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南博事件”看博物館藏品鑒定與文物定級

龐萊臣后人捐贈南京博物院的仇英《江南春》圖卷現身拍場事件，這兩天引發了社會輿論的軒然大波，國家文物局、江蘇省政府已分別組建工作組與調查組趕赴南博進行調查。我相信以此圖卷為核心，圍繞著南博藏品管理而產生的一系列事件，在不久的將來一定會有一個明確的官方說法，關注此事的諸位可以靜觀事態的發展。我在此想先談一點關于博物館文物藏品的鑒定問題。

龐家后人在與南博的所有爭議中，首要的一點就是仇英《江南春》圖卷的真偽問題。畢竟南博后續所有的操作，都是建立在他們認為此卷是贗品的前提之上。南博方面宣稱此作曾于1961年經張珩、韓慎先、謝稚柳三人組成的國家文物局“書畫鑒定小組”鑒定，結論為贗品。1964年經王敦化、徐沄秋、許莘農三人復檢，依然維持“偽作”的結論。而龐家顯然不認可南博方面的這一鑒定結論，并給出了該作曾經王任堂“話雨樓”、顧麟士“過云樓”、龐元濟“虛齋”等名家遞藏、擁有鄭振鐸、楊仁愷等鑒定家背書、以及一系列的權威出版及著錄等佐證其為流傳有序之名家真跡的材料。

雖然筆者在十數年前就曾親睹此卷，并為其精彩所深深折服，但坦率而言，面對像仇英這樣自古以來真偽問題就相當復雜的個案，確實無力就其真偽給出一個斬釘截鐵的判斷，唯一肯定的是，即便該作系贗品，也是一件藝術價值與歷史價值都非常高的“偽好物”。

注：“偽好物”的概念由米芾提出，他在對一件傳為鐘繇所書《黃庭經》作鑒定時，認為其雖然系唐代摹本，但臨寫極佳，乃以“偽好物”稱之。2018年臺北故宮舉辦“偽好物——十六至十八世紀'蘇州片'及其影響特展”，這一說法遂為世人所熟知。

之所以會如此，就涉及到文物鑒定中一個很現實的問題，即鑒定結論的“模糊性”。雖然隨著科技的發展，諸如“瓷器”、“玉石器”、“金屬器”等文物類別可以通過引入“科學鑒定法”，給出一個相對確定的結論。

現有的“科學鑒定法”包括“熱釋光測年”（陶瓷器）、“顯微觀察”（玉石器等）、“X射線熒光分析”（金屬器）等，但即便是可以采取“科學鑒定法”的文物，也因為面臨著“破壞性取樣”、“鑒定結果合理誤差”、“檢測費用高昂”等一系列現實性的難題而無法全面鋪開。

但諸如書畫、碑帖、古籍版本等文物類別的鑒定依然有賴于傳統的“目鑒法”。由于每位鑒定人員的情況（包括學識、經驗甚至于鑒定時的身體狀況）各不相同，這就難免會出現不同的鑒定人員在面對同一件作品時給出不盡相同，有時甚至是截然相反的結論。

因此合理的做法是，在面對此類爭議時，不宜輕易肯定或者否定，應如實記錄每一位鑒定人員的觀點，留待后人在條件成熟時再作出結論。我們需要明白一點，鑒定意見是學術觀點，不是行政結論，學術是允許爭議存在的。

比如上世紀八十年代國家文物局組織由“謝稚柳、啟功、徐邦達、楊仁愷、劉九庵、傅熹年、謝辰生”七人組成的“中國古代書畫鑒定組”在全國范圍內對各國有文物收藏單位所藏書畫作品開展巡回鑒定工作時，即采用了此原則，并在作為工作成果出版的《中國古代書畫圖目》中如實刊出各位專家的意見。

關于文物的定級，雖然國家公布有《文物藏品定級標準》，但基于文物的單一性與特殊性，實踐工作中對于存在一定爭議性的文物，也應該秉承“從寬”的原則，盡量不要因為個人的認知局限而錯殺珍貴文物。

“我們經常對鑒別，還不能不發生錯誤，第一在于學習唯物辯證法不夠，對書畫本身的認識不夠，這是主要的。”——謝稚柳

而且我們需要明白一點，鑒定意見與文物定級應該是允許隨著時代的進步和情況的發展隨時修訂的。墨守陳規，迷信前人結論，都有可能對文物保護工作帶來嚴重傷害的。

比如1975年，謝稚柳就確定了萬育仁從贗品中檢選出的《上虞帖》為南唐及北宋內府珍藏的唐摹本；1978年徐邦達在對青島市博物館館藏書畫鑒定中，確定了唐摹本《食魚帖》。又比如上海博物館書畫部現在基本上每周都會選一天前往周浦的文物庫房對館藏書畫作復檢，而工作的重點就是審查在博物館傳統觀念中不被重視的近現代書畫，并將其中諸如張大千、齊白石、傅抱石、潘天壽等名家的作品提到其應有的文物等級上來。

由此可見，即便刨去時代因素，以最大的善意來推測，南博方面僅依賴1961年與1964年的兩次鑒定意見，就沒有將《江南春》圖卷交由1986在南博進行文物復檢的“中國古代書畫鑒定組”進行復檢，并于1997年將之剔除出藏品序列，無論如何也都是存在嚴重瑕疵的。畢竟這是一件名家遞藏且1961年鑒定意見認為“陳鎏題引首真”、“偽做得很好，原龐家是當真的藏的”。

已出版工作筆記的楊仁愷、劉九庵都未曾在當年南博的鑒定工作中記錄該畫卷，有理由相信是因為南博將其列為“偽作”沒有拿出來的緣故。
而《藝術澎湃》最新的報道中援引謝稚柳之子謝定偉的表述，對謝稚柳是否參加了1961年的鑒定工作也表示了疑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