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點 | 羅崗：傳承與拓展

傳承與拓展

——在“中國現代文學學科建設暨陳思和教授新著分享會”上的發言

羅 崗

（華東師范大學教授）

思和老師好、各位老師、朋友們，大家好：

我今天是懷著既惆悵又欣慰的心情參加這次會議。

為什么很惆悵？就我個人而言，對我影響很大的上海幾位現當代文學研究的前輩，相繼都退休了，蔡翔老師1953年出生，思和老師1954年出生，我的老師曉明老師是1955年出生，他們都在這幾年先后退休了，離開了大學體制。曉明老師和思和老師的關系非常好，我也把思和老師當作自己的老師，我在讀研究生時，就去過思和老師在上海非常著名的書房“黑水齋”，90年代上海住房非常緊張，但是思和老師擁有一個漂亮的書房，是很了不起的，我記得有很多電視臺記者還專門去思和老師家采訪，就是為了拍這個漂亮的大書房；我也參加過思和老師主持很多重要學術活動，印象特別深刻的一次，是思和老師主編的《中國當代文學教程》出版，專門開了一個會，把北京、上海等很多地方的青年教師召集起來討論這部教材，而且還請了王安憶老師、王曉明老師一起參與，那時安憶老師的《長恨歌》也剛剛出版，圍繞新鮮出爐的新文學史和新長篇小說，大家一起吃飯、喝茶、聊天，真切地感受到學術和文學帶來的愉悅與愜意。

這些前輩老師在大學時，我個人覺得有主心骨了，有什么事情都可以找思和老師、找曉明老師，碰到什么困難都不怕，因為有老師在后面站著撐腰。現在他們都退休了，沒了主心骨，我當然覺得惆悵，但同時也很欣慰。王元化先生有一句名言，說“這世界不再迷人”。這句話可以用在今天的大學里，因為大學體制現在卷得很厲害，卷項目、卷論文、卷待遇、卷帽子……年輕一代幾乎都在進行“軍備競賽”，大學所需要那種“余裕”早就離我們而去。老師們在這時候離開大學體制，應該說是值得欣喜的，離開體制之后還可以進行更加自由和隨性的研究。洪子誠老師就是典范，他退休之后所寫書的數量遠遠超過退休之前，而且這些書對學術界的影響力更大了。

具體而言，我想講三點：

第一，思和老師與華東師大中文系有非常密切的聯系，思和老師有好些學生在華東師大中文系任教，今天在場的就有幾位。思和老師與曉明老師在1980年代提倡重寫文學史，我沒有經歷過，但當時倪文尖和雷啟立都在《上海文論》實習，應該知道不少臺前幕后的故事；90年代兩位老師倡導人文精神大討論，我是曉明老師的研究生，第一次在《文匯報》的討論，我們去錄音，然后回來整理成文。那時候不像今天有速記，也沒有電腦，都是一句話一句話聽了之后手寫下來的。所以說，思和老師與我們有一種超越一般學術意義上的精神聯系。

華東師范大學羅崗教授發言

第二，全之老師說到“陳氏關鍵詞”的問題，這些關鍵詞的存在，表明了思和老師這一輩學者幾乎重構了中國現當代文學學科。這不僅指思和老師和曉明老師倡導重寫文學史，這一倡導從80年代到今天影響深遠，意義毋庸置疑。前兩天是施蟄存先生誕辰120周年，施先生在90年代冒著酷暑連續寫了好幾篇文章，就是為了回應“重寫文學史”的問題，討論當代文學能不能成史。從中也不難想見“重寫文學史”在當時的影響。更重要的是，重寫文學史不只是說思和老師和曉明老師都有重新寫一部新文學史的夢，思和老師主編的《中國當代文學教程》還有《現當代文學經典十五講》可以說具有了新的文學史的規模。但重構中國現當代文學學科，并不是光靠一部后起的文學史就可以取代前面的文學史。思和老師的貢獻在于他的研究極大地拓展了中國現當代文學的邊界。從早期中國新文學整體觀、戰爭文化心理、逼近世紀末，到民間、潛在寫作，崗位意識等等，陳老師自己稱之為中國當代文學關鍵詞，但是這些關鍵詞并不是局限在學科內部。思和老師的每一個關鍵詞都和當代中國社會、歷史、文化的變化有激烈的呼應關系，如果大家不了解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國社會急劇的變化，人文精神今天好像變成了隨處可以套用的俗語，但當時有著鮮明的、具體的所指；“民間”也不完全來自西方理論，其意涵也不能被公共領域、民間社會、市民社會等概念所窮盡，而是希望籍此重新揭示中國現當代文學有沒有介入到急劇變動的現實的能力。思和老師的一系列概念或關鍵詞都具有這樣的特征，今天回頭討論他的現當代文學研究，不能只看到所謂“研究方法論”，而應該強調方法背后的問題意識。

1998年西安會議時，錢理群老師說了“我們這個學科不再年輕”，差不多三十年了，我們這個學科不僅“不再年輕”，甚至可以說正在越來越衰老。衰老的表現就是在學科內部出現了許多精細的研究，隨著數字人文的發展，無論在了史料的拓展，還是語言的運用等方面，今天的學術研究可以說前所未有的深入，甚至代表當代學術最高水平。但這些精細化的研究也有一個很大的問題，都是在既定的學科范圍內展開討論，再也不可能像思和老師這一代學者那樣，在思想的意義上拓展學科的邊界了。流行的做法是以中國現當代文學學科邊界也已劃定為前提，然后在邊界內進行具體的研究。這些研究是往往是項目主導的，做任何題目都先考慮是否能申報到各類項目；其次是這些研究都受到論文的限制，基本以論文的規模來思考問題，而論文的篇幅一般是1萬到2萬字，專著已經降低到非常邊緣的地位。如果我們的思考被項目和論文所限制，只在既定的范圍里面考慮問題，那么根本不可能拓展中國現代文學學科的邊界，也不可能像思和老師這一輩學者那樣，雖然思考的是中國現當代文學本身，但所有的問題都有可能在學科之外產生重要的影響。這也是1980年代到1990年代的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可以充當當代中國思想的某種引領者角色的原因之所在，那時候，歷史、哲學乃至社會科學，都要向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吸取靈感和思想。很顯然，今天情況大不一樣了。

第三，今天已經有不少學者提出，新文學是不是終結了？中國現代文學是不是終結了？20世紀的中國文學是不是終結了？“終結說”的提出不只是因為21世紀已經進入第三個十年，時間的延續并非歷史斷裂的前提，而是文學形態本身發生了根本的變化。這就意味著，如果要回應各種“終結說”，與我們是否能夠找到合適的方式、合適的概念思考新的文學形態有很大的關系。這是思和老師的研究留給我們的重要的啟示。譬如說如何在文學史的意義上思考21世紀文學，一般研究都聚焦于新世紀文學的形態如何，或者是討論新世紀文學如何歷史化。但這些研究都不是從概念生產的角度進行思考，似乎沒有能力如思和老師當年提出“民間的浮沉”那樣來把握新的文學形態。即使如現在比較流行的“”新大眾文藝”，某種意義上是主流意識形態給出的概念，學術界圍繞這個概念寫了很多文章，做出了諸多回應，但按照我的理解，基本上是被動的呼應，而非主動的出擊。這也表明今天從學科內部提出具有思想活力的概念和關鍵詞的能力正在進一步退化。

今天，思和老師這一輩學者是“退役”了，但我們這些“現役”的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者們能不能沿著思和老師這一代所開拓的話語空間進一步探索時代性的問題意識，成為了嚴峻的挑戰。我想，只有在這個意義上盡可能做好研究，才是對思和老師這一輩學者最高的敬意和最好的致敬。

謝謝大家。

來源：fd現當代

上觀號作者：上海市社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