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海江 黃穎超

黨的二十屆四中全會審議通過的“十五五”規劃建議明確提出，“堅持惠民生和促消費、投資于物和投資于人緊密結合”。剛剛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再一次重申并深化了這一重大命題，標志著我國投資理念正從單純的要素擴張向物力資本與人力資本協同演進深層轉變。在經濟由高速增長轉向高質量發展的關鍵節點，唯有深刻把握這一辯證邏輯，才能在投資于物與投資于人的雙向賦能中厚植發展新優勢，為中國式現代化注入不竭動力。

把握新發展階段重塑經濟動能的主體力量

歷史唯物主義認為，物質財富的創造取決于一般的科學水平和技術進步，歸根到底取決于科學在生產上的應用。然而，長期的趕超型現代化容易形成線性增長思維，即片面追求物質資本的投入，將經濟增長簡單等同于廠房、設備、基礎設施等“物”的擴張。這種觀念在特定歷史時期曾發揮過快速奠定工業化基礎的作用，但若不對其加以揚棄，極易陷入“見物不見人”的發展困境。馬克思指出，物是“死勞動”，是凝結在機器和廠房中的過去勞動；只有通過“活勞動”即現實的人的感性對象性活動，“死勞動”才能被激活并增殖。如果片面追求投資于物而忽視投資于人，必然導致資本有機構成畸高，進而引發一般利潤率下降的趨勢。

當前我國處于新舊動能轉換攻關期，基礎設施和工業體系日益完備，追加物質要素帶來的邊際產出趨于下降。要解決“邊際收益遞減”問題，關鍵在于以更大力度投資于人，提高人力資本質量與存量。不同于物質資本，人力資本具有“報酬遞增”的特殊屬性，知識與技能在使用中不會損耗，反而會通過溢出效應實現快速增長。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強調“人才是第一資源”，只有把人口紅利轉化為人才紅利，才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邁向高收入國家，并在全球價值鏈重構中穩住比較優勢、培育競爭新優勢。

投資于人也是培育新質生產力的內在要求。新質生產力以全要素生產率躍升為標志，核心在于先進要素的優化組合。技術愈智能，系統愈復雜，對勞動者的高階知識結構與創新能力要求愈高。若“物”的投入速度遠超“人”的培養速度，就會出現“先進技術”與“低技能勞動力”的結構性錯配。只有回歸人本邏輯，確立人在生產力系統中的主體地位，才能駕馭日益復雜的物質技術體系，在全球產業變革中贏得主動。

堅持物質資本積累與人力資本躍升的辯證統一

投資于物與投資于人在表面上似乎呈現為資源配置中“此消彼長”的競爭關系，但在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視域中，二者互為條件、相互滲透并可動態轉化。堅持二者緊密結合是對唯物辯證法關于“主體與客體辯證關系”原理的創造性運用，深刻揭示了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物的積累”與“人的發展”之間雙向賦能的內在機理。

首先，物質資本積累是人力資本躍升的現實基礎?！肮I的歷史和工業的已經生成的對象性的存在，是一本打開了的關于人的本質力量的書”，馬克思堅決反對脫離物質基礎的空談，人的發展不是抽象的觀念運動，而是建立在堅實的物質生產力之上的歷史過程。如果沒有現代化的物質資本作為依托，人力資本的提升就如無本之木。因此，強調投資于人絕不意味著否定投資于物的重要性，而是要通過高質量的物質積累，為人的全面發展構筑起更高的起跳平臺。

其次，人力資本的躍升是物質資本保值增值并實現效能釋放的決定性力量。物是靜止的，人是活躍的。在現代生產體系中，越是精密的設備、越是復雜的系統，對人的依賴性反而越強?！叭瞬攀莿撔碌母?，創新驅動實質上是人才驅動?！比绻麆趧诱叩闹R結構停滯不前，那么再先進的設備也只能淪為“沉沒成本”。只有高素質的勞動者，通過不斷的知識更新和技能迭代，才能真正駕馭現代化的物質生產力。這種由人的發展所驅動的“技術-技能”雙螺旋上升，正是打破技術封鎖、實現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的根本動力。

再次，二者結合構建了一種“需求牽引供給、供給創造需求”的高水平動態平衡。一方面，通過投資于物創造更多高技術崗位，吸納高素質人才，提高勞動報酬；另一方面，通過投資于人提升勞動者的收入能力與消費意愿，轉化為對高質量產品和服務的真實需求，從而擴大內需、暢通循環。馬克思設想未來的社會中“生產將以所有的人富裕為目的”。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投資于人能夠有效地將潛在的消費需求轉化為現實的經濟增長點，使經濟發展建立在素質紅利而非單純的人口規模紅利之上。

最后，從價值論看，投資于人本身就是最高效率、最具長遠眼光的投資。中國式現代化，民生為大，現代化道路最終能否走得通、行得穩，關鍵要看是否堅持以人民為中心。只有把“物”的發展邏輯統一到“人”的發展邏輯之中，才能防止發展異化，夯實黨的執政基礎與國家長治久安之基。

以系統集成改革提升要素協同配置的整體效能

將“投資于物與投資于人緊密結合”落到實踐，關鍵在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以系統集成破除要素流動與配置障礙，構建有利于協同的新型生產關系。

一是要強化頂層設計，從根本上扭轉長期以來形成的“重物輕人”的慣性。在傳統考核體系指揮棒下，固定資產易顯效、人力資本投資周期長且外部性強，常被當作“軟指標”。為此，應探索建立將人力資本提升納入高質量發展評價的新機制，重構投資績效的評估坐標體系。既要算投入產出的“當下賬”，更要算人才儲備的“長遠賬”，在財政預算、金融支持、產業政策等各個維度實現從“物本”向“人本”的戰略性傾斜，在宏觀上實現資本有機構成的合理化與最優化。

二是要以系統觀念統籌推進教育、科技、人才體制機制的一體化改革。教育是基礎、科技是關鍵、人才是根本，但條塊分割易致創新鏈與產業鏈脫節。應深化職業教育與技能培訓改革，健全終身學習體系，推動產業需求嵌入培養全過程，緩解結構性失業。同時推進分配制度改革，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健全勞動、知識、技術、管理、數據等要素按貢獻參與分配的機制。以共同富裕作為投資于人的重要歸宿，讓群眾在發展中獲得可感可及的紅利，進而把“收入-消費-投資”的正循環穩定下來。

三是要打破體制壁壘，暢通各類生產要素的社會性流動。加快建設全國統一大市場，深化戶籍制度改革，完善公共服務均等化，消除阻礙流動的隱形門檻，讓勞動者在更廣空間實現價值。通過制度創新，讓物質資本追逐高素質人才，讓人力資本駕馭先進物質資本，在市場機制作用下產生“化學反應”。由此，才能激發出全社會的創新活力與創造潛能，為中國式現代化提供堅不可摧的物質支撐與源源不斷的人才保障，把“投資于物與投資于人緊密結合”這一制度優勢真正轉化為國家治理效能與經濟發展勝勢。

（作者單位：復旦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

原標題：《吳海江 黃穎超|投資于物與投資于人，如何雙向賦能？》

欄目主編：楊逸淇 文字編輯：劉力源

來源：作者：吳海江 黃穎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