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文明八千年信史重建——訪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考古研究所研究員馮時

中華文明究竟有多古老？這是學術研究的重要課題。多年以前，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考古研究所研究員馮時基于中華文明自己的概念體系及對史料的研讀，提出中華文明八千年信史的觀點。2025年，他出版的《文明論》則是對中華文明理論的系統重建。為深入探討這一問題，本報記者邀請馮時進行多維度多層面的對話。

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考古研究所研究員馮時

厘清中華文明的脈絡

《中國社會科學報》：您提到“文明”是中華文化的固有概念，且中華文明體系里“文明”和“國家”完全不同，探討中華文明起源不等于探討國家起源。那么結合《易傳》《尚書》以及金文資料，中華“文明”一詞的核心內涵究竟是什么？

馮時：“文明”一詞并非西來，而是中華文化的固有概念，早見于《易傳》及《尚書》。西周康王世的大盂鼎銘文稱國家的建立為“作邦”，并不叫文明，顯然，在中華文明的概念體系中，文明和國家完全不同。這意味著探討中華文明的起源并不等于探討國家的起源，這是我們必須首先明確的問題。

既然中華文明的“文明”概念具有自己的獨特內涵，那么確定這一內涵對于重建中華文明的理論及文明信史就至關重要。《尚書·舜典》：“濬哲文明，溫恭允塞。”這里的“文明”是在形容虞舜其人，謂其有深智大德，況金文的“哲”字本或從“德”表意，故“文明”限指文德是非常清楚的。而《易傳》六次談到“文明”，或曰“見龍在田，天下文明”，以天文作為文明之源。或曰“其德剛健而文明”，或“文明以健，中正而應，君子正之”，或“巳日乃孚，革而信之，文明以說”，或“內文明而外柔順”，以文明本指內修之德，而德之內涵為信。或曰“文明以止，人文也”，不僅以文明可擴大而指典章制度及其所體現的知識和思想，更強調了知識與思想的不變傳承。凡此皆不具有單純的技術標準，這便是中華“文明”一詞的內核。唐人孔穎達《周易正義》解“天下文明”即“天下有文章而光明也”，所以“文明”即言文章，意即文德彰著。文德修養淳厚才能彰著于外而見威儀，古人用一個字來概括，那就是“”。《說文》：“彣，也。”“，有文章也。”闡述的都是修德以成文明的思想。《論語·八佾》引孔子說“郁郁乎文哉”，即此之謂。當然，以文德化人就是文化，這是中國先賢的傳統理解。

明確了“文明”的基本概念本即文德彰顯，便知中華文明本質上強調的就是人的文明。理由很簡單，人類文明的社會必須是由文明的人所建立的，有了個體的文明才能形成群體的文明，進而形成社會的文明，文明的社會是不可能靠野蠻的個體建立完成的，這就是中國先賢對文明的思考邏輯。

那么，如何成就文明之人與文明社會呢？道德的作用至關重要。同時，人類社會的發展需要知識的推動，人倫秩序也需要禮的約束。所以，中國先賢以道德為成人之本，以知識為立身之本，以禮儀為治世之本，成就了中華文明的“三要三本”。

《中國社會科學報》：既然中華文明本質上強調人的文明，能否具體談談中國先賢提出的“三要三本”是如何支撐起中華文明的發展邏輯的？

馮時：假如文明不指國家，那么我們就沒有理由以國家的歷史限制對文明信史的溯源研究。中國最早建立的家天下王朝為夏，文獻于此言之鑿鑿，考古材料與出土文獻也可證明這一點。夏王朝的建立距今四千年，這顯然不是文明誕生的時代。而漢傳古六歷中的黃帝歷以黃帝紀年至今約五千年而定中華文明，但黃帝歷非時王之術，自晉開始就有學者懷疑。《宋書·律歷志》：“考其遠近，率皆六國秦時人所造。”又引祖沖之論其非三代以前之歷法。今日的研究更可證明，古六歷的合天年代都在戰國時期，其中黃帝歷的合天年代約在公元前3世紀（參見張培瑜《中國先秦史歷表》前言，齊魯書社，1987年），知其絕非所謂黃帝時代的歷法。顯然，這些認識都不能限制對中華文明起源的探索。真正的中華文明誕生的歷史，必須是在對我們自己的“文明”概念探究的基礎上完成，這才是實事求是的做法。

歷史考據證實中華文明的誕生

《中國社會科學報》：任何文明的誕生都離不開特定的社會條件和物質基礎。那么，您認為在中華文明誕生的過程中，哪些關鍵物質基礎推動了中華文明從萌芽走向發展？

馮時：中華文明的根本追求就是成人之道，成人乃在以文德修心，所以文明之人，重要標準就是修德，這一觀念亙古不變。而道德不虛，先賢早有明確的定義，其核心內涵即是誠信，這一思想見諸金文，至遲在商周時代即已形成。那么，誠信觀念又是如何形成的？其實即源于觀象授時的實踐活動，這就是中華文明誕生的唯物基礎。

中國傳統的認識論，一言以蔽之就是格物致知。格者，至也。物指自然及人類社會。所以，格物致知意即人通過對自然萬物的觀察分析獲取知識，這是唯物主義。從這一角度認識中國文化，一切知識都是先賢通過對自然萬物的觀察分析得來的，而并非出于他們頭腦中的虛造玄想，這意味著中國文化實際是一種追求真理的文化。

考古學證據表明，先賢從百萬年前走來，在萬年以前創造了農耕文明。先賢為什么要發明農業？目的當然是為人類提供有保障的食物來源。因為在黃河和長江流域，寒暑更迭，僅靠采集狩獵很難滿足生活之需，于是人們不得不發明一種新的生產方式，這就是人工栽培的原始農業。然而，在寒暑分明的地區，一年中真正適合播種的時間非常有限，甚至只有短短幾天，這就是農時。一旦錯過農時，便會造成一年的絕收，從而威脅到氏族的生存，這使掌握農時成為原始農業最關鍵的工作。那么，在數千年前甚至更早，人們又是如何解決時間問題的呢？只能仰觀天文，于是天文學便發展了起來。當然，精準地確定農時必須引入計算，于是數學又發展了起來。而農田的開墾勢必將農人束縛于土地，這要求人們建筑足夠耐久的房屋棲身，于是力學也發展了起來。很明顯，農業的起源使天文學、數學、力學和農學成為最早誕生的古典科學，而天文學則是其中最古老的一種。

《中國社會科學報》：您提到中華文明的核心是修德且道德內涵為誠信。您認為先賢的哪些實踐進一步證實了這一道德核心內涵，以及它們對中華文明的誕生起到了怎樣的奠基作用？

馮時：《易·乾·文言》講：“見龍在田，天下文明。”明確闡釋了天文作為中華文明之源的事實。天文學的起源首先表現在先賢對于天文之變的掌握，日月星辰都呈現出有規律的行天變化，對于決定農時而言，最重要的天象則莫過于二十八宿中由角、亢、氐、房、心、尾六宿組成的龍星。龍星運行見伏有常，觀之授時形成制度，這便是《易》乾卦所講的內容。而龍心中央的大火星是決定農時而致豐收的重要星官，故《易·大有·象》謂之“火在天上，大有”。龍星健行不息，古人法其象而自戒黽勉自強，這又是《易·乾·象》“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所講的道理。故由天文以及人，其道大矣！

有關龍星的考古遺存已可上溯到八千年前。遼寧阜新查海發現了這一時期的巨型石龍，長達19.7米。河南濮陽西水坡原始宗教遺存則出土了由蚌塑的龍、虎、北斗和大火星組成的天文圖，時代距今6500年，不僅提供了人類歷史上最古老的星圖物證，同時更直接證明龍的原型源出星象。證據表明，至遲到公元前五千紀，拱極星及二十八宿體系已經形成，分至四氣已經測定，陰陽合歷的歷法體系也已建立，中國天文學已構建起以北斗和四象星群為核心的五宮天官體系，這在人類文明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義。當然，這些知識都不可能是突然興起的，必然有著漫長的形成和發展過程。

觀測龍星之外的授時方法古人多有探索，其中的樸素做法就是以律管吹灰而候測地氣，古人稱為“地效以響”。河南舞陽賈湖遺址出土距今八九千年的候氣律管，為久已失傳的候氣法提供了實證。

觀測龍星的時間誤差與律管候氣的不確定性都使先賢必須尋找更精確的計時方法，這就是立表測影，古人稱為“天效以景”。考古學證據顯示，中國先賢立表測影的歷史同樣可以上溯到距今八千年前。最早的表名為“髀”，髀的本義正是人的腿骨，即充分證明了這一點。以髀骨象征測影之表的考古遺存不僅在6500年前的西水坡遺存有所發現，而且基于這一知識體系的勾股問題，至今還是中算學的主要內容，傳承有序。事實上，中國古代的槷表實物已可結合考古發現，從八千年前完整地梳理出來。

立表計時的精確化為文明的誕生準備了條件。長期的測影活動使他們認識了一年中正午日影最短的一天——夏至。他們發現，經過365天，夏至又將重新回歸，這個周期百年不變，千年不爽。于是人們開始思考：時間雖與我們從無約定，卻如期而至，從而認識到時間具有誠信的品德，終于產生了“至信如時”“天則不言而信”的觀念。時間的精確性是農業豐收、氏族永昌的根本保障，而相對于誠信的“辱”則體現著失耕誤農的身死。孰是孰非，一目了然。于是人們以信為文德修養其心，不僅成就了文德，更成就了中華文明。

很明顯，中華文明是在農業文明的基礎上滋長出來的，其以文德為核心，而作為文德內涵的誠信，其觀念的形成即源于觀象實踐，這既是格物的結果，更體現了先賢的思辨智慧。

以“文”建構中華文明的知識體系

《中國社會科學報》：在中國古代文化中，“文”字有著極為深遠的文明意義，您能否詳細解讀一下“文”字在中華文明發展過程中所承載的獨特內涵？

馮時：中華文明強調以文德修心成人，所以漢字的“文”所表述的意義不僅是文德，更是文明。商周甲骨文、金文的“文”字即作人正立而明見其心的形象，但同時期描寫禽獸的文字卻絕不見有寫明其心的情況，反映了先賢對于人與禽獸區別標準的思考。孟子有言，人之異于禽獸者幾兮。那么什么才可能將人與禽獸加以區別呢？那就是心懷道德。《禮記·曲禮上》：“鸚鵡能言，不離飛鳥。猩猩能言，不離禽獸。今人而無禮，雖能言，不亦禽獸之心乎！……故以圣人作，為禮以教人，使人以有禮，知自別于禽獸。”這就是古人以文德修心的基本思考。人與禽獸并不會表現出天然的不同，如何建立人獸的區分標準，塑造文明的人，體現的即是對文明的追求。先賢懂得，心主神明，唯有以文德修心，才能擺脫禽獸而成人，所以“人”字借其讀音所傳達的意義就是“仁”。這種心懷仁德者為人的文明觀，至今仍是我們衡量文明之人的不二準則。

既然古人創造“文”的初心就在于表現文明，那也就意味著“文”字創造的時代其實早已不是什么文明的萌芽，而應是文明誕生的時代。這使我們有可能通過對漢字“文”字的追溯，重建中華文明的歷史。

《中國社會科學報》：從考古學的視角來看，我們是否能夠通過具體的考古證據，深入挖掘和體現“文”在古代社會文化、思想觀念等方面的重要價值和作用？

馮時：山西襄汾陶寺遺址出土的陶背壺上發現朱書的“文邑”二字，時代為距今四千年。七八百年后，“文邑”仍見于商代卜辭，文字一脈。“文邑”之稱例同商代王庭名曰“商邑”，周代王庭名曰“周邑”，證明“文”實為夏王朝的本號，其承夏祖大禹本名“文命”，以祖名命國號，故文邑即為夏王庭，而商卜辭所見的文邑已是夏墟。后商人改夏之國氏為“文夏”，后更奪其“文”而但稱“夏”，脈絡清晰。夏祖以“文”為名，且夏號本稱“文”，這顯然是崇文尚德觀念的反映，其時已進入文明時代是不言而喻的。

山西襄汾陶寺陶器朱書“文邑”

東門頭碑表所反映的八千年前的測影實踐顯然為對時間為信的認識奠定了基礎，這是從野蠻邁向文明的關鍵轉折。千年之后，先賢對于人獸標準的思考已經完成。湖北秭歸柳林溪遺址發現了七千年前的陶支座，座面不僅繪制表現空間概念的九宮圖像，而且契刻八組“五田文”的文字，字形結構與以甲骨文為代表的早期漢字完全相同，是為迄今所知最早的漢字。

八組“五田文”對應八方空間，且以八個“文”字充為四維，這種將文德思想納入宇宙觀體系的做法正體現了中華文明的固有特點。

“五田”意即五方土田，中國古人素以東西南北中五方表現天下，不僅柳林溪陶支座已見以“五”字表現五方空間的設計，而且如《禮記·王制》所說的“中國戎夷，五方之民”，都體現著這一政治地理思想。不僅如此，“五田”同時還通過“田”字強化了觀象與敬授農時的聯系，“田”是為種植谷物特意開墾的土地，這與《易傳》“見龍在田”所表達的思想完全一致。

事實上，由于“文”字的本義就是文明，因此“五田文”的本質意義顯然只能是“天下文明”，這與《易傳》“見龍在田，天下文明”的思想吻合無間，其思想之傳承，數千年不變，令人驚嘆！甚至柳林溪所見的八組“五田文”特意分配于八方，其所表達的天下無處不文明的意義也非常清楚。因此，這種天下文明與空間知識體系相結合的表達形式遠比后世的簡單概念更具有意義。這些確鑿的證據證明，中國先賢在公元前六千紀已經邁入了文明時代。

中華文明將文德賦能四維的宇宙觀具有深厚的傳統，柳林溪“五田文”以八個“文”字充為四維中的二維，這種觀念顯然正是傳統國之四維思想的淵藪。四維之名源于天圓地方的宇宙觀，蓋天家認為，半球形的天蓋扣在方形平坦的大地上，如果不能加以固定，則勢必地動天搖。于是古人想象，必須要以繩維將天蓋拴系于大地的四角，于是方形大地的四角也就有了四維的名稱。中華文明始終都將天地人的關系納入整體思考，四維可以使天地穩固，那么使人類社會穩固的因素又是什么？唯有道德。于是古人將四維注入了道德的內涵，或將穩固人類社會的道德比作固系天地的四維，形成了國之四維的固有思想。《管子·牧民》以禮義廉恥為國之四維。柳林溪先賢以具有文德意義的“文”字充為四維，顯然是后世國之四維思想的發端，《淮南子·天文》仍以東北之維名曰報德，即是這種思想的孑遺。這種對于文明與宇宙觀關系的思考顯然已不是文明初創時期的樸素萌芽，而具有深刻的思辨意義，這意味著真正的文明之源還應該向前追溯。

《中國社會科學報》：先賢們對于天地的探索和祭祀活動意義深遠，您認為這些探索如何建立起獨特的宇宙觀、哲學思想以及知識體系，并且對中華文明的傳承與發展產生了怎樣的深遠影響？

馮時：考古學證據顯示，至遲在公元前五千紀，先賢已建立起天圓地方的宇宙觀。西水坡45號墓的形制即呈天圓地方，而至公元前四千紀的紅山文化時代，天圓地方的蓋天思想不僅得到了傳承，甚至還有其豐富的數術內涵。

遼寧建平牛河梁紅山文化圜丘

敬授人時是豐稔有年的根本保證，人向大地索取材用，就必須觀天以求時間之法，故尊天親地，美報天地之恩，對天地的祭祀也就應運而生。遼寧建平牛河梁發現紅山文化的圜丘與方丘，為5500年前的天地祭壇。圜丘為圓形，方丘為方形，祭天奉璧，祀地獻琮，無不體現所祭必象其類的禮儀宗旨。更有意義的是，圜丘以三圓為制，表現二分二至太陽視運動軌跡所規劃的三天，是為昆侖思想之源；而方丘又以兩重正方為制，以見泰折勾股。甚至祭天玉璧也制為昆侖三天的形狀，而祀地的玉琮則呈方圓相切，蘊含了“參天兩地”的中算學知識及哲學思考，顯示出中華文明的知識體系與哲學思辨在公元前四千紀就已達到了相當的高度。

先賢對天地的探索不僅具有科學意義，更具有哲學意義。天地間充滿了氣，氣就是風，這種觀念在九千年前就已形成。賈湖先賢創造十二律，以不同的律管候氣定時，而且同墓隨葬的兩支律管呈大二度音差，證明一為陽律，一為陰呂。而上山文化發現8500年前的易卦，以陰陽爻寫卦，而柳林溪先賢則以漢字“八爻”分配空間陰陽。這些對于陰陽的表達，證明在八千年以前，先賢就完成了陰陽思辨。當然，對于氣的認知顯然影響著他們對天地本質的判斷，反映了先賢對于宇宙的本質為氣的科學認知。

先賢最早形成的知識體系是他們對空間和時間有意識的規劃。空間規劃首先確定的就是東西南北四正方向，由于工作的最后一步要用兩根繩子將東西和南北方向量直，形成“+”形，于是這個圖像就稱為“二繩”。后人以地支標識二繩，東西繩為卯酉繩，北南繩為子午繩，這就是卯酉線和子午線的由來。

考古學提供的二繩物證已逾七千年，安徽蚌埠雙墩和湖北秭歸柳林溪都發現了這一時期的二繩圖像。東周的二繩圖像甚至還與太陽合繪，證明了空間規劃源于日影觀測的事實。當然，空間觀的發展也是古人關注的重要問題，不僅直線式的“方”需要擴大為具有面積意義的“位”，而且五方也需要擴大為九宮。這些知識早在七千年前都已完成。

傳統政治觀與宗教觀都更強調五方九州的中央，這是居中而治政治制度的反映。基于觀象授時而形成的王權必以天命神授為特征，授予王權的上帝居于天的中央北極，那么配帝在下的人王就必須居于地的中央，如此才能實現人王與上帝最直接的聯系。天地之中的選擇需要通過測影來完成。據《周禮》記載，以八尺表測影，夏至正午的影長為一尺五寸，其地即為天地之中。這個地點在夏代晚期被確定在了嵩山，今河南登封告成鎮還留有傳為周公校定地中的測景臺。

事實上，天地之中也即九州的中州，此方千里之地便稱為“中國”。這種由居中而治所強調的“中”的思想廣及政治、宗教、哲學與科學，成為中華文明的象征，奠定了中華民族多元一體的格局，強化了居中者肩負傳承中國文化的使命。中華文明之所以綿延數千年而不絕，原因正在于此。

《中國社會科學報》：您對古代天圓地方宇宙觀、天地祭祀禮儀以及早期時空觀念等方面的研究，為我們深入理解中華文明起源與發展提供了寶貴的視角。將天文學與考古學相結合的跨學科研究方式能為中華文明知識體系的研究帶來哪些全新視角？

馮時：中國古人天數不分，天文學的發展必須引入數學計算，所以中算學很早就已取得了輝煌成就。先賢對于勾股的認識，在西水坡遺存已見線索。而紅山文化圜丘的設計則體現出方圓圖與圓方圖的知識體系，而方丘的設計則在弦圖的基礎上完成。

安徽含山凌家灘出土玉璧

商代甲骨文、金文“文”字

人類文明的數字體系分為兩大系統，一為積數體系，一為獨立數字體系。中國傳統的數字體系屬于獨立數字，今天人們使用的阿拉伯數字也屬于獨立數字。阿拉伯數字本受印度的影響而產生。公元前三世紀后，印度出現書寫數字和記數法，但因地區和時代不同而常有變動，至公元600年前后，包括零記號在內的數學記號以及十進位記數法才在一定地區定型。這套數字和記數法后來被阿拉伯人改造并使用，13世紀初又經意大利學者斐波那契著《算盤書》采用而傳至歐洲，這就是演變成現代印度—阿拉伯數字及其記數法的先源。

事實上，阿拉伯數學實際是吸收了古希臘、印度、中國和本地區的古代數學成果，融東西方古代數學于一身，這一點早已為共識。而就獨立數字體系的起源而言，中國的史料不僅可以放心地追溯到更早的商周時代，甲骨文、金文十以內的獨立數字都已形成，甚至更大記數的十、百、千、萬、億也為常識，證明中國的獨立數字體系具有深厚的淵源，甚至今天的考古材料將中國獨立數字體系的形成時間上溯到了七八千年以前。浙江蕭山跨湖橋骨籌刻有六、八，湖北秭歸柳林溪陶支座刻有五、八，江蘇海安青浦骨籌刻有五、六，其為獨立數字之源沒有問題。至于戰國時代的算表，秦漢時代的數學文獻，多有出土，足見中算學發端之早，積淀之深厚。

中國獨立數字體系的形成與其特有的宇宙觀息息相關。浙江上山文化已經發現距今8500年的易卦，尚以陰陽爻寫卦，但到八千年前的跨湖橋文化，寫卦的形式已變為數字。易卦思想首先就建立在對天地表達的基礎之上，這決定了寫卦的數字必須上下排列。這意味著如果數字積畫而成，人們就將無法辨識。商周早期數字卦不見積畫形式的二、三、四，即是證明。于是古人為記卦的需要，就必須創造獨立數字，這一做法在客觀上掃清了中算學發展的障礙，使其可以進行龐大的數學計算，成為人類數學史上的重要成就。

天文作為文明之源的事實最終成就了博大精深的中華文明，八千年前知識與思想的創造難道是野蠻人的成果嗎？顯然不是！我們必須重新建構自己的文明理論，如此才能對先人的勞跡有所理解，對中華文明的偉大創造有所體悟。

事實上，基于己身文明的概念體系建立中華文明自己的理論是歷史學與考古學研究必須面對的問題。文字是承載概念的載體，概念不清便方向不明，此無異于以圓鑿而納方枘。而重拾己身文明的概念體系，不將其視為妖孽謬種，才能逐漸樹立真正的文化自信。

中國社會科學報記者 陳雅靜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報

責任編輯：劉娟

新媒體編輯：宗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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