獨居人士應如何進行法律規劃？

獨居人士如何進行法律規劃

作者｜陳漢（中國政法大學副教授，兼職于北京市漢坤律師事務所）

獨居人士如何進行法律規劃

作者｜陳漢（中國政法大學副教授，兼職于北京市漢坤律師事務所）

一、墜崖式的人生困境

2025年10月，上海虹口區46歲的蔣女士突發疾病被緊急送醫。這位職業女性，父母早逝、未婚無子女，身邊沒有一個近親，平日里過著財務獨立、品質優越的獨居生活。在同事的緊急幫助下，她被送往醫院，卻因手術需要家屬簽字而陷入困境——沒有法定監護人，沒有近親屬，甚至連動用自己的銀行存款支付醫療費都成為難題。最終，即使一位遠房表弟吳先生挺身而出，即使街道與民政部門積極作為，在法律程序的重重關卡中艱難簽字，暫時解決了“沒有近親屬”難題，然而兩個月的治療仍未能挽回蔣女士的生命，12月14日，蔣女士不幸離世。

是否選擇婚姻，是否選擇生育，是個人選擇，不存在優劣之說。我們見過幸福的婚姻，也見過婚姻家庭成為負擔與不幸的淵源。在這個引人關注的案件中，最令人遺憾的是：蔣女士的錢并未能及時用在搶救她的過程中，連去世之后能否用于購買墓地、能否用于給她辦一個體面的告別，都成了需要民政研究的問題。而另一方面，國家最終繼承其遺產，雖然符合現行法律規定，但可能并不符合很多人的期待。

蔣女士的遭遇，既不是第一例，也不會是最后一例。在當下中國，像她這樣“三無一獨”（無配偶、無子女、無父母，獨居生活）的人群，在大城市并不罕見。他們中許多人事業成功、財務獨立，平日里享受著自由與高品質的生活，卻未曾意識到，當疾病或意外突然降臨，這種看似完美的生活方式會瞬間崩塌，墜入法律與制度的真空地帶。

如果，碰到下一個類似于蔣女士一樣的“三無一獨”人士，我會提供哪些法律建議？明確一下，我們討論的不是蔡瀾這樣的億萬富豪：只要有意愿，他們有足夠的社會資源來管理一切。

二、法律工具的選擇

部分人士認為，蔣女士缺少一份遺囑：只要立下遺囑，身后事便有了安排。然而，蔣女士的案例清晰地告訴我們：遺囑只解決“身后”的部分問題，卻無法應對“生前”的危機。如果我是她的律師，我會更傾向于遺贈扶養協議而不是遺囑這個工具。讓我們來重新認識一下遺贈扶養協議制度。

（一）遺贈扶養協議

遺贈扶養協議，是一項具有中國歷史特色的法律制度，并非舶來品。它承載著獨特的社會保障功能。根據《民法典》第1158條，它是指自然人與繼承人以外的組織或個人簽訂協議，由后者承擔生養死葬義務，享有受遺贈權利的民事協議。回溯至計劃經濟時代，農村“五保戶”（保吃、保穿、保住、保醫、保葬）問題曾是基層治理的難題。集體組織資源有限，許多孤寡老人面臨“老無所養、死無所葬”的困境。遺贈扶養協議恰在此時成為制度創新的關鍵一環——通過法律形式將集體或個人的扶養義務與遺產受讓權綁定，既解決了五保戶的基本生存需求，又避免了公共資源過度消耗。

在當下，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黨領導下的社會主義國家承擔了社會保障兜底的職責；而遺贈扶養協議則逐步煥發出新的光芒，有了新的適用領域。

（二）如何定制一個遺贈扶養協議

相比遺囑，作為雙務協議的遺贈扶養協議可以提供更為全面的保障。

第一，在自治空間上，現行《民法典》對這一法律制度并未有限制性的規定，因此給當事人留下了意思自治的空間。

第二，在主動性上，意定監護人通常只介入必要的行動，例如醫院授權等，而遺贈扶養人則可依據約定更多地主動介入，包括生活上的照顧等。

第三，在啟動時間上，意定監護需要在陷入限制行為能力或者無行為能力之時才能啟動，而遺贈撫養人可以依據約定在對方沒有失去行為能力但是失去下樓/下床的能力之時就進行介入。

因此，過去遺贈扶養協議主要解決了遺贈事項，而今天可以依據意思自治解決更多的問題。

以類似蔣女士的情況為例，如果我來起草，我會考慮如下要點：

1. 協議中生養義務的觸發機制，即明確啟動介入的標志性事項；

2. 生養義務的具體標準及承擔生養義務的“持續性報酬”；

3. 關于部分接管財產與全部接管財產的約定；

4. “死葬”即后事安排的具體標準與要求；

5. 關于第三方監督機制，包括對錢的監督（例如公證提存）及對行為的監督；

6. 動態調整與單方終止的清算機制。

因此，與傳統的遺贈扶養協議不一樣，當下我們可以將遺贈扶養協議分拆為一項組合：付費購買特定服務的長期協議，以及百年之后的遺贈。

當然，遺贈扶養協議主要明確雙方的權利義務，并不能解決所有的問題。因此，還需要授權等其他配套制度。

（三）專項授權：保守的優選

2021年《民法典》正式確立意定監護制度，這無疑是法律進步的重要標志。然而，在實務操作中，特定事項授權往往比意定監護更為成熟和實用。甚至，我個人認為意定監護在當下還屬于一個探索階段的新事物，特別是長期監護方面，并未有太多成熟的經驗可以借鑒。

事實上，我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持久授權書（EPA）制度給我們提供了寶貴借鑒。EPA允許委托人在意識清醒時指定代理人，在其喪失行為能力后處理財務和醫療事務。這一制度的關鍵在于“預先指定”和“即時生效”，避免了臨時尋找監護人的倉促與不確定性。同時，中國香港的持久授權書需要在法院進行登記，因此是一個“受公權力監督”的授權。

相比之下，內地的意定監護雖有框架，但配套機制尚不完善：監護監督機制薄弱、監護人職責缺乏細化規定、公權力介入程度低。因此，我更傾向于一份授權，有限的授權、逐步的授權，而不是概括性的意定監護。

所謂有限的授權，逐步的授權，可以用一個脫敏案例來說明。

一位已經退休的離異單身無娃女士找到了我，在討論了意定監護的“寬泛”之后，決定選擇一位認識20多年比她小10歲左右的鄰居女士作為被授權人，并進行了授權。所謂有限授權，是指授權了一張特定銀行卡的網銀并將密碼、U盾、對應的驗證手機，放在一個指定的地方。未來如果需要用錢，可以動用這個銀行卡，但是其他資產并不在授權之列。所謂逐步的授權，是指如果出現了該女士需要住養老院由專人照顧（不再適應社區養老）的情形，那么被授權人可以出售一套指定的房產（出售的價款需要回到上述特定的銀行卡），用于未來逐步支付養老院的費用。

當然，實踐案例會更復雜一些。總之，比意定監護更細致，更具有可執行性。

（四）醫療預囑

嚴格來說，意定監護是涵蓋人身與財產的。上述的授權，原則上只限于財產。關于身體，則可能需要一份“醫療預囑”。醫療預囑（Advance Directive, Living Will），又稱生前預囑，是指具有完全民事行為能力的成年人在意識清醒時，預先以書面形式表達的關于自己在生命末期或喪失決策能力時，希望接受或拒絕何種醫療措施的意愿。這一制度的核心價值在于尊重患者的醫療自主權，確保個體在生命最后階段的尊嚴得到保障。

2022年6月23日，《深圳經濟特區醫療條例》修訂稿表決通過，首次將生前預囑正式寫入中國地方性法規，開創了我國醫療自主權保障的立法先河。其他區域雖然無明確規定，但從尊重當事人意愿的角度出發，只要不涉及主動尋求安樂死，本人認為其效力并不需要以地方性或者全國性的規定來“重述”。

如何寫醫療預囑需要非常專業的醫學知識，對一個自然人可能走完最后一程的多種可能性需要有不同的預案。同時，一份嚴謹、細致的醫療預囑也是讓被授權人積極行事避免糾紛的重要方式。

三、公證助力

作為兼職律師，在服務客戶類似法律文件之時，我都會建議客戶盡量進行公證。公證作為國家證明制度的核心環節，其意義不是普通法律文書所能替代的。

第一，公證機構的專業審查確保了文件的真實性和合法性（尤其是對行為能力的認定），特別是雙錄的專業流程，減少了后續爭議；

第二，公證文書具有更強證據效力，通常無需額外證明；

第三，公證文件具有可溯源性。當第三方看到相關人士持有公證法律文件時，可以致電公證處來核實文件的真偽，而其他法律文件，即使提供簽署之時的視頻，其確定性也沒有公證強。

關于公證文件，一個法律上的小小疑問是：如果在文件中明確約定“本文件的修訂必須以公證的形式做出”，是否有絕對排除未來以其他形式做出的法律效力，依然是存疑的，雖然我個人傾向于寫入這個條款，以避免未來弱勢一方被對方“挾持”而簽署新的法律文件。

此外，公證提存與資金監管，本身是一個非常好的監督機制。

即使是有限授權，即使是逐步授權，也只能從外部機制上降低被授權人濫用的可能性，并不能杜絕。如果需要聘用一個監督者來事無巨細地確認，則會產生較高的成本，甚至如果監督者不在本地生活，則可能影響其時效性。而每個地方都有公證處，公證提存能解決“支出”的本地化審核問題。

換句話說，公證提存/公證資金監管可以視為一個家庭信托的低配替代版本。當下設立信托可能還是非常小眾的一個選擇，并且信托公司的營業場地密集程度，遠低于公證處。個人認為，從細分領域看，大部分客戶不會也不應該成為信托公司的客戶，但是可以成為公證處的目標客戶及服務對象。

至于以自然人作為受托人的民事信托，以及未接入國家公證體系的各類野生遺囑庫，我個人看法是：在有選擇的時候，為什么選擇它們呢？

以上文的退休阿姨為例，如果進入第二階段授權賣掉房產之后，約定了需要將600萬提存至指定的當地公證處，其他部分留在授權標的中的銀行卡中，作為一種風險管理的措施。此時，如何與公證處達成一個職責與收費相匹配的提存協議，則是非常考驗律師與公證處了。

四、兩個殘酷的事實

（一）屆時有多少錢，決定了有多少選擇

一個殘酷的事實是，所有的服務都是需要收費的。生病住院的時候，能去協和國際部，還是去社區醫院，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有多少錢。

花錢的時候才需要有錢，而人到中年之后，最花錢的，不過是醫療與康復之時的照看。這些是最不確定的開支，從技術上看，唯有保險能解決。考慮到我不是保險專業人士，在此不展開。感興趣的朋友直接問成熟的保險代理人或者經紀人。

有財產不代表有流動性。在需要錢的時候，例如要入住康復醫院、療養院的時候，如何將其他資產進行出售變賣，則是律師需要提前協助準備的事項。如上文所述，如何確保被授權人在必要的時候能出售掉不動產，并妥善安排出售所得，則需考慮律師與公證員，甚至只有公證的介入才能確保一定的可靠性。

（二）人性是經不起誘惑的

無論是授權，還是意定監護，都存在著他人濫用職權中飽私囊的可能性。例如在公開的案例“丁某甲訴丁某丙財產損害賠償糾紛案”（上海市閔行區人民法院（2017）滬0112民再4號民事判決）中，作為監護人的親妹妹賣掉了被監護人的房產，損害了被監護人的利益。親妹妹尚且如此，其他人如何保證？

現階段，雖然有監護監督的自由，但依然是不成熟的制度，仍處在探索中。

五、結語

職業原因，我見證過不少類似蔣女士的悲劇，特別是丁克家庭與亞丁克（有子女但是不在身邊生活）家庭。他們往往不是源于貧窮或不幸，而是源于對法律工具的忽視和對人生的過度樂觀。當下，我們既要尊重個人選擇獨居生活的自由，也要正視這種選擇背后潛藏的風險。

基于制度成熟度與缺乏反復驗證，現階段我認為意定監護是一個需要慎重選擇的事項。特別是對于蔣女士這樣相對年輕的人士，一個特定事項的有限授權，及一個未來啟動的遺贈扶養協議可能更能解決問題。而監護監督制度，以及其他監督機制，對于普通人可能依然是一個相對高成本的選擇，因此公證提存可能是一個較好的選擇。

法律不能解決所有問題，但是法律至少能解決部分問題：確保確定性的授權人，確保既有錢的到位，降低人性風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