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朝鮮華僑還慘！韓國華僑的興衰，遠比想象中曲折

大家好我是老札，聊到朝鮮華僑數量日漸減少的話題時，有個常見說法說韓國華僑反而越來越多，其實這是個誤讀。

咱們今天就把這事說透：韓國華僑的發展軌跡與朝鮮華僑有相似之處，核心群體規模長期持續縮水，所謂“增多”其實是混淆了“傳統華僑”與“現代赴韓中國籍人員”的概念。

接下來咱們就順著時間線，看看韓國華僑這個群體從形成到變遷的完整過程，搞清楚他們到底經歷了什么。

目前韓國傳統華僑的核心人群，主要形成于1946年至1949年間，當時山東、東北等地民眾因戰亂逃難至韓國，其中包含普通民眾、工商從業者等各類群體，并非“多數是原中華民國政府相關人士或既得利益者”。

彼時中華民國與大韓民國保持外交關系，這部分華人得以合法居留，部分人持有中華民國護照，但“期待反攻大陸并收回原有資產”并非主流訴求，更多人是為躲避戰亂尋求生存空間。

20世紀50年代朝鮮戰爭結束后，韓國華僑人數一度達到十幾萬，憑借帶來的資金與手藝，不少人從事商貿、餐飲等行業，經濟狀況相對穩定。

20世紀60年代樸正熙政變上臺后，情況徹底改變，他以“防止外資掌控本國經濟”為由，推出一系列針對華僑的限制政策，對華僑經濟活動進行系統打壓。

這些政策包括立法禁止華僑購置房地產、從事外貿等高利潤行業，僅允許經營小規模餐飲等民生業態，還限制華僑餐館上調價格，從根本上阻斷了華僑擴大經營的可能。

還有不少華僑因無法直接購房，只能借用韓國人名義置產，后續常遭遇產權糾紛，導致財產損失。

除了行業限制，華僑在金融領域也遭受嚴苛對待，早期韓國禁止華僑在本地銀行開戶，大量現金只能存放家中或存入華人私設金融機構，既無法獲得貸款支持，還面臨安全風險。

其中最知名的是仁川華人金融機構倒閉事件，部分機構經營者卷款跑路，導致許多華僑積蓄清零，生活陷入困境，后續樸正熙政府推行的舊幣更換等政策，進一步擠壓了華僑的經濟空間。

在社會權利方面，華僑原本的長期居留資格被改為每3年續簽一次的延期許可，子女無法進入韓國國民學校就讀，只能在華人學校學習，阻斷了融入主流社會的路徑。

當時韓國國籍法采用“父系血統原則”，華僑入籍難度極大，與韓國人通婚也面臨諸多社會障礙，政治、經濟與社會地位相對邊緣。

韓國華僑在身份上還面臨“兩邊不靠”的尷尬：持有的相關證件在國際旅行中缺乏免簽待遇，早期進入臺灣地區也需申請簽證，無法享受當地居民福利，這讓不少有能力的華僑選擇遷往美國、臺灣等國家和地區，進一步導致群體規模縮水。

1992年中韓建交后，中國大陸赴韓人員大幅增加，其中以東北延邊地區的朝鮮族為主，涵蓋留學生、務工者、經營者等群體。

根據韓國法務部2025年3月數據，居住在韓國的中國籍人員達98.6萬，占在韓外國人總數的50.8%，其中朝鮮族63萬。

嚴格來說，這些現代赴韓人員不屬于傳統“華僑”范疇，傳統華僑指長期定居海外、保留華人身份的群體，而如今赴韓的中國籍人員多為短期居留或近年移居，兩者在形成背景、身份認同上有明顯區別。

當前韓國對華僑的政策已逐步放寬，不再有過去的歧視性限制，華僑可正常參與各類經濟活動。

隨著中國經濟崛起，不少華僑轉向導游、翻譯、跨境貿易等行業，依托中韓民間交流熱潮改善了生活狀況。

截至近年統計，韓國傳統華僑總數約三四萬人，仁川唐人街作為核心聚居地，僅剩下2800多名華人，較鼎盛時期的十幾萬大幅縮水。

如今樸正熙在韓國歷史中評價分化，其當年針對華僑的限制政策，被部分韓國民眾視為“經濟起步階段的無奈之舉”，也被不少人批評存在歧視性。

回顧這段歷程可以看出，政策限制、身份困境與時代變遷，共同形塑了韓國華僑群體的命運軌跡。

所謂“韓國華僑增多”的誤讀，本質是混淆了“傳統華僑”與“現代赴韓中國籍人員”的概念，前者規模持續萎縮，后者因中韓交流頻繁而數量增長，兩者不能等同。

理解這段歷史，不僅是為了看清一個群體的變遷，也能從中體會身份認同、政策環境與跨國生存之間的復雜關系，而普通人在時代夾縫中尋找出路的努力，往往比宏大敘事更值得關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