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12月中旬,華東沿海已是冬閑時節(jié),寧溪公社供銷社剛把全年的布票收支做完,年輕職員李朝紅正抱著賬本往宿舍走。她并不知道,一樁牽連三十載的諜影就要在自己眼前現(xiàn)形。
寧溪地處黃巖北部山區(qū),山路彎曲,通訊落后。解放后,這里與外界聯(lián)系并不頻繁,倒也成了某些潛伏人員寄身的好地方。王金英,一個安靜的老太太,住在街口的木樓里,據(jù)說早年嫁過縣衙文書,丈夫生死不明。鄰里只知道,她做菜喜歡放糖,逢年過節(jié)常把一小包冰糖分給孩子們,因而得了個“王糖奶奶”的綽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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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人眼里,慈眉善目就是全部。可李朝紅在入戶抄表時,發(fā)現(xiàn)木樓二層那扇朝北的小窗從不打開,窗縫還塞了棉絮,連最挑剔的主婦都不會把廢物間弄得如此密不透氣。更怪的是,深夜下班,李朝紅屢次瞧見那間閣樓閃著黃豆大小的燈火。她悄悄說過一句:“這雜物間怕是也怕冷吧。”工友哈哈一笑,當玩笑帶過。
1978年正是中央號召“揭蓋子”整頓機關作風的時期,公社不時組織學習保密紀律。大家座談里最常提的還是對臺斗爭:廣播里還在播放《金門炮擊紀實》,老鄉(xiāng)夜里聽評書,主人公不是地下黨員,就是潛伏特務。氛圍如此,李朝紅心頭的疑云反而更難揮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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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讓她下定決心的,是12月13日下午。供銷社門口,五歲小丫頭小琴正舔著帶花紋的水果糖,樂得團團轉(zhuǎn)。她拿糖紙給李朝紅看,稚聲稚氣:“王奶奶沒在樓下,樓上還有一個奶奶教我認字呢。”這句看似無心的話像針扎一樣,讓李朝紅腦中一道電光掠過——原來閣樓并非空置。
晚飯后,她把幾個月來的零星線索整理成簡短匯報:不透氣的閣樓、遠超日用的煤油和蔬菜采購、偶爾傳出的低沉咳嗽,還有那聲“樓上還有一個奶奶”。李朝紅用了一個詞:“疑似藏人”。材料遞到公社派出所,值班民警即刻電告黃巖縣公安局。
縣里很快成立專案組,分兩路暗查。一路查王金英的過往:民國三十九年之前,她確是國民黨縣黨部小科員屠日炘的妻子;解放后,丈夫去向不明。另一路在夜色掩護下對木樓進行技術偵察,確認閣樓的暗縫中藏著簡易天線,地板夾層內(nèi)有被拆散的摩爾斯電鍵零件。幾個人隔著門板屏住呼吸,能聽見并不均勻的呼嚕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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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部就班抓人并不保險,專案組決定靜觀數(shù)日。十二月二十日清晨,王金英挑著籃子去集市換炭,樓里卻透出活動聲響。便衣民警埋伏在土墻后,只見一個裹著灰布棉襖的老人佝僂著身子,頭發(fā)花白,額角貼著假皮,蹣跚走向東山崗。離鎮(zhèn)百米,他從懷里掏出一截金屬筒,接上縮線天線,正要按下電鍵。民警緊逼過去,只聽老人嘶啞地哼了一句方言:“完了。”抵抗不到三秒,手銬已扣牢。
經(jīng)指紋比對,老人正是1949年潛逃未遂的國民黨特務屠日炘,彼時五十三歲,如今已八十有二。審訊記錄里,他承認從1950年初至1978年底向臺灣遞交過共三十余份情報,多數(shù)內(nèi)容因線路不穩(wěn)并未成功發(fā)出。屠日炘苦笑,“四面都是自己人,我報什么呢?但不報,臺灣不給經(jīng)費。”這句自嘲,透露出長年潛伏的絕望與荒誕。
王金英的角色也水落石出。她自知丈夫罪責難逃,卻又放不下夫妻之情,只得把木樓改造成暗室,用售賣糖果、縫紉補貼微薄開銷。她暗地里希望丈夫躲過幾年風頭便可善終,卻沒料到一次教識字,撞開了所有隱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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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春,黃巖縣法院公開宣判。屠日炘以特務罪、反革命殺人罪等數(shù)罪并罰,被判處死刑,終審維持原判。王金英因窩藏、包庇罪獲刑七年,剝奪政治權利三年。宣判現(xiàn)場,不少鄉(xiāng)親記得屠日炘悄悄對王金英說:“累你了。”聲音極輕,轉(zhuǎn)瞬被人群淹沒。
案件卷宗留下一行批注:潛伏年代久,破案起于群眾一語。公安系統(tǒng)后續(xù)在浙東沿海清理潛在聯(lián)絡點十二處,拆除了多部老舊電臺。寧溪鎮(zhèn)口那幢木樓于80年代改為學堂,閣樓窗戶終于被敲開,陽光灑了整整一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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