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幼軍的官場往事

01

早年的于幼軍，曾是一名學者，和黎元江合著過《社會主義四百年》，引起學界轟動，獲得全國優秀暢銷書獎。

這本普及性政治讀物，借鑒了武俠小說的敘述結構，采用章回小說和歷史演義的體裁形式，講述了社會主義運動史。

上世紀八十年代起，于幼軍和曹淳亮、黎元江、朱小丹被稱為廣東宣傳系統“四大才子”。

曹淳亮比于幼軍大四歲，曾任《南風窗》社長、《羊城晚報》社長以及廣東省文化廳長。

2008年，曹淳亮病逝。去世前一天，于幼軍火速飛回廣州，直奔醫院，與相識30多年的好友見上了最后一面。

曹淳亮可能是回光返照，神志尚清醒，可以輕聲說話，兩位老友聊了近1個小時。

黎元江曾是“中國報業第一人”，也被稱為“辦報狂人”。在他手里，廣州日報登頂中國報業，廣告收入全國最高。但后來因為貪污受賄落馬，獲刑十二年。

在獄中，他獲得了母校中國人民大學博士結業證書，這也是廣東監獄系統自1949年建監以來的首例。

朱小丹走得更高更遠，后來官至廣東省長。

學而優則仕。33歲時，于幼軍成為廣州東山區委書記。十幾年前被撤并的東山，當時是廣州最核心區，區內省市黨政機關云集。

隨后他就進入了仕途的快車道。

在主掌廣東宣傳工作的七年間，廣東媒體進入黃金期，《廣州日報》《南方周末》《南方都市報》《新快報》等，相繼成熟和創立。傳媒粵軍成為當時中國最敢言的一批媒體人。

但是南方周末也因此捅了兩個大窟窿，報社一度面臨關門。當時的補救者，就是于幼軍。

他幾赴北京，和有關部門斡旋，主動檢討表態，最后南方周末得以存活。

于幼軍曾要求有關主管部門要當好“變壓器”，把上級的“高壓電”，變成生活用電。這一形象的說法讓人印象非常深刻。

02

47歲時，于幼軍以省委常委的身份出任深圳市長。都以為他會接任深圳書記，但三年后他又轉場湖南，又兩年，調任山西。

當時都說“晉官難做”，于幼軍也面臨適應的問題。

但無論如何，他不可能向某些人、某些事妥協。他在山西時間很短，只有兩年，但就是這幾百天，卻讓山西人對他懷念至今。

于幼軍曾回憶在山西的一些工作經歷。

有一次他到大同礦工棚戶區。他問工人住在哪里，當地官員就不帶他去。

后來于幼軍看到山坡上有大片大片低矮破爛的棚戶區，就叫停車。有人就說，省長，我們是去下一站。于幼軍就喊，停車、停車。

于幼軍進入棚戶區后，看到有的家庭七八口人，住在用石棉瓦搭的不到兩米高的棚子里，沒有上水和下水，沒有廁所，電燈昏暗。

家徒四壁，只有一個炕，再加外面的一條長板凳。母親和五個女兒睡在炕上，父親睡在外面用來吃飯的板子上，就這樣過了幾十年。

連看了十幾家，都是這個樣子，于幼軍當場就掉眼淚了。

中午一點多了，于幼軍沒吃飯，在現場說，我們對不起工人，對不起這些礦工。已經建國幾十年了，工人階級是我們的階級基礎和依靠力量，他們幾十年挖煤礦多辛苦啊，多危險啊，做出了多大的貢獻啊，但是幾十年住在這么破爛的棚戶區里面。

光大同就有30萬人住在這樣的棚戶區，全省則有110萬人。于幼軍說，如果我們還熟視無睹、無動于衷的話，我們還配叫共產黨人嗎？我們對不起老百姓。

當時省里、市里、縣里和同煤集團的人都在，于幼軍就在馬路邊開個現場會。他說兩個月，你們搞出一套方案，怎么改造棚戶區，讓30萬人全部住上新樓房。

兩個月之后，一天不差，在元旦那天，于幼軍又到大同，待了四天，研究怎么改造棚戶區。

后來他說，省政府出一點，市政府出一點，同煤集團出一點，剩下老百姓每平方米最多一百塊就可以買下來。他們一般住六七十平米，人多的話一百多平米也就幾萬塊，可以分期付款。

后來這個方案在全省推廣，有的縣說拿不出錢。于幼軍說好辦，凡是拿不出這批錢的，第一，區縣市三年內不準更換購買小汽車。第二，領導干部不準出國。第三，不準上酒(指公務接待)。

半年之后，他去檢查，問這筆錢到位了嗎？有沒有沒拿出來的？他們說，省長，沒有，全拿出來了。

五年后，礦工陸續都搬進了新居。于幼軍曾答應，礦工們搬進新家，就去他們家吃餃子。以后，每次去礦工家里吃餃子，是他最高興的日子。礦工跟于幼軍也有很好的感情。

后來，于幼軍寫《社會主義五百年（一至三卷)》，稿費160萬，全部捐出去，給礦工建一個800多平米的社區文化中心。

在后來的那個公開場合，于幼軍氣憤地說，經歷過文革，去過農村，看到老百姓這樣的生活，只要有點良知都會那么做。

于幼軍曾經說過，在山西的幾年，打爛了很多人的飯碗，但山西人對我還是很好。

那時，山西很多小煤礦背后總有基層干部充當保護傘，他實行了嚴厲的問責制和一票否決制度，撤了一批干部。于幼軍是準備選舉丟票也要管的，但沒想到他竟然在當年全票通過。

這件事教育了他，只要是為山西這個地方好，大家還是支持你的。

03

在文化部任上，于幼軍只做了一年。2008年9月于幼軍受到了留黨察看兩年的處分，但并未被開除黨籍。

于幼軍說在文化部時，大家對他非常好，只是這里面有太多遺憾，也有太多的說不清。

隨后，于幼軍開始寫作《社會主義五百年》。每天上午八點多抵達中國國家圖書館，讀書、作筆記摘錄至中午十二點多，然后在圖書館里的員工食堂打點飯菜，吃完休息個把小時，下午繼續讀書至六點多離館。

因為家人都在外地，于幼軍回家吃飯也很簡單，自己動手煮點面，打上兩個雞蛋或丟進一根廣東臘腸，十來分鐘就能對付一頓。

如逢圖書館員工食堂不開伙，他就到附近買點包子或餃子，就著茶水吃下去。

晚上就去散步、游泳或打球，于幼軍過上了“文學與出汗”加清茶淡飯的生活。

就這樣，書讀進去了，人走出來了。

2010年12月25日，于幼軍撰寫的140萬字的三卷本《社會主義五百年》書稿校對完畢，并簽發至出版社。

當天上午書稿剛送出，下午于幼軍就接到了電話，通知他下周到新單位報到。

于幼軍感嘆，也許是蒼天有意給他兩年多的時間讀書寫作，一旦完成了書稿，連一天也不讓他休息。

南水北調辦公室，成為于幼軍仕途的最后一站。

平靜度過四年后，于幼軍退休。

經歷了宦海沉浮，于幼軍更愿意回到人生的起點，再當回教師，“讀書，寫書，教書”，做一個“三書先生”。

在他2013年出版的《求索民主政治》的后記中，他寫道：

唯望知我者，怨我者，罵我者，能理解體念序言結尾的小詩：

窮達皆思報民恩，

沉浮不改憂國情。

愚者竭誠百千慮，

訴與諸君仔細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