘉公路上擠滿了從松江跑出來的難民，逆向而行。其中有些人累得走不動了，就在公路上停下來。公路很寬，他們并沒有妨礙部隊行軍。我又從嘉興迅速趕赴嘉善，到達時已是11月13日了。

我能從蘇州一路平安趕到嘉善，是因為敵軍占領松江后沒有追擊我們，他們停下來休息了。倘若他們沿著鐵路圍攻嘉善，我就到不了嘉善了。我在嘉善見到劉建緒，便重新整理了他的潰敗部隊，不許他們再后撤。但是他們進不了國防工事，因為村里的長者與保甲長都攜帶了地圖與鑰匙逃走了。當敵機扔下炸彈在周圍爆炸時，劉建緒與我坐在一座機槍掩體的頂蓋上。人們會問，為什么我們不砸開國防工事的門鎖，答案很簡單：這么做需要時間與工具——哪里去找適用的工具呀！11月14日，嘉善失守。

我把嘉興交給劉建緒，就和幾名參謀離開嘉興去了杭州。我在杭州停留了幾天，在那兒我遇見黃琪翔，他已剃去了小胡髭。吳克仁投降后，他逃上一艘舢板，剃掉胡髭，脫掉軍服。我同他開玩笑，說他好像割須棄袍的曹操。

我們在上海失敗的主要原因是什么？雖然我們的軍隊人數(shù)龐大，但我們的武器裝備比敵人差得太多。在訓練方面，也遠遠落在日軍后頭。一流的中央軍部隊在裝備與訓練上都比其他部隊先進，但同日軍相比仍然差勁。我們的空軍同日本空軍不能比，海軍簡直不值一提。然而我們士氣仍然旺盛，否則絕不能長期堅持抗戰(zhàn)。在戰(zhàn)爭中，士氣是最重要的因素。

淞滬會戰(zhàn)是抗戰(zhàn)中最重要的戰(zhàn)役，它是自1904年日俄戰(zhàn)爭以來，遠東最大的一次戰(zhàn)役。正像我親身參加的北伐臨潁之戰(zhàn)是內戰(zhàn)中最激烈的一仗，我在淞滬會戰(zhàn)中親眼目睹了抗日戰(zhàn)爭中慘烈的一幕。

在淞滬戰(zhàn)場犧牲這么多忠勇將士，是一大失著，消耗了從全國各地抽調來的國軍精銳部隊。淞滬會戰(zhàn)我軍傷亡率很難計算，可以說超逾一半。怎么分類統(tǒng)計傷亡？陣亡人數(shù)不到傷亡總數(shù)的三分之一，絕大多數(shù)是受傷；傷員中，重傷員不到三分之一；失蹤人數(shù)很少，因為上海是個很小的地區(qū)。我的部屬很少被俘，因為我們一失去陣地就能夠很快撤離。

1938年11月28日蔣先生在南岳會議上說，我們犯的重大錯誤是由于疏忽了我們的側翼與后方陣地、低估了敵軍，我們把軍隊都派到前方，使敵人有機可乘登陸杭州灣。我的看法是，蔣先生完全掌握部隊的調度與部署，他著重上海前線卻忽略了兩個側翼，但我不認為這是重大的失誤。即使敵軍不從杭州灣登陸，或者登陸后被我們擊潰，左翼軍與中央軍還是守不住上海的，因為我們缺乏援軍。

我的觀點是，我們的最大錯誤是沒有派軍隊防守蘇嘉與吳福國防工事。事情一開始就錯了。把我本來駐扎在要塞的部隊調到淞滬前線去死守，這本身是個大錯，最佳選擇是留在國防工事。倘若照我的建議去做，戰(zhàn)況劇烈時可以派出增援部隊，不必要求中央派兵增援。倘若中樞接受張治中與我的建議，派六個新兵師駐扎在國防工事，我們就能阻延敵軍占領南京，在這段時期敵軍一定會付出慘重的犧牲，它不可能進軍那么快。

總之，【倘若不是蔣夫人要我們再堅持十幾天，我們原本可以實行有秩序的后撤。】我們官兵的心理狀態(tài)是一個十分重要的因素，如果他們知道我們有部隊防守國防要塞，這對他們會起著極大的心理鼓舞，就不會憂慮開抵蘇州后會發(fā)生什么變故。

我們還有一個重大錯誤是把國防要塞的地圖與鑰匙交給鄉(xiāng)村中的長者與保甲長，那是些沒有經(jīng)歷軍事訓練的人。至少應該由保安團隊去守衛(wèi)這些國防工事。

保安團隊成員是受過軍訓的，他們不會擅自離開崗位逃亡。另外，保安團隊當然不是當?shù)鼐用瘢麄兪怯墒≌M織的。把軍隊從南京調到上海前線也是一個錯誤——無論形勢怎樣嚴峻，南京畢竟是我們的首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