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庫全書存目叢書三編》出版

（來源：南湖晚報）

轉自：南湖晚報

　　N劉健

　　2025年12月6日，杜澤遜、馬學良主編的《四庫全書存目叢書三編》在國家圖書館（典籍博物館）舉行新書發布會。發布會由山東出版傳媒公司黨委副書記、總經理李濤主持，專家學者齊聚一堂，共同見證這一文化盛事。

　　山東出版集團黨委書記、董事長劉文強表示，《四庫全書》是中國文化史上的一座豐碑，齊魯書社二十世紀末推出的《四庫全書存目叢書》作為改革開放以來國家立項的重大出版工程之一，是對這一文化瑰寶的重要補充，影響深遠。《四庫全書存目叢書三編》的編纂出版，既是對《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和《補編》的接續傳承，也是對《關于新時代古籍工作的意見》的積極響應和成功實踐，是對歷史文化遺產的又一次搶救性發掘與保護。山東出版集團將把古籍整理出版作為“十五五”規劃的重點方向之一，科學布局，穩步推進，扎實做好《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稿叢書》等項目，繼續為傳承和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作出新的貢獻。

　　中國出版協會副理事長王明舟高度肯定了叢書的出版價值，他認為《四庫全書存目叢書三編》的編纂出版，正是學術界和出版界學習貫徹黨的二十屆四中全會精神的生動實踐，是用典籍傳承守護文化根脈的具體行動，充分彰顯了新時代山東出版人在弘揚和傳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方面的使命和擔當；國家圖書館副館長魏崇在發言中追溯了文津閣《四庫全書》入藏國家圖書館的百年歷程，稱這部典籍的傳承見證了國家對文化遺產的珍視。他表示，國家圖書館作為中華典籍守護者，未來將持續做好叢書的收藏保護與利用工作，同時推動古籍“三大保護”協同發展，助力“四庫學”研究走向深入。

　　《四庫全書》是清乾隆帝敕命、紀昀等360余位朝臣學者編纂、3800余人抄寫完成的曠代巨編，分經、史、子、集四部，收書3460余種、79300余卷，為中國古代最大的文化工程。纂修《四庫全書》時，朝廷對搜集到的萬余種典籍進行甄別篩選，其中約三分之一被抄寫入《四庫全書》，史稱“著錄書”；另三分之二僅保留書目提要而未抄錄，史稱“存目書”。這些書籍或因學術觀點、或因時代局限未能入選，但多具重要文獻價值，甚至不乏稀世珍本。

　　山東大學講席教授、《文史哲》主編杜澤遜簡要介紹了“存目書”的概況，并回顧了叢書的編纂歷程。他指出，乾隆年間編纂的《四庫全書》總目收錄的1萬多部書籍中，6793種僅存目錄未被抄入全書，成為“四庫存目書”，這些典籍雖未入編卻極具學術價值。1992年編纂建議獲批后，齊魯書社于1997年出版《四庫全書存目叢書》1200冊，2001年出版《補編》100冊。時隔多年后，在國家古籍普查與數字化技術助力下，主創團隊遍訪各大圖書館征集底本，嚴格遵循古籍整理規范審定著錄信息并逐頁審核。各方面通力合作，促成了《四庫全書存目叢書三編》的出版。

　　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教授黃愛平指出，《四庫全書》存目書籍，實為《四庫全書》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蘊含極高且多為不可替代的文獻價值。從《四庫全書存目叢書》至如今《四庫全書存目叢書三編》接續問世，這項跨越數十年的工程，借助現代技術搶救性保護了珍貴典籍，既完善了《四庫全書》文獻體系，更助力學術研究與文化傳播，堪稱傳承中華文脈、功在當代利在千秋的文化盛舉。

　　中國科學院文獻情報中心研究館員羅琳認為，《四庫全書存目叢書三編》的學術價值不僅在于新增176種稀見典籍，更在于以原書牌記、行款、序跋俱全的影寫方式，首次恢復了《四庫》系統提要所據之“原典形態”，使乾隆以前刻本、鈔本之卷端牌記、校刊銜名、藏家題識一一復位。其出版不僅彌補了《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無牌記”的學術遺憾，也為四庫學、清代藏書史研究樹立了可征信的文本基準。

　　著名藏書家韋力在發言中指出，《四庫全書存目叢書三編》由齊魯書社與奎文閣聯合出版，堪稱“四庫學”研究的重要成果，學術價值顯著。他從版本學角度提出，在AI時代，古籍紙本出版仍具有其獨特價值——原始底本的真實性與可靠性，而底本質量直接決定學術體系的嚴謹性。他建議后續編纂可拓展域外征集渠道，甄選真正的四庫底本，為“四庫學”研究提供更精準的文獻依據。

　　典籍之存亡，關乎文脈之續絕，《四庫全書存目叢書三編》的出版是結束更是開始，它將推動“四庫學”研究邁向更精深廣闊的新階段，讓千年文脈在協作共識中共生綿延、生生不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