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戰爭的慘敗不是清軍落后，也不是日本強大，而是沒早點重用他

黃海起霧那天的炮聲還在耳邊，1894年9月17日，海風卷著硝味，旗艦“定遠”的艦橋上丁汝昌扶著欄桿，人站著，心里空著，陸路出身，海上陣仗看不透，開戰不到半小時人被震下艦橋，甲板上血和油混在一塊，后面五個小時各自扛著，信號燈亂閃，口令傳不出去，不是船不行，是人不對，鐵甲艦兩艘擺在那，“定遠”“鎮遠”都硬，可指揮鏈像斷了電。

這條線繞進京里，李鴻章身邊坐著的，懂陸不懂海，海軍交給陸軍提督管，陸軍又落到葉志超手里，平壤那一仗，一萬三千對面一萬六千，夜里火光一片，人馬散開，五百里一路退，退的時候還報捷，電報掛出去，紙面好看，營門空了，同鄉的照拂擋著風，會打的不在陣，像劉銘傳這種，打過仗，見過洋務，槍炮會用，電報會用，鐵路會用，煤礦會用，手里有章法，人卻被晾著。

劉銘傳那幾年翻過臺灣的山，也在炮火里站過崗，1884年的炮口對著法艦，他的人不多，不足萬人，陣地穩住了，城防扛住了，回到京里話沒說幾句，頤和園的銀子從海軍賬上被挪，他攔過，攔不住，心里堵著，1890年掛冠回鄉，合肥臥床，朝廷再招時已經起不來，李鴻章私下有句老話，“省三若在，朝鮮必不失”，風從宮門口吹過去，不合意的面孔坐冷板凳，這條人事的冷暖跟戰場是連著的。

人事翻不過去，后頭就是錢袋子這道坎，翁同龢掌著戶部，跟李中堂有舊事，賬本合上兩年，“海軍已強，不再購艦”這句話留在條陳里，兩年正好碰上日本拼命買船，“吉野號”本來寫著中國的名，付不出尾款，被對面拿走，23節的身影穿過黃海，北洋這邊最快也就18節，一追一逃，節速差擺在那。

敵情摸不清，這層紗更厚，戰前日本的腳印踏進關口，地圖畫到村口的水井，清軍案頭空白，幕僚提過派人外出探路，一句“花錢”壓下去，朝里還在念“蕞爾小邦”，士兵的招法靠募來吃飯，人心散著，國家觀念薄，對面是義務兵制，忠君愛國的訓練從學校到營門一路連起來，平壤那條街，火線沖鋒，傷亡掛上去也不退，這邊一觸就散，陣腳沒站穩，心先掉隊。

買船買炮算是買到了，洋務三十年，機器箱子一車車進來，制度沒進來，北洋掛著司令的牌子，沒有參謀部，有軍艦，沒海軍學堂，城門口有炮臺，一到用的時候指揮不同步，陸上的名目更亂，盛軍、銘軍、毅軍、奉軍一路列下去，齊字練軍、親慶軍、嵩武軍還在后面，營號各自為營，訓練不一，口令不一，器材不一，互相不接榫，對面一條線帶到底，編制、指揮、訓練全擺成統一口徑。

后勤把人卡住，倉庫里木箱一層層碼好，槍炮型號十六種，口徑從7.9到17.5拉個跨度，發彈那天，士兵手里拿著槍，子彈對不上膛，找到了也打不響，制造局賬上的150萬發，近七成失效或不合膛，前線火線要的是一把一彈的貼合，對面是統一配套，拉一車就是一車能打的貨。

戰場上的腦子還停在舊法，“保船制敵”這四個字刻在心上，北洋艦隊被令不許出海決戰，黃海一仗之后，船口一拐進了威海衛，海面巡不動，岸上炮臺被攻，海陸對向一夾，艦隊全數折在港內，這思路里看不到制海權三個字，對面是主動出擊，指向明確，尋戰求決。

水兵這塊也漏著風，訓練時間短，炮口抬的角度沒人盯，定遠、鎮遠的主炮命中率一直拉不上去，不是炮不準，是人不熟，對面速射炮的密度和準頭配成一體，隊形的變換像練了千遍，艦上演習從炮術到編隊都有表格，有復盤，養兵千日的那句老話，落在日常的課目上才算數。

種子早種下，1888年北洋成軍，賬上轉身就捉襟見肘，購艦停了，日本舉國節省，天皇每年撥出30萬日元挪給海軍，內廷的人也拿首飾出來，孩子們存的零錢裝在布袋里送到船廠，“吉野”“秋津洲”這樣的23節把水面切開，北洋這邊18節追不著，此消彼長寫進噸位表。

指揮的手從艦橋上松開，丁汝昌摔傷之后的旗語沒了主心骨，一字陣沒人敢改，眼看著被機動分割，這不是一個人的膽量問題，是制度里缺少彈性，沒有臨機的參謀系統，就算換上劉步蟾也難把盤面重擺。

翻回那位劉銘傳，他的手法現代，電報調度，鐵路運兵，煤礦供能，訓練按科目拆開，一條一條摳，臺灣那仗給過樣子，可他在晚清像個異類，不靠權貴，不討好闈中，事能成，官位輕，假如讓他帶一線陸軍，假如讓他進海軍建制，話能講得更順，可世事不走假設這條路。

結局攤開，軍報寫在紙上，臺灣割讓，白銀二點三億兩，這銀子換成船能摞起三十艘“定遠”，換成軍校能出五十個帶兵的劉，錢流走，地劃走，留下來的只剩教訓，用人失當是表象，制度腐朽是根，人名換三輪，底下的框架不動，盤面還是那個盤面。

往前看，記住名字不只是為了唏噓，記住劉銘傳的手藝，記住翁同龢停撥兩年的后果，記住“吉野號”從我們名下滑走的那張合同，記住“保船制敵”的代價，記住后勤配套與訓練細節這些冷冰冰的條款是最熱的護身衣，把這堆記憶化成流程、表格、演訓、預算、問責，掛上墻也落到地上，人要公，事要新，路要正，體系強了，人才強，國家才強，這一條走通，海圖上的風浪也能穩住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