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告別世界第一？二孩催生無效后，國家終于向住房出手了

誰也沒想到，幾十年都沒動搖過的“人口世界第一”這把交椅，說丟就丟了。

曾幾何時，專家們信誓旦旦地預測，只要政策閘門一開，二孩三孩就會像潮水般涌來，結果這臉被打得生疼。

為何我國會有生育率變低的問題呢？國家又是如何解決的？

誰也沒料到，占據幾十年的人口世界第一位置會悄然易主，印度的常住人口在2023年已達到14.286億，正式超過中國成為全球第一人口大國。

這一變化帶來的不只是失去頭銜的遺憾，更多是全社會層面焦慮與釋然交織的復雜情緒。

曾經“人多力量大”的傳統認知，正在被“未富先老”的現實擔憂逐漸取代，而此前專家預測放開二孩、三孩政策后生育意愿會大幅提升的預期，也未能成為現實。

事實上，我國生育率走低已持續多年，世界銀行數據顯示，2018年到2022年間，總和生育率從1.55持續下滑，2021年降至1.16，2022年才微弱回升至1.18。

探究生育率走低的原因，核心不在于人們不想生孩子，而在于不敢生。

這背后是普通家庭對生活成本的精準考量，其中住房問題更是橫在生育意愿前的首要障礙。

長期以來，安家被視為生育的前提，而安家又與買房深度綁定，這種認知讓住房成為制約年輕人生育的關鍵因素。

對于當下的雙職工家庭，尤其是生活在一線城市的年輕人來說，買房需要付出巨大的經濟代價。

為了湊齊購房首付，動用夫妻雙方父母、祖父母兩代人的積蓄是常見情況，后續還要背負長達二三十年的巨額房貸，這直接透支了家庭未來數十年的現金流。

在這樣的經濟壓力下，生育不再是單純的家庭選擇，而是變成了高風險的經濟決策。

養育孩子的成本本身就不低。

相關調研顯示，當前城市家庭年均用于子女養育和教育的費用存在較大差異，部分家庭每年支出甚至超過9.6萬元，再疊加住房帶來的長期負債壓力，讓很多年輕人對生育望而卻步。

租房居住的年輕人同樣面臨生育相關的困擾，租房過程中可能遇到的房東隨意漲價、提前收回房屋等問題，帶來了強烈的不安全感。

這種不穩定的居住狀態，直接影響了年輕人的結婚和生育計劃，畢竟沒有穩定的居所，很難讓人有信心去養育下一代。

面對這樣的現實，單純依靠發放少量育兒補貼、延長幾天產假等措施，很難抵消高額房價和長期房貸帶來的壓力。

這些政策在實際生活成本面前，效果顯得十分有限。

針對住房這一核心問題，國家已經出臺一系列針對性政策，核心方向是剝離房子的金融屬性，讓住房回歸民生本質。

住建部明確提出構建市場主導、保障兜底的住房供應體系，重點推進公租房、保障性租賃住房和配售型保障性住房建設，以此重構樓市格局。

2025年全國住房和城鄉建設工作會議進一步明確，要以需定購、以需定建，加大配售型保障房的建設力度，幫助新市民、青年人、農民工等群體實現安居。

目前多地已出臺具體規劃，天津2025年穩步推進配售型保障房建設，在建項目已達8個；

濟南計劃2025年推出3000余套配售型保障房，以保本微利價格銷售。

為了確保保障房精準供給，住建部還要求各地加快建設配售型保障性住房輪候庫，明確保障對象、準入條件、輪候排序等管理流程，建立常態化申請受理和部門聯合審核機制。

青島已率先建立相關輪候庫管理制度，開發輪候服務系統，實現申請一網通辦、審核秒審秒批，截至2025年3月已有2700戶家庭納入輪候排序；

廣州作為首個發布配售型保障房管理辦法的一線城市，明確一個家庭只能擁有一套配售型保障房，且不得變更為商品住房上市交易。

這些政策的推進，正在逐步改變過去房子作為投機籌碼的屬性，讓住房回歸居住的基本功能。

從當前房地產市場表現來看，政策調整已經帶來一些積極變化。

一線城市二手房價格回調明顯，2025年11月環比下降1.1%、同比下降5.8%，曾經“買房必升值”的預期被打破，市場逐漸回歸理性；

三四線城市部分新房的上漲，更多是真實剛需支撐，而非投機行為。

這種變化的核心意義在于，正在逐步緩解年輕人的買房焦慮。

當租房能夠獲得穩定保障，不用掏空三代人積蓄也能擁有安穩居所時，年輕人的經濟壓力和心理壓力都會大幅減輕，這也為他們規劃生育下一代創造了基礎條件。

畢竟，只有居住問題得到妥善解決，年輕人才能將更多精力和財力投入到生活本身，考慮生育相關的規劃。

需要明確的是，僅靠住房政策調整還不足以讓生育率實現觸底反彈，養育孩子是一個長期過程，除了住房，還有諸多現實難題需要解決。

當前很多家庭面臨“生得起、帶不了”的困境。

0-3歲普惠托育資源嚴重不足，迫使不少家庭只能讓老人承擔主要育兒責任，或者讓一方家長放棄職業發展，甚至需要支付高額費用聘請保姆。

調研顯示，“育兒假難落實、生娃沒人帶”“寒暑假孩子無人看管”是很多育齡家庭的主要困擾。

同時，教育和醫療成本依然較高，教育內卷帶來的焦慮普遍存在。

女性在職場中面臨的生育相關困境，也是影響生育意愿的重要因素。

不均衡的育兒分工，讓女性在生育決策中面臨更多顧慮。

如果社會不能有效分擔女性的生育成本，不能為生育后的女性提供公平的職業發展環境，即便住房問題得到解決，也難以完全打消女性的生育顧慮。

從家庭對政策的需求來看，經濟支持類政策的呼聲較高。

女性對時間和機會支持類政策的訴求更為強烈，希望進一步延長產假、推廣父母雙方共享的育兒假期，實施彈性工作制度，解決課后三點半接送和寒暑假兒童托管問題。

流動人口和多孩家庭則更關注住房優惠、教育融入、擴大兒童醫保范圍等政策支持。

這些訴求也為后續生育支持政策的完善指明了方向。

無論是人口世界第一位置的易主，還是生育率持續走低的現實，都在提醒我們，人口政策的核心應該是關注每個家庭的實際幸福感受。

鼓勵生育本質上是鼓勵人們對未來進行長期投資，這種投資的底氣，來源于日常穩定踏實的生活，而非宏大的數字目標。

國家推進住房政策調整，讓住房從投資品回歸民生屬性，就是在為家庭幸福和生育規劃鋪路。

后續還需要持續完善生育支持政策體系，在托育服務、教育醫療、女性職業保障等方面加大投入，構建一個即便不買天價房，也能獲得穩定安全感、孩子能享受公平教育機會的社會環境。

當老百姓普遍覺得兜里有底、頭上有瓦、生活有盼頭時，生育意愿自然會逐步提升。

相比于人口世界第一的頭銜，一個家庭幸福、社會穩定、代際均衡發展的社會，才是更值得追求的目標。

而這種普遍的幸福感，正是拉動生育率最有效的動力，也是人口長期均衡發展的堅實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