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姚鄂梅：出身農(nóng)村、中專學歷，她卻靠寫作改變命運

本文首發(fā)于英國《金融時報》FT中文網(wǎng)

姚鄂梅感慨，人這一生會因為太多因素而終止寫作，但說到底，寫作最大的秘密，就是堅持寫下去。

文 | FT中文網(wǎng)專欄作家非非馬

英國查思出版社這些年系統(tǒng)性地翻譯出版了諸多中國當代作家的作品，以對抗英語世界書架上單薄的“中國想象”。前兩年他們決定做一組當代優(yōu)秀中國女作家的書系，出版人王英向人民文學出版社征詢意見，被推薦了一個并不算“出圈”的名字——姚鄂梅。

推薦理由很簡單：她的中篇小說集《家庭生活》完全靠口碑加印了五次，豆瓣評分高達8.5，上榜2021年豆瓣“年度最受歡迎好書（國內(nèi)小說）”前十，累計銷量已超二十萬冊，堪稱現(xiàn)象級文學作品。王英讀完《家庭生活》后，當即決定在英國翻譯出版。

我正是在《家庭生活》的英國首發(fā)式上見到的姚鄂梅。短短幾分鐘交談，便讓我對這位看著低調(diào)、質(zhì)樸的女作家產(chǎn)生了強烈好奇并約訪。

《家庭生活》中英文版

姚鄂梅出生于湖北宜都農(nóng)村，高考遭逢意外，去讀了財會中專，畢業(yè)后在縣城工作長達12年。她不屬于任何“文學圈”，只有自己的“生活圈”，在業(yè)余寫作的路上熬過長達10年的“投稿期”，直到作品得以在《人民文學》發(fā)表。

在一步步寫成職業(yè)作家的道路上，她還是一名單親媽媽，坦然說自己其實“80%的精力都在女兒身上”，自嘲一直都是一名“業(yè)余寫作者”狀態(tài)。甚至，這么多年來，直到女兒今年去讀大學，57歲的她才終于有了一間屬于自己的書房。

今年，她的最新長篇小說《海燕》在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上了“央視好書”推薦，還獲得了《當代》文學拉力賽年度長篇小說獎。

寫作30年，姚鄂梅已是一位穩(wěn)定產(chǎn)出、持續(xù)被核心刊物與重要文學獎項系統(tǒng)性確認的“實力作家”。她的作品多次進入中國小說學會年度榜、收獲文學榜，并獲得《人民文學》獎、汪曾祺文學獎、湖北省屈原文藝獎等等，部分作品在英、俄、德、日、韓等國被翻譯出版。

姚鄂梅顯然不是靠一次高考“改命”的人，卻在命運的顛簸里一點一點寫出了屬于自己的道路。她以一種樸素笨拙的方式，在漫長歲月中維護住了寫作的能量和方向，把“生活”寫成一個作品系統(tǒng)，在時代的褶皺里完成了自己的敘事學。

01

1968年底，姚鄂梅出生在湖北宜都松木坪袁家垱，彼時這里還叫“高農(nóng)大隊”。這是集體化時代的中國農(nóng)村，孩子從小就被視作“勞動力”，她回憶自己小時候，每年暑假都被農(nóng)活占滿。開學第一天，手會因為干農(nóng)活太久，“連字都不會寫了”，要適應好一陣。

姚鄂梅用“極度貧瘠”來形容自己的童年生活，無論是物質(zhì)資源還是精神資源，都極度貧瘠。這種貧瘠，卻也催生出了她強烈的“文字饑餓感”：“從小，但凡是有字的紙，我都會拿來讀。”

她的家庭有耕讀傳統(tǒng)，父親小時候讀過幾年私塾，但母親是文盲。大哥二哥都非常會讀書，也都考上了中文系。大哥比她大十歲，是1977年恢復高考后的第一批大學生，也是他們村里建國后的第一個大學生。那一年姚鄂梅9歲，至今記得全村人都來慶祝這樁喜事。

但無論是姚鄂梅的哥哥，還是姚鄂梅自己，讀書首先不是為了“逆天改命”，更多是源自兩大內(nèi)生的驅(qū)動力——上進心和好奇心。兩個哥哥每年寒暑假都會從學校借回一捆捆的書——它們都成了少時姚鄂梅的珍貴讀物。她是敏銳、早慧的，每逢假期哥哥們回家，她都能和他們整晚整晚地聊。

十六歲，姚鄂梅參加高考。學校用一輛敞篷卡車把鎮(zhèn)上的學生一起拉去縣城的考點。結(jié)果半路遭遇傾盆大雨，一車學生連同復習資料一起被淋得通透。她發(fā)了高燒，膽結(jié)石也一起發(fā)作。老師其實勸她次年再考，可那時通訊條件差，聯(lián)系不上家長，老師也不能替她做主。她帶病堅持參加了高考。考地理那天，膽結(jié)石痛得她直不起腰，只能向監(jiān)考老師申請蹲在地上，用膝蓋頂住腹部以緩解疼痛，勉強把卷子寫完。

由這個細節(jié)我看到了姚鄂梅身上的堅韌氣質(zhì)，在身體與現(xiàn)實都不配合的時候，她并不怨天尤人，也不放棄，仍然能把該做的事做完。

成績下來，姚鄂梅果然是沒考上大學，但被調(diào)劑到了湖北省糧食學校（中專）的財會專業(yè)。

當時的中專其實也很難考，是很多農(nóng)村家庭夢寐以求的“機會”：能轉(zhuǎn)戶口，畢業(yè)還包分配。姚鄂梅的父母很滿意，覺得能上中專也挺好，于是姚鄂梅來到了武漢讀書。

可真正去了之后，她開始后悔，她一點也不喜歡財會這個專業(yè)，她覺得自己還是該像兩個哥哥那樣讀中文系，為此“抑郁了整整兩年”。她說那兩年最大的收獲是，幾乎把學校圖書館里所有的外國文學都看了一遍。是閱讀和文學，在這段人生的暗黑期拯救了她，照亮了她。閱讀于她，從來不是“裝飾品”，甚至不是一種“趣味”，而是一種“生命的支持系統(tǒng)”。

02

1986年，姚鄂梅中專畢業(yè)，19歲。她被分配到當時的宜都縣林業(yè)局，工作地點在鄉(xiāng)村苗圃，但她還是希望能調(diào)到縣城上班。一年多后，她進了縣城一家當時效益頗好的工廠做勞資工作。工廠里有一個文工團，有一群非常活躍的青年，他們成了姚鄂梅最親密的朋友。差不多同時，她加入了縣城的文學社——這個談文學談寫作的小團體，讓她第一次觸摸到：一種“和文學沾邊的生活”是什么樣的。

姚鄂梅記得，在縣城的郵局角落里，有《星星》《大家》《鐘山》等詩歌、小說雜志。每次雜志一到，一群年輕人就搶著傳閱，讀完再聚在一起交流體會心得。

她還記得有一次在一個社員家里聚會，墻上貼滿了大家創(chuàng)作的詩歌，門一開，墻上的紙片便被風吹得嘩嘩作響——她說那是“奇妙的場景”。

上個世紀八十年代是詩歌的黃金時代。詩歌也鍛造了姚鄂梅的某種精神底色。她雖然不以寫詩為志業(yè)，卻至今保留著讀詩的愛好與習慣。

大概從1988年到1990年，二十出頭的她進入遲來的青春期，頻繁從日常中“出走”。只要攢下一點錢，她就帶著詩歌奔赴遠方。

因為對“外面世界”的渴望，她那時候特別喜歡在火車站里聽售票窗口前的旅人喊站名。那些陌生的地名，像是一種召喚。她最遠去到了新疆，差點就想留在那里。

年輕的姚鄂梅完全沒有“攢錢”的概念。別的同齡女孩都存錢準備結(jié)婚，可她的每一分錢都花在了路上。“我一直都很自說自話的，從來不覺得做什么事情，要征得誰的同意。”

這句話聽上去像反叛與任性，其實更像一種對“自我主權(quán)”的堅持。只是，頻繁的出走終歸惹怒了廠方。

有一天，她收到大哥電報：“廠方欲除名，回否請權(quán)衡。”這份電報轉(zhuǎn)達來自現(xiàn)實世界的“提醒”，卻沒有壓迫之意，而是把選擇權(quán)交給姚鄂梅自己——她第一次明確地面對“自由的代價”，并且要自己做出選擇。最后，她不忍家里人擔心，選擇了“回歸”日常。

后來，她去了縣城的中國銀行做文書工作。因為很早就學會電腦，她成了全行最忙的人之一——哪個部門找她幫點忙，她都愿意，天天加班也不覺辛苦。“發(fā)現(xiàn)自己有用，讓我很開心。”她后來做到了辦公室主任。

“貼地飛行”是姚鄂梅一部長篇的書名，也非常適合形容姚鄂梅自己。與其說“貼地飛行”是一種動作修辭，不如說是一種立場選擇和生活姿態(tài)。心遠志高，也得先把腳下的日子過穩(wěn)，讓自己擁有續(xù)航能力，才能在現(xiàn)實里為寫作騰挪出空間。

隨著中國銀行的工作步入正軌，姚鄂梅有了更多“業(yè)余時間”，并開始了寫作。為什么會如此渴望寫作？她如此回答：多年的閱讀和生活閱歷，累計了蓬勃的表達欲。她想寫出自己對世界的觀察、思考，對世界的一點看法。

她慶幸自己單身了很久：“我是一個責任心很強的人，一旦早早結(jié)婚生子，我肯定會花很多時間、精力去承擔家庭責任。”

而在她觀察到的婚姻故事里，觸目都是傳統(tǒng)婚姻與母職承擔對女性時間、精力乃至審美的吞噬：“當時很多女性在結(jié)婚后都會像蝸牛一樣，把整個家背在身上，覺得洗衣做飯是自己天職。但這些會占據(jù)你的時間、占據(jù)你的大腦，甚至摧毀你的審美，把你的心靈擠得滿滿的。如果一個女人想寫作，其實真的不太適合婚姻，至少不適合太早結(jié)婚。”

事實上，姚鄂梅結(jié)婚要到2003年，35歲。這在那個年代的小城市并不常見。她自嘲不是那種“銷路很好的女孩”：外貌普通，性格內(nèi)向。關(guān)鍵是，她從不把擇偶當成必須完成的“人生目標”。

母親1995年去世之后，家里也不再有人催婚。她感慨人這一生，有太多因素都可能會終止寫作生命：工作太志得意滿、深陷家庭責任、遭遇不可知的意外……說到底，“寫作”最大的秘密，其實是堅持寫下去。

最開始，她給地方報紙副刊寫“豆腐塊”。每獲刊發(fā)，都帶來快樂與滿足，但這種滿足很快耗盡，“我開始覺得那么寫下去沒什么意思。”她決定轉(zhuǎn)向小說創(chuàng)作，也由此進入漫長的自我學習與磨練期。

當時還沒有郵件投稿。她最早寫小說，要用稿紙一頁頁手寫；再去郵局抄各家雜志的地址，在信封寫上“編輯老師收”，一次次寄出，又一次次收退稿信。

她講起那段日子，會提到電影《杯酒人生》里那個頻繁被退稿的男作家：“接到退稿信的時候，心里很難受，可表面上又要裝得若無其事。我太懂這樣的狀態(tài)了。”

好在，那時候的編輯會認真在退稿信上寫評價和建議，這些“反饋”成為她寫作中最實際的指引：不斷體會，并據(jù)此修改。倔強如她，從沒動過“算了”和“放棄”的念頭。每一篇作品被退稿，她都會再改、再投，直到某一天終于被刊用。

她作為一名作者的“投稿期”，長達整整十年。從1996年第一部作品獲得刊載，她要一直熬到2004年，發(fā)表才終于順暢起來。回顧這段“投籃期”，姚鄂梅心態(tài)平和，認為這是必要的準備期和磨練期。

“沒有捷徑可走，我起點低，就是從投稿失敗和閱讀中慢慢體會，一直寫、一直修改。現(xiàn)在回頭看，文學并沒有那么高不可攀和神秘，它就是個馬拉松，關(guān)鍵是堅持。”我將這段解釋理解為姚鄂梅的謙虛。

如她所言，一個作家的堅持當然重要，但一個作家真正稀缺的，除了“寫下去”的毅力，更需要三種能力——感受力、洞察力與轉(zhuǎn)化力。

就比如她曾說自己的寫作都是以“痛感”作為出發(fā)原點的，她只寫那些在真實生活中讓她感到疼痛的細節(jié)和故事，這就是一種超強的感受力。所以，她的題材始終貼著現(xiàn)實的“摩擦面”——縣城生活、家庭倫理、教育焦慮、城鄉(xiāng)流動等等。

她是那種難得有雙重視角的作家，一方面她是生活內(nèi)部的人，另一方面她又能抽身，把日常當做社會機制的切面來讀。所以她的敏銳不只是發(fā)現(xiàn)細節(jié)，更是能從細節(jié)里辨認時代——我看她的作品，時常會感慨其間穿透的社會學洞察力，像是對現(xiàn)實的持續(xù)“校對”。

這種洞察力，源于天性——敏銳、早慧、好奇心強，同時也來自后天的強化訓練：觀察、閱讀、思考，缺一不可。而十年“磨礪期”，則煉出了姚鄂梅過硬的“轉(zhuǎn)化力”，或者說“寫作工藝”——若不能將經(jīng)驗、想象、推演、思考“轉(zhuǎn)化”成優(yōu)秀的作品，一切仍是徒勞。

采訪中，姚鄂梅承認自己是一個有完美主義傾向的人，對自己“其實要求很高”，每次都希望自己能寫出一點“新”來。因為不如此，何以進步呢？“堅持寫，并不難，難的是一直能寫出讓自己滿意的東西。”她不相信那種停留于舒適圈的寫作。

03

1999年，姚鄂梅離開宜都縣城，來到了宜昌的中國銀行。工作地點變了，但沒變的是：業(yè)余時間幾乎全都留給了寫作。

2003年，她因結(jié)婚遷徙到南京一所高校做行政工作，依舊堅持在業(yè)余時間寫作——她形成了自己的“寫作機制”。

那時她白天上班，晚上做飯做家務，真正能寫作往往要到晚上八九點之后，“所以，從來不敢在十二點之前睡。”寫作已成為她日常的一部分，是她固定的勞動節(jié)奏，也是她一個人的精神漫舞。

盡管那時她的作品發(fā)表已經(jīng)比較順暢，她也在外界意義上成為“作家”了，可她一直沒有一間書房，也沒有一張真正意義上的書桌——書房是先生的，她只能在臥室的五斗柜邊上塞一張小桌，勉強擺下電腦。

如今看，她倒覺得這種“擠壓感”反而對創(chuàng)作有好處：太舒適會讓人松懈。時間緊、空間擠、生活瑣碎，逼迫她在腦內(nèi)先把東西想透：散步、洗澡、做家務時都在構(gòu)思；坐到桌前，專注地把已經(jīng)成形的東西爆發(fā)式敲出來。

也正是在這幾年，她的創(chuàng)作真正起勢：在《人民文學》《當代》《上海文學》等刊物持續(xù)發(fā)表中短篇。2005年，長篇小說《像天一樣高》在《當代》亮相，這部作品也成為她與《當代》結(jié)緣的起點。這部小說寫的是上世紀八十年代她所經(jīng)歷過的“精神青春期”，刻畫了詩歌黃金年代的青年群像——它某種意義上也是她的“精神自傳”。

在姚鄂梅的路徑里，作品并不承擔“迅速改變生活”的功能，它更像一種持續(xù)的確認——確認她并未被生活完全收編，確認她在日常勞動之外還保留著一條向內(nèi)的、屬于自己的探尋線索。

2007年，姚鄂梅的女兒出生。2008年，她得知上海作協(xié)與上海社科院聯(lián)合開辦文學研究生班，果斷報名參加——對她而言，這是一次難得的系統(tǒng)性補課的機會。那兩年，她在南京與上海之間來回奔波。最終，寫作給她帶來一個機遇，進入另一個職場，在文學雜志做編輯。

事業(yè)順遂的同時，她的婚姻關(guān)系卻墜入冰點。不喜沖突也不喜內(nèi)耗的她，掉頭轉(zhuǎn)向?qū)懽鳎骸澳嵌螘r間，我可以說是在瘋狂地寫。”

2011年，她一個人帶著年幼的女兒來到上海，開始了“身兼數(shù)職”的生活：本職工作、母職承擔、文學創(chuàng)作，每一樣都不能糊弄，“時常弄得自己很狼狽”。在當了三年的“多邊形戰(zhàn)士”之后，她決定辭去工作，當全職作家。她坦承：主要是因為這樣更方便照顧女兒。

她每日接送女兒上下學，負責一日三餐，晚上還要陪作業(yè)，周末再陪上興趣班。連數(shù)學輔導班，她都會坐在旁邊聽課——萬一孩子沒消化吸收，你要確保自己能給她講。

難怪她說自己“其實80%的精力都在女兒身上”。她也再次提到了自己的責任感，“既然把她生下來，那就竭盡所能地對她負責任。”作為一名全職作家，她把小家里唯一的書房給了孩子。

在姚鄂梅的身上，我其實一直都能看到兩股力量扭絞在一起：既有堅定的自我主權(quán)意識，又有很強的責任倫理。無論是從“出走”中回歸，還是獨自扛起照料女兒的擔子，都體現(xiàn)了她對責任的看重與背負，但同時，她永遠也不會真正把自己的人生“外包”，無論是婚姻、單位，還是圈子、流行敘事，都沒有徹底接管過她。

這兩股力量，很多人只具備其中一種：要么追求自由但缺乏長期責任，要么責任感很強卻把自我磨沒了。可姚鄂梅兩者都強，所以她的人生看上去似乎有點“擰巴”，卻也讓她獲得了一種超強的現(xiàn)實續(xù)航力。

她在倫敦時就告訴過我，她非常感謝女兒的存在，如果不是照顧女兒的重任在肩，或許她不一定有那么大的動力和毅力堅持到現(xiàn)在。這種“矛盾擠壓”，反而讓她獲得了為自己的選擇“買單”的能力。

我問她怎么確保寫作時間，她說主要靠“五個白天”。“晚上與周末必須都留給女兒，所以真正能寫作的時間就是周一到周五的白天，在送完孩子上學、做完家務之后。”宛如一個工作排班表。

一個寫作的母親在結(jié)構(gòu)性限制中，為自己擠出了一點不被剝奪的寫作時間。其實要爭奪的不止是時間，還有注意力、心力，以及文學能力——它們都需要某種心理空間來保全。

這么多年來，姚鄂梅的寫作一直在現(xiàn)實擠壓之下進行。與同時代的男性作家相比，她擁有的自由度與空間確實更逼仄。但她并不把這件事處理為控訴，而是處理為方法和節(jié)奏。時間管理不止是方法論，也是一種生活態(tài)度。她的厲害之處就在于：不等靈感、不等條件，而是在限定規(guī)則的“游戲”里穩(wěn)定完成“任務”。

她甚至說自己十分享受單親狀態(tài)：“不用跟任何人交代，也沒有任何反作用力，我一個人就能決定所有的事情，這種自由的狀態(tài)，很適合寫作。”

04

如果把人生經(jīng)歷看作一條線，姚鄂梅的文學觀像這條線上的密集注腳。文學從哪兒來？她認為文學是從真正的生活里長出來的。“不是來自于體驗生活，而是來自用心生活。”她認為“體驗生活”這個概念“有問題”，因為體驗往往意味著不必為后果負責——像短暫下潛，又迅速浮出水面；這種不需要為后果買單的體驗，很難避免浮皮潦草。這種“輕”，不可能滋養(yǎng)出真正的好作品。

綜觀姚鄂梅的作品序列，她為何能把縣城人生寫得那么好，是因為她在縣城生活過十二年；她寫傳統(tǒng)婚姻的腐蝕性，因為她背過一個家的負擔；她寫少年的教育焦慮，因為她多年親自陪女兒“卷”；她寫城鄉(xiāng)流動中的農(nóng)民工與“貼地飛行”的年輕人，因為她懂得從鄉(xiāng)鎮(zhèn)、縣城一路向大城市挪動時那種抗爭、焦慮、不安與疲憊。

她堅持好的小說必須帶有批判色彩，否則就沒有意義。“好的小說，不是告訴你怎么成功，而是讓你看清楚：大多數(shù)人的人生就是這樣——普通、挫折、反復，但依然有不可輕視的尊嚴。”

《當代》文學拉力賽的授獎詞曾經(jīng)如此點評《海燕》：姚鄂梅隱身靜水流深的敘述背后，將全部光束投向一個平凡小城女性的生命史。原來，無聲走過的路上也暗布驚雷，凡俗人生里也凝結(jié)著時代之變。這是千千萬萬“海燕”中的一個，從未在天際與浪尖飛翔過，然而，她在大地上找到了生的尊嚴。

我會覺得，這段話用來形容姚鄂梅的人生也是貼切的。她的生活路徑，既是個人的，也打著鮮明的時代烙印，比如她不斷的城鄉(xiāng)遷徙、工作變遷、在婚姻中的進出、陪女兒一起“卷”的育兒經(jīng)歷等等。

這讓她有了一種珍貴的復合視角：她既能理解體制內(nèi)的秩序，也理解縣城的細密人情；既經(jīng)歷過“八十年代詩歌熱”的精神亢奮，也經(jīng)歷過中年女性在家庭勞動里的時間貧困。

她真正在大時代里用心地生活、也用力“撲騰”。而她用幾十年的貼地飛行，證明了一件樸素卻難得的事：貼地飛行，也有尊嚴。

無論身處何等環(huán)境、遭遇何等挫折，她也從未把自己交出去。她既沒有把人生交給婚姻、也沒有交給單位、也沒有交給所謂文學圈與成功學敘事——她把人生交給了一種更慢、更笨、更可靠的東西：每天一點點寫下去，為自己掙得生命的尊嚴。

姚鄂梅的寫作路徑，讓我再次確認：深刻的文學寫作，往往并不生發(fā)于所謂“理想條件”，而更常發(fā)生在被擠壓的現(xiàn)實之中。問題從不在于“擠壓是否存在”，而在于一個人如何在擠壓中不沉淪、不失語。雖然，直到女兒上大學，57歲的姚鄂梅才終于擁有屬于自己的書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