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律師,是一場馬拉松,還是短跑?
對于大多數人來說,這是一個需要熬年頭、熬資歷的行業。但對于半路出家的人來說,時間是最昂貴的成本。
而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的故事,來自一位體制內離職、中年轉型的律所主任——王曉娟律師。
她在35歲那年,毅然選擇從體制內離職,轉型成為一名律師。
在這個并不年輕的年紀入行,“半路出家”的她,沒有選擇在傳統的民商事訴訟里和年輕人拼體力,也沒有在低價的法律顧問市場里內卷。
她敏銳地發現了一個被長期忽視的斷層——“法財稅”的割裂。
靠著將法律、財務、稅務三者打通的差異化打法,她不僅迅速站穩了腳跟,更帶領團隊服務了63家常年法律顧問單位,實現了年創收穩過7位數的業績。
她是用什么邏輯打破行業壁壘的?又是如何解決“律師不懂稅、會計不懂法”的痛點的?
以下文字,是她關于專業定位、產品架構和交付模式的深度復盤。基于我們與王曉娟律師的對談文稿整理而成,以王曉娟律師第一人稱講述。
01
我做律師的起步,其實比很多人都晚。
35歲之前,我在體制內工作,有著穩定的生活。但35歲那年,我決定換一種活法,辭職做律師。
說實話,那個年紀出來,我是有緊迫感的。論精力,我拼不過剛畢業、能通宵寫合同的年輕人;論資歷,同齡的律師大多已經執業十幾年,案源穩定。
如果我還去卷傳統的民商事,去卷幾千塊一年的法律顧問,我可能這輩子都追不上那些資深律師。我沒有時間試錯,也沒有資本慢慢熬。
我必須找到一個新的“盈利增長點”。在對市場進行了深入的調研后,我發現了涉稅法律服務這個巨大的機會:
第一,看需求端:這是“爆發式增長”的剛需。
以前,企業對法律服務的需求是“防風險”,是可有可無的。
但現在不一樣了。金稅四期的大網越收越緊,大數據一比對,85%的中小企業稅務都在“裸奔”。
對于老板來說,合同違約只是賠錢,但稅務問題一旦暴雷,那是涉及刑事責任,是要坐牢的。這種恐懼感,帶來了需求的爆發式增長。這就決定了涉稅業務具備兩個極具誘惑力的特征:
高客單價:救命的錢,老板從來不吝嗇。一個專項服務,起步就是10萬+。
高粘性:一旦你幫老板解決過稅務這種核心機密問題,他就會把你當成“自己人”,這輩子基本不會換律師。
第二,看供給端:這是律師獨有的“核心盈利邏輯”。
在執業的過程中,我發現了一個非常普遍的痛點,也是一個巨大的機會:在企業服務里,“法律”和“財稅”是完全割裂的。
會計只管記賬報稅,他們懂數字,但不懂法律定性。遇到稅務稽查,他們往往只會從財務角度解釋,很容易因為一句話說錯,就把企業的“行政違規”變成了“刑事犯罪”。
傳統律師只管審合同、打官司。他們看不懂財務報表,不知道企業的錢是怎么流轉的,更抓不住老板最關心的“利潤”和“安全”。
這就是市場留給我的“生態位”,也是律師開拓這項業務的核心優勢。
當我能站在“法律+稅務+財務”的上帝視角,去幫企業解決問題時,我填補了市場上巨大的供給斷層。
所以我堅定地選擇了這條路。事實證明,我選對了。
02
很多律師做涉稅業務,是“撞大運”,碰到一個算一個。
但我從一開始,就用做產品的思維,搭建了一個嚴密的產品金字塔。我不想做一個萬金油律師,我要做的是企業全生命周期的“財稅醫生”。
我的產品架構分為四層,層層遞進,每一層都精準擊中老板的一個痛點。
第一層,是法財稅一體化常年顧問。
這是我業務的地基,是引流型的產品。
目前我手里穩得住的63家顧問單位,都是靠這個模式留下來的。
我不像傳統律師那樣,只坐在辦公室里審合同、改章程。
那種服務,老板覺得一年幾千塊可能都嫌貴。我是帶著“稅務視角”去做顧問的。我會關注企業的商業模式怎么搭建?交易架構怎么設計?發票流轉閉不閉環?
舉個我經辦的實戰案例。
我服務的一家企業,為了拿訂單,經常需要支付高額的居間費(介紹費)。按照傳統的做法,財務直接打給個人。
但這面臨兩個死局:
稅太重:個人要承擔20%-40%的勞務報酬個稅,中間人根本不愿意配合,導致業務推不動。
沒票入賬:企業沒法列支成本,導致賬面利潤虛高,被迫多交25%的企業所得稅。
這根本不是一個合同問題,這是一個“商業+稅務”的死結。
我們介入后,沒有僅僅停留在擬定一份《居間協議》上,而是量身打造了“混合稅務合規方案”。我們通過合規利用稅收優惠地政策與成本嫁接模式,指導中間人設立個體工商戶或利用自然人代開政策,將綜合稅負降至10%以內,并且讓企業拿到了合規的發票入賬。
結果是中間人高興,企業更高興。
這幫客戶省下的真金白銀,遠超我的顧問費。客戶還會覺得我貴嗎?他只會怕我明年不續約。
第二層,是財稅合規專項。
這是針對顧問單位里的“大客戶”,做的深度挖掘服務。
常年顧問解決日常問題,專項服務解決“歷史遺留問題”和“利潤優化問題”。比如:季度開票額的管控、無票支出的合規處理、利潤最大化設計。
對于律師來說,這是利潤型的產品,客單價能達到10萬以上。
比如,我曾服務一家科技型公司,因為涉嫌偷稅被稅務局稽查。我們在介入處理的過程中,發現老板其實很冤。他投入了大量的錢做研發,但他聘請的會計水平有限,不懂政策,一直沒有規范列支研發費用,導致企業多交了大量的冤枉稅。
在幫他處理稽查危機的同時,我們指導企業重新梳理了研發流程和賬務,把那些“沉睡”的研發支出全部找了出來,爭取到了國家“研發費用加計扣除”的政策。
最后核算下來,我們不僅幫他規避了刑事風險,還幫他核減了41萬元的追繳金額。
這就是專項服務的價值:我不僅是來幫你“防雷”的,我是來幫你把該享受的紅利,一分不少地拿回來的。
第三層,是稅務稽查應對。
當企業收到稅務局的《稅務事項通知書》或者面臨稽查時,這就是“救命”的時刻。
在這個階段,老板和財務通常是慌的。
為什么財務搞不定稽查?
因為會計的本能是“做賬”和“順從”。面對稅務人員的詢問,他們往往因為不懂法律上的“定性”,一不小心就說錯話。
比如,把“借款”說成“抽逃出資”,把“業務瑕疵”說成“虛假交易”。這些口供一旦被記錄,就是把企業往刑法上推。
這時候,律師進場做什么?我做“翻譯官”和“定海神針”。
控制溝通節奏:我會第一時間告訴老板和財務:什么材料必須交,什么材料暫緩交;什么話該如實說,什么話絕對不能亂猜測。
法律定性糾偏:我會用稅法的專業語言,去解釋企業的業務邏輯。比如,稅務局質疑某筆大額支出是“偷稅”。我會從合同法、業務流的角度,整理證據鏈,證明這是真實的商業交易,只是票據處理上有瑕疵。
防止風險升級:我的核心目標只有一個:把火撲滅在行政處罰階段。堅決防止因為溝通不當,導致案件性質從“行政違規(補稅罰款)”升級為“刑事犯罪(移送經偵)”。
當然,面對這些業務,我不是一個人去應對,我會聯合本地頭部的財稅服務機構。他們負責重新梳理賬目數據(定量),我負責與稅局進行法律層面的溝通(定性)。
這種“法財稅”組合拳,是企業最需要的救命稻草。
第四層,是涉稅刑事辯護。
這是最后一道防線,也是律師的絕對主場。當案件已經移送公安經偵,老板面臨牢獄之災時,常規的“找關系”已經沒用了,只有專業的“涉稅刑辯”能救他。
在這個階段,我不跟別人比“算賬”,我比的是“定性”和“邏輯”。
很多傳統刑辯律師不懂稅,只會做輕罪辯護;而很多稅務師不懂刑,只知道補稅。我的打法是聯合專家交付:
定性辯護(我的核心工作):
主觀故意之辯:我會從證據鏈中尋找突破口,證明老板是“業務過失”或“對稅法理解有誤”,而沒有“偷逃稅款的主觀故意”。沒有主觀故意,就不構成犯罪。
業務真實性之辯:對于涉嫌“虛開”的案件,我會死磕“真實貨物流”。只要證明有真實的貨物交易,就很難被定性為純粹的暴力虛開,量刑就能大幅下降。
定量核減(聯合交付):我會請資深的稅務專家介入,對涉案金額進行重新核算。很多時候,經偵認定的金額是粗放的。專家進場后,把重復計算的、證據不足的、可以抵扣的金額剔除出去。金額下來了,量刑檔次自然就下來了。
“刑辯專家+稅務專家”聯合辦案模式,效果非常好。
我們曾辦理過一起涉嫌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的案件,通過這種模式,成功將涉案金額核減了60%,最終為當事人爭取到了緩刑。
這四層產品,環環相扣。
在我打通了這一整套體系過后,客戶一旦進了我的服務體系,基本上就離不開我了。
03
很多律師想做涉稅業務,但遲遲不敢動手,最大的心理障礙就是:“我數學不好,那些復雜的稅務報表、稅款計算,我根本搞不定,怎么給客戶交付?”
我常跟他們說:你搞錯定位了。做涉稅律師,不是讓你去搶會計的飯碗。
如果我去跟會計比算賬,我肯定輸。但客戶需要的不僅僅是“算賬”,而是“安全”和“利潤”。
我的交付模式非常清晰,就是八個字:“法財稅一體化協同”。這套打法,讓我不需要養龐大的會計團隊,就能接下幾百萬的大單,而且在全國任何一個城市都能復制。
1.明確分工:律師管“定性”,機構管“定量”
在所有的涉稅項目中,我嚴格遵守“定性”與“定量”分離的原則:
我(律師)負責“定性”與“把控風險”:比如,這筆錢在法律上到底算“借款”還是“收入”?這個行為是屬于“業務瑕疵”還是“虛開犯罪”?面對稅務稽查,這時候該配合還是該申辯?這些法律關系的認定、風險邊界的判斷、談判策略的制定,必須由律師來主導。這是我們的核心價值。
合作機構(財稅/稅務師)負責“定量”與“執行”:具體的查賬、調賬、稅款測算、更正申報、出具審計報告,這些繁瑣的數據工作,我全部交給本地專業的財稅服務機構或稅務師事務所來完成。
2.協同效應:借力打力,輕資產運營
這套模式最大的好處是“輕”。
我不需要養人:我不需要在律所里養一堆會計,省去了巨大的人力成本。
專業互補:會計懂數據但不懂法,容易埋雷;我懂法但不懂數據,容易懸浮。我們要結合在一起,就是“1+1>2”。比如做稅務合規,我負責出合規方案(商業架構設計),財稅機構負責把賬做平、把票開對。客戶拿到的是一個“法律上安全、財務上落地”的完美閉環。
3.全國復制:流程標準化
為什么說這套模式可以全國復制?
因為我把交付流程標準化了:提供盡調清單→按企業規模報價→出具服務方案→簽約落地→后續指導。
這套工作流程放在哪里都通用。
我現在在安徽是這么做,如果我有北京、上海的客戶,我只需要帶著我的方案和策略過去,然后在當地找一家靠譜的財稅機構配合我處理數據部分即可。
不做“萬能”的律師,要做“善于合作”的律師。
這就是我能把涉稅業務做大、做穩,且能跨區域交付的秘訣。
04
眼下,我們正站在一個歷史性的風口上。2026年,《增值稅法》將正式生效。
這意味著所有的企業稅務邏輯都要重構,涉稅法律服務的需求將迎來真正的爆發。
在這個節點,我決定全力打造“稅法專家”的個人IP。
第一步:著書立說,打造最硬的“信任狀”。
我加入了LegalMVP譜法先鋒團隊,聯合全國優秀的涉稅律師,共同編寫了業內第一本稅法普法漫畫書——《創業者身邊的稅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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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么一定要寫書?
因為在客戶眼里,書代表著標準,代表著權威。在拜訪客戶和客戶談案的時候,我可以自信地遞上一本印著我名字的專業書籍。
沒有什么,比這本有我署名的專業書籍,更加能增強我的專業信任背書了。
這本書,就是我敲開高端客戶大門最好的“敲門磚”。
第二步:登臺講課,把影響力變成生產力。
有了書做背書,我開始更積極地“走出去”。
我走進商協會、走進產業園區,不再是用枯燥的法條去普法,而是用我擅長的“法財稅一體化”視角,給老板們拆解商業模式,講透財稅風險。
在臺下發名片,你是求人辦事;但在臺上講課,你就是傳道授業解惑的專家老師。
當我在臺上講透一個稅務籌劃的案例時,臺下的老板們看我的眼神是不一樣的。課后圍上來加微信的人,往往就是最精準的高意向客戶。
2026年《增值稅法》生效,我相信,這是未來十年律師行業最大的風口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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