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國政協委員鐘瑛：與時代同行

△2025年3月，鐘瑛在“2025年度中國現代經濟史學科研究動態及前沿問題研討會”上發言。（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鐘瑛：第十二、十三、十四屆全國政協委員，中國社會科學院當代中國研究所研究員，獲2024年度全國政協委員優秀履職獎。

走進當代中國研究所，于質樸寧靜的氣息中，能感受到思想浪潮的涌動。鐘瑛的辦公室就在這片涌動之中。推門而入，首先映入眼簾的是占滿整面墻的書柜，從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各類歷史文獻、學術專著到政協資料，井然排列，散發著厚重的墨香。陽光透過百葉窗，在桌面上投下斑駁的光影，與她身上那股沉靜而專注的氣質融為一體，時間仿佛也在此刻慢了下來，唯有思想在空間里自由穿梭。

此時的鐘瑛剛從廣西北海帶隊調研歸來。即便是在身體抱恙的情況下，她依然以項目組負責人的身份，帶領研究室團隊與三位政協委員，一同圍繞中國社會科學院國情調研重大項目“興邊富民、穩邊固邊的地方實踐”在北海的產業園區密集走訪了多個調研點，日均六個點，步履不停。

對她而言，“休息”是一項奢侈的安排。回來后，研究室事務亟待處理，學術論文需要把關，政協的文稿還在催交，帶教的博士生需要指導……盡管日程表已難尋空隙，但鐘瑛卻仍然從容平靜。這位同事眼中的“拼命三娘”，內心始終被一份“心有不安”的責任感驅使，她說：“已經開始了的工作，必須要有交代。”

在歷史與現實的溝壑間架橋

鐘瑛的學術生涯始于一個“跨界”的選擇。1984年，考入湖南農業大學農業經濟管理專業的她，未曾料到，這條看似與“歷史”無關的道路，最終將她引向了新中國經濟史研究的深處。

“研究新中國歷史，與歷朝歷代都不同，它沒有終點，是正在進行時。”這份研究，要求學者既懂歷史，又懂現實，還要能預判未來，因而鐘瑛率領的團隊成員也是背景多元——財政、金融、外貿等經濟專業出身者眾，純歷史學者反而稀少。“寫新中國經濟史，必須有經濟邏輯，這是我們的立身之本。比如分析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就必須同時看懂需求側。”

鐘瑛的研究能力與高產，在入所之初便嶄露鋒芒。2003年1月，入職未滿兩年的鐘瑛，就完成了44萬字的專著《資本的激情與理性——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國證券市場》。彼時，中國股市剛走過第一個12年，系統性的梳理尚屬空白。她接到出版社的寫作邀請后，便投身于書海資料，常常連吃飯都是靠外賣。

而最終交出的厚實書稿，比她原本預計的內容都要超出不少，出版社也舍不得刪減。這本著作不僅成為她個人學術的代表作，更在業界被作為早期證券市場的重要史料留存。

20多年來，鐘瑛出版了5部獨立學術專著，發表了百余篇論文與理論文章，先后參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稿》、《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史》、“新時代這十年”叢書等重大集體項目，并擔任多卷本國史編撰的首席研究員，這過程中，展現出她深厚而扎實的學術功底。而她的研究，從未放棄對時代前沿的叩問。2023年下半年起，她敏銳聚焦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新質生產力”這一重大概念，經過近一年的傾力鉆研，于2024年7月出版25萬字的專著《新質生產力：驅動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核心引擎》。該書從“為什么、是什么、做什么、怎么做”四個維度系統闡釋，并結合地方實踐樣板，深入探究“因地制宜發展新質生產力”的邏輯，成為國內較早結合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精神闡釋該理論的專著之一。該書先后入選“中國好書”推薦書目、2024年度“京華好書”，在學界和社會上引發廣泛關注。

鐘瑛深知，紙上得來終覺淺，真正的學問必須扎根泥土。為此，她創新性地提出并實踐“研究團隊﹢政協委員”調研模式，推動學術課題與政協履職深度融合。2024年6月，她帶領社科院國情調研重大項目團隊，與中國人口與發展研究中心的團隊聯合，并邀請多位政協委員共赴新疆博爾塔拉蒙古自治州。在當地的大力協助下，團隊深入邊境口岸、產業園、牧區、學校、民族村，進行了全方位、沉浸式調研。其間，她與同行的委員們應邀為當地干部作了“培育和發展新質生產力”等專題講座，將最前沿的理論思考直接送達邊疆一線。

“問題不是空想出來的，必須要能給中央提供具體務實的內容。”鐘瑛表示。調研歸來，基于真實案例與數據的內參報告，才是他們最看重的成果。

中國社會科學院作為“黨中央、國務院的思想庫和智囊團”，其研究必須服務“國之大者”，對策要有可操作性，要有具體案例支撐。這種“頂天立地”的研究觀，塑造了鐘瑛嚴謹甚至苛刻的工作標準。研究室的報告、文章，最終都需經她把關。年輕同事的稿子被退回修改是常事，但她從不急躁發火，而是耐心指出“為什么要這么改”。她的學生評價她：“追求完美，追求極致，追求卓越。”她自己則說：“做研究，要能靜得下心，沉得住氣，耐得住寂寞。”

在“90后”團隊中播種育人

“我們研究室，現在最活躍的是‘90后’攻堅團隊。”鐘瑛的話語中帶著自豪與期待。面對人才梯隊建設的緊迫性，她始終堅持“傳幫帶”，將培養年輕人視為緊迫的戰略任務和義不容辭的職責。

她打破常規，大膽將重要任務壓給三位“90后”博士。從國家重大課題的調研、核心材料的撰寫到突發應急任務的處理，她放手讓年輕人在實戰中錘煉，自己則在背后指導、托底、擔責。她傳授的不僅是學術方法與史料辨析能力，更有與人打交道的能力和處變不驚的應急能力。她常對年輕人說：“搞研究不是只懂得寫文章就行了。應急任務下來，靠的是平時的積累和快速組織能力。”

在思想與格局的塑造上，鐘瑛傾注了更多心血。鐘瑛認識到，從事國家級學術研究，需要的是胸懷、擔當與奉獻精神。在她看來，年輕人真正的“成長”不僅是身份的變化，更是眼界、格局和價值觀的蛻變。她常對年輕人說：“不要把你該完成的蛻變留到下一代。你自己就要完成思維上的‘脫胎換骨’。”她希望他們能胸懷寬闊，將工作視為值得奉獻一生的事業，而非單純的謀生手段，要擁有超越個人得失的家國情懷。這種言傳身教，滲透在日常的每一次討論、每一回調研、每一稿修改之中。

鐘瑛也積極為年輕人爭取榮譽和展示機會，并向所領導呼吁，在研究室結構調整中考慮增設與年輕骨干相匹配的崗位，大膽提拔45歲以下的青年骨干，為梯隊建設鋪路。“要讓他們感到，干實事個人有進步，未來有希望。”

“如今能靜心研讀原著、系統梳理思想脈絡的學生確實不多。”鐘瑛坦言。因此，她引導他們沉潛鉆研，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的理論與中國經濟發展的具體實踐結合起來思考。她的指導不限于學術，也關心他們的情緒與成長困惑，但始終堅持一個原則：絕不讓其產生依賴。“‘軟硬兼施’，是為了讓他們自己站起來，成為獨立的研究者。”學術的薪火相傳，在于培養出更多有獨立思考能力、有社會責任感的后來者。這也正如她的學生所說：“鐘老師絕不是只告訴你哪里不對，而是會進一步解釋為什么不對、怎么修改，這樣讓我們的成長進步會更快，經常會令我們‘恍然大悟’。”

血脈里的家國

在許多人選擇“歇口氣”的年紀，為何依然選擇奔忙，為何對“奉獻”二字有著近乎本能的執著？鐘瑛坦言，對自我的嚴格要求來自家庭的教育和熏陶，那是她融入血脈的信仰之源。

鐘瑛是湖南桑植的白族后代。這支被譽為“漂移的民族”的人群，在武陵山區腹地生息700余年，家族史上寫滿了家國情懷。她的曾祖父投身革命，曾以錢財和藥材資助賀龍早期的革命活動。她的祖父是一位受過師專教育的富家子弟，在國家危難之際，響應“一寸山河一寸血，十萬青年十萬軍”的號召，毅然投筆從戎，加入中國遠征軍，犧牲在緬北戰場。

“我父親常說，你爺爺為國連命都捐了，你吃這點‘虧’算什么呢？”父親的話總會在鐘瑛耳邊響起。厚重的家族記憶，淬煉出她淡泊個人得失的豁達。“跟為國捐軀的先輩比，我們遇到的困難，都不值一提。”

2015年，鐘瑛在天安門廣場觀禮抗戰勝利70周年閱兵，當老兵方陣走過時，她熱淚盈眶：“我忽然明白，今天我站在這里，是一份精神的傳承，是讓我代表那些在抗日戰場為國捐軀的鄉親祖輩，致敬今日之中國。”

這種精神底色，讓鐘瑛對政協委員的“奉獻”有著深刻的理解。自2004年加入政協，調研、議政、撰稿……每一項履職她都盡心盡力，不求回報。即便是感到身體不適，她也僅休息了很短時間，便因“心有不安”回到崗位。20年來的履職路上，鐘瑛先后履職兩屆北京市東城區政協委員、三屆北京市政協委員和三屆全國政協委員，在她看來，政協委員的身份不是光環，而是沉甸甸的使命。她看重的是如何將研究與思考轉化為推動進步的力量。她提交的《關于切實保障金融穩定維護總體國家安全的提案》《關于必須旗幟鮮明堅持和完善“兩個毫不動搖”的提案》等都直指關鍵問題，力求建言資政有用有效。

2024年，鐘瑛隨全國政協民族和宗教委員會組織的團隊赴山東棗莊調研。此次活動中，她代表中國社會科學院當代中國研究所向臺兒莊清真寺捐贈了60冊新中國史類圖書，為當地的愛國主義教育貢獻了力量。

今年3月，鐘瑛榮獲2024年度全國政協委員優秀履職獎。對于自我要求甚高的鐘瑛來說，這份榮譽更像是一份對未來的鞭策。

“歷史沒有終點，研究也就沒有終點。”鐘瑛說。對于這位與時代同行的研究者、履職者而言，年齡只是一個數字，而非思考與奉獻的邊界。她的目光，已投向未來：她將繼續帶領項目團隊深入基層，推動學術研究與參政議政更深度的融合；將繼續為民族地區的高質量發展鼓與呼；將繼續在培養青年學者的道路上傾注心血。這是一位學者型委員的征途，也是一顆赤子之心在時代洪流中的永恒航行。

記者觀察：

匯入更宏闊的價值河流

從容，是一個人站在時間洪流中，卻如礁石般靜定的姿態。初次見到鐘瑛，最讓人印象深刻的，便是她身上那股“不慌”的從容。

這種“不慌”，來源于對自我坐標的清晰錨定，來源于將個體發展與宏大敘事深度融合后獲得的定力。無論是曾經帶病赴邊疆調研，還是處理千頭萬緒的行政事務，抑或是面對寫作中的挑戰……鐘瑛的敘述里沒有抱怨，只有“問題來了，那就解決它”的平靜。在交談中，鐘瑛已不大能回憶起幾十年職業生涯里令自己印象深刻的困難。時間仿佛在她身上吸收、內化為一種循環再生的能量。

但“不慌”的背后，絕非風平浪靜。在調研一線，經常是往來多個考察點，長途奔波、點燈熬油，以至于回來后身體抱恙被醫生嚴厲警告。相比這些，鐘瑛卻更關注調研的收獲。她談起當前需要完成的工作，雖然語氣平緩，但在字里行間依然能夠感受到任務緊迫和責任重大。

于是，鐘瑛的“不慌”顯露出一種更深沉的內涵。那是在看清使命全貌后，對過程中必然出現艱辛的坦然。對她而言，調研的奔波、身體的警報、文稿的壓力，并非需要額外克服的“障礙”，而是這條她自主選擇的道路上，天然存在的組成部分，如同航行必然遇見風浪。“痛苦是短暫的、個人的，而洞見與成果卻能匯入更宏闊的價值河流。”

因此，“前行者，永不停歇”的姿態，并非被外力驅動的疲于奔命，而是內生動力充沛的從容行進。鐘瑛清楚地知道自己是誰，從何處汲取力量，又該向何處去。家族的紅色基因賦予她使命的純粹性，嚴謹的學術訓練賦予她實現使命的方法論。當一個人將個體的生命軌跡，清晰地匯入國家與民族發展的浩蕩江河，她的腳步便有了根，她的行進便有了光。

記者：張家銘

文字編輯：王亦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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