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讀狄更斯的《艱難時世》：維多利亞盛世下的靈魂荒漠與人性異化

狄更斯

狄更斯是19世紀英國批判現實主義文學的杰出代表人物，代表作《雙城記》《大衛·科波菲爾》《霧都孤兒》《艱難時世》《遠大前程》。

《艱難時世》

《艱難時世》發表于1854年，這部作品以雙線敘事結構，編織了一幅關于意識形態專制、階級矛盾與人性異化的全景圖，至今仍是對現代性困境的深刻預言。

托馬斯·葛擂硬——這個五金批發商出身的國會議員，是狄更斯塑造的最令人不寒而栗的形象之一。他所奉行的“事實哲學”將人類經驗簡化為可計算、可衡量的數據，其著名宣言“人從生到死的每一步都應該是一種隔著柜臺的現金買賣關系”，徹底暴露了功利主義倫理的冰冷本質。在葛擂硬的世界里，情感、想象、藝術與精神追求因其無法產生直接經濟利益而被視為無用甚至有害的贅余。

這種哲學在其子女教育中得到了最極致的實踐。露易莎和湯姆在童年時期被剝奪了所有幻想與游戲的權利，他們的生活被囚禁在“事實”的牢籠中。狄更斯以令人心碎的筆觸描寫了這兩個孩子如何像溫室植物般畸形生長：露易莎學會了用沉默承受痛苦，將全部情感寄托于弟弟身上；湯姆則在壓抑中滋生出扭曲的利己主義。當露易莎在父親追問“什么是婚姻”時，只能機械地回答“一個契約”，這種情感能力的徹底萎縮，正是葛擂硬教育最可怕的成果。

更富悲劇性的是，葛擂硬的“事實哲學”最終在其子女的人生選擇中徹底破產。露易莎為幫助弟弟而嫁給比她大三十歲的銀行家龐得貝，這樁純粹利益交換的婚姻很快陷入絕望；湯姆則在放縱與墮落中淪為竊賊，最終需要靠父親一貫鄙視的馬戲團藝人拯救。狄更斯通過這種情節安排完成了對功利主義的終極諷刺：那些被認為“無用”的情感與道義，恰恰是危機時刻唯一可靠的精神支柱。

銀行家約西亞·龐得貝是新興工業資產階級的典型代表。這個自我標榜“白手起家”的工業巨頭，通過精心編造的棄兒奮斗史，建構了一套符合時代精神的神話敘事。他不斷宣揚自己如何從“陰溝里爬出來”成為焦煤鎮的主宰，卻嚴苛禁止親生母親出現在公眾視野，甚至污蔑她曾拋棄和虐待自己。這種對血緣親情的背叛與工具化利用，揭示了新資產階級價值觀的主要矛盾：他們既需要傳統倫理作為社會認可的基石，又在實踐中徹底顛覆這些倫理。

龐得貝對待工人的態度進一步暴露了這一階級的意識形態本質。他將斯蒂芬等工人視為純粹的“人手”，是可以隨意替換的生產要素。當斯蒂芬因拒絕加入工會而遭排斥，又因不愿充當密探而遭解雇時，龐得貝表現出的不是同情而是惱怒——他不能理解為何有人會拒絕成為他權力游戲中的棋子。這種將人物化的思維，正是工業資本主義邏輯的必然產物。

最令人深思的是龐得貝失竊案的情節發展。銀行被盜后，他毫不猶豫地懷疑并通緝早已離鎮的斯蒂芬，這一行為不僅展現了權勢者的傲慢，更揭示了新資產階級社會認知的局限：他們只能理解金錢關系，無法理解道義、忠誠等超越性價值。斯蒂芬為自證清白而趕回焦煤鎮，最終失足墜入廢棄礦坑慘死，這一結局成為對整個制度的血淚控訴。

在葛擂硬與龐得貝主宰的冰冷世界里，西茜·朱浦所屬的馬戲團成為了人性最后的避難所。這些流浪藝人被主流社會視為“不務正業者”，他們的表演被認為缺乏“事實”基礎。然而，恰恰是這個邊緣群體保留了完整的情感能力與道德直覺。

當葛擂硬的“模范學生”比周——這個完全內化了功利主義邏輯的青年——冷酷地追捕湯姆時，是馬戲團成員以樸素的道義感伸出援手。他們幫助湯姆逃脫不是出于利益計算，而是基于“他是個陷入困境的年輕人”這樣簡單的人性判斷。這一情節構成了小說最強烈的反諷：被“事實哲學”排斥的情感與同情，恰恰是維護基本人性尊嚴的最后屏障。

馬戲團在小說結構中的位置極具象征意義。他們游走于社會邊緣，不受葛擂硬式教育的污染，保持著對美、歡樂與人際溫情的天然感受力。西茜對露易莎的友誼、對葛擂硬的原諒，代表了一種超越功利計算的生命智慧。狄更斯通過這個群體暗示：一個徹底驅逐了“幻想”與“情感”的社會，最終將在精神上自我毀滅。

維多利亞盛世下的靈魂荒漠與人性異化

要真正理解《艱難時世》的批判力度，必須將其置于1850年代英國的社會語境中。此時的英國剛舉辦完萬國博覽會，工業產出占全球三分之一，倫敦成為世界金融中心，維多利亞時代看似達到了繁榮的頂點。然而，狄更斯穿透了這層光輝表象，揭示了工業化帶來的深刻社會重組。

小說中的焦煤鎮本身就是工業英國的縮影：機器永不停歇地轟鳴，煙囪如同巨樹般林立，空氣彌漫著煤煙，河流被染成紫色。在這個環境中，社會結構發生了根本性重構。舊貴族雖然保留了象征性地位，但實際權力已轉移到葛擂硬、龐得貝這樣的新興資產階級手中。這些工業家、銀行家、商人的崛起，標志著基于血緣的等級制讓位于基于財富的階級制。

然而，這種階級流動性的增加并未帶來社會和諧，反而加劇了階層矛盾。龐得貝對工人的剝削、葛擂硬對“人手”的冷漠，反映了新興資產階級在積累財富過程中的殘酷性。斯蒂芬的命運——熟練技工卻生活困苦，四十多歲已頭發花白、彎腰駝背——代表了無產階級的普遍困境。狄更斯通過斯蒂芬之口提出的問題：“成千上萬像我這樣的人經常處在這樣的情況下，這是不是對的？”直接挑戰了當時主流意識形態的合法性。

《艱難時世》最深層的批判指向了當時占據主導地位的功利主義意識形態。杰里米·邊沁的功利主義哲學將“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奉為最高原則，在實踐中卻往往淪為替現狀辯護的工具。葛擂硬的教育理念、龐得貝的管理哲學，都是這種思想的具體化。

狄更斯揭示了功利主義如何扭曲人性認知。當一切價值都用“有用性”衡量時，那些無法立即產生經濟效益的品質——如想象力、同情心、藝術感受力——就被系統性地貶低。這種思維甚至在家庭關系中蔓延：葛擂硬將子女視為需要“塑造”的材料，龐得貝將母親視為需要“隱藏”的恥辱。人際關系被簡化為利益交換，情感聯系被契約關系取代。

更危險的是，功利主義為社會不平等提供了“科學”辯護。根據這套邏輯，富人的成功證明其品德與能力優越，窮人的困境則歸咎于個人失敗。龐得貝反復強調自己從“陰溝”崛起的神話，隱含的信息是：任何人都能通過努力復制他的成功，失敗者只能怪自己不夠勤奮。這種話語巧妙地將結構性剝削轉化為個人責任問題，消解了集體抗爭的道德基礎。

斯蒂芬的悲劇徹底顛覆了這種敘事。他勤奮、誠實、熟練，卻因拒絕背叛工友而失去工作，因老板的猜疑而身敗名裂，最終在自證清白的路上意外身亡。他的命運證明，在權力不平等的社會中，個人美德不足以保證尊嚴生存，制度性不公正足以摧毀最勤勞的個體。

《艱難時世》出版于達爾文《物種起源》問世前五年，卻已敏銳捕捉到即將風靡英國的“適者生存”社會思潮。龐得貝的崛起神話、葛擂硬對弱者的蔑視、比周對湯姆的冷酷追捕，都體現了這種將自然法則簡單移植到人類社會的傾向。

在焦煤鎮的世界里，競爭被奉為最高美德，同情被貶為軟弱缺陷。龐得貝在議會上宣稱：“我們必須要有競爭，要讓適者生存，這是自然規律。”這種話語為剝削披上了科學外衣，將社會不平等自然化、正當化。工人階級的貧困被解釋為“不適應”競爭環境，資產階級的財富則被看作“適者”的合理獎賞。

然而，狄更斯通過馬戲團的介入解構了這種邏輯。當湯姆這個“不適者”面臨毀滅時，拯救他的不是奉行競爭哲學的“適者”，而是被主流社會邊緣化的藝人群體。這一情節暗示：人類社會如果完全遵循叢林法則，最終將喪失使人區別于野獸的文明特質——互助、同情、自我犧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