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博案并非個例，廣州美院圖書館館長蕭元，盜百幅名畫，金額過億

名畫《江南春》估價8800萬元，從國有博物館庫房神秘失蹤三十多年后，最終現身北京的拍賣場。

01 南博風波：從保管員到前院長的文物黑洞

1993年，南京一聲槍響，23歲的南京博物院保管員陳超因竊取館藏文物19件被依法處決。他盜得的文物價值18萬元，銷贓后得款3萬多元，這筆錢在當時相當于一個普通工人二十年的工資。

時隔三十年，2025年12月，一幅估價高達8800萬元的明代仇英《江南春》圖卷突然現身北京拍賣場。這幅畫是1959年龐增和先生捐贈給南京博物院的137幅畫作之一。

這引發了捐贈者后代的強烈質疑，龐叔令女士將南京博物院告上法庭。博物院回應稱，包括《江南春》在內的5幅畫作曾被鑒定為“偽作”，已按規定處置。

幾乎與此同時，一場更重磅的舉報掀起了更大的波瀾。12月21日，南京博物院典藏部退休職工郭禮典發布實名舉報視頻，直指前院長徐湖平在任職期間“有組織、有預謀、大規模盜竊、走私故宮南遷文物”。

據舉報，徐湖平**擅自撕毀南京朝天宮庫房內故宮南遷文物的封條，將真品定為“贗品”低價劃撥至其主管的江蘇省文物商店，再經由其子開設的拍賣公司轉手倒賣至海外。

02 臨摹調包的十年暗渡

當南京博物院的風波愈演愈烈時，廣州美術學院圖書館的前館長蕭元已結束了他的十年暗渡。

2002年，蕭元來到廣州美術學院工作，擔任圖書館館長。圖書館藏畫庫收藏著張大千、齊白石等名家的143幅書畫作品，平時主要用于教學參考。

藏畫庫有三道門，三道門上的鑰匙分別由三個圖書館工作人員掌管。按照規定，老師和學生借畫時需要三人同時到場才能取出畫作。

但作為館長的蕭元，配有全套鑰匙，可以隨時獨自進入畫庫。2003年，館內計劃對畫作進行數字化處理，拍照過程中，蕭元第一次近距離見到了這些珍貴的館藏名畫。

蕭元發現，這些畫作中竟然已經有不少贗品，顯然在他之前就有人動過手腳。這個發現沒有讓他警覺，反而成了他犯罪的契機。

從2004年3月開始，蕭元在周末圖書館無人時，用鑰匙打開畫庫，挑選字畫帶回家臨摹。他選擇作品有自己的“標準”：臨摹難度不大的作品，以及師生們不熟悉的非嶺南畫派作品。

幾天的臨摹后，他再將假畫放回藏畫庫。由于工作人員只負責對數，沒有鑒別真偽的能力，這個“偷梁換柱”的把戲得以持續。

03 案發與揭露：從拍賣行到別墅的追查

2005年底，學校計劃將圖書館的字畫轉交給美術館管理，蕭元便停止了作案。但他已經竊取了大量名畫，并開始通過拍賣行變現。

從2004年到2010年，蕭元陸續將125幅書畫作品委托中國嘉德國際拍賣有限公司和浙江一通拍賣有限公司拍賣，成交價總計3470.87萬元。

剩余的18幅尚未賣出的書畫作品被偵查機關扣押，經鑒定估價約為7681.7萬元。蕭元貪污的143幅畫作總價值高達1.1億元。

拍賣所得的贓款，一部分被蕭元用來購買字畫，一部分用于購買房產。案發時，他一共有8套房產被扣押。

2014年5月6日，偵查機關在蕭元位于番禺雅居樂峰會的別墅將其抓獲，并搜查到18幅尚未賣出的字畫。

偵查機關還在他的住處搜到了槍支、子彈。蕭元解釋稱，這只是他的個人愛好。

04 案件的終局：審判未至人已逝

2015年7月，蕭元貪污案在廣州中院一審開庭。庭審中，蕭元對指控的事實和罪名沒有異議，并表示認罪、悔罪。

蕭元在庭審最后陳述階段表示：“幾萬元、幾十萬元擺在我面前并沒有什么誘惑力，但如果是幾百萬或者幾千萬元這么巨大的數額，我還是沒有控制住自己。”

這位曾經擔任《芙蓉》雜志主編的文化人，最終在面對巨額財富時失去了底線。

然而，案件的審理并未如期結束。2016年，60歲的蕭元在取保候審階段因病去世。根據法律規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死亡的，案件終止審理，但會繼續追繳贓款贓物。

05 失落的信任：文物安全的制度之痛

蕭元案和南京博物院事件暴露出的問題驚人相似：內部監管的缺失、制度漏洞的利用，以及對文物價值的漠視。

蕭元能夠十年如一日地調包名畫，根本原因在于圖書館管理制度存在嚴重漏洞。藏畫庫雖有三人管鑰的制度，但館長卻擁有全套鑰匙，可以隨時獨自進入。

更令人擔憂的是，工作人員只負責清點數量，沒有鑒別真偽的能力。這種“只點數、不鑒質”的管理模式，為“雅賊”提供了可乘之機。

南京博物院的情況同樣令人深思。從1993年保管員陳超盜竊19件文物被處決，到2025年《江南春》神秘現身拍賣場，三十年間，類似的問題一再發生。

博物院對文物的處置缺乏透明度，鑒定過程不公開，處置結果不告知捐贈人后代。當龐叔令在法庭上看到打著馬賽克的鑒定書時，她對抗的是一個運行了幾十年的封閉系統。

這個系統里，專家簽字可以打碼，處置流程可以保密，捐贈人權益可以無視。文物從“國寶”變成“商品”的過程中，被權力和黑市吞噬了價值。

兩起案件都指向同一個核心問題：文化機構內部的監督機制嚴重缺失。上級檢查流于形式，公眾知情權被忽視，問題暴露往往靠偶然，而不是靠制度。

2025年底，南京博物院名譽院長龔良面對媒體詢問，只留下一句“沒什么可說的”。這場持續三十年的文物失蹤迷局，至今仍無清晰的答案。

而在廣州，蕭元案雖已隨他的離世畫上句號，但那些被他調包后流散各地的名畫，許多已難以追回。拍賣行按照“善意第三人”原則保護買家，這些本屬于公共文化財產的名作，很可能就此永久流失。

兩座城市，兩個案件，共同勾勒出一幅令人痛心的文化保護現狀圖景。當制度的漏洞成為竊賊的通道，當文物的價值淪為交易的籌碼，我們失去的不僅僅是具體的畫作，更是對整個文化保護體系的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