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爾扎克
巴爾扎克是19世紀法國批判現實主義文學的杰出代表人物,代表作《高老頭》《歐也妮·葛朗臺》《驢皮記》。他法國文壇中地位最高的人物,被稱為“現代法國小說之父”。
《高老頭》
《高老頭》創作于1834年,這部作品不僅講述了一個父親被女兒拋棄的悲慘故事,更是一部關于社會轉型期人性異化的深度報告,精準地捕捉了七月王朝初期法國社會在專制統治與金錢魔力雙重擠壓下的精神病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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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始于巴黎圣日內維新街一處破敗的公寓——伏蓋公寓。這個散發著“閉塞的、霉爛的、酸腐的氣味”的空間,本身就是巴黎社會的微縮模型:底層住著貧窮的大學生、被遺棄的老人和神秘的在逃犯;中層是掙扎的小市民;頂層則住著試圖躋身上流社會的野心家。巴爾扎克以近乎自然主義的細節描寫,讓這個空間成為觀察社會結構的絕佳窗口。
青年拉斯蒂涅,這個從外省來到巴黎攻讀法律的年輕人,是貫穿小說的眼睛與靈魂。他最初帶著家族的期望和樸素的是非觀,卻在短短時間內經歷了價值觀的徹底崩塌。他的表姐鮑賽昂夫人——巴黎社交界的女王——給他上了第一堂冷酷的社會課:“您越沒有心肝,就越能步步高升。您毫不留情地打擊別人,人家就怕您。只能把男男女女都當作驛馬,把它們騎得筋疲力盡,到了站便丟下。”這種赤裸裸的利己主義哲學,成為拉斯蒂涅巴黎教育的核心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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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伏脫冷——那個隱藏在公寓中的苦役逃犯——則提供了另一套更為激進的生存法則。他看透了社會的虛偽本質,直言不諱地指出:“人生就是這樣,跟廚房一樣腥臭。要想撈油水就不能怕弄臟手,只要事后洗干凈就行;我們這個時代的全部道德僅此而已。”他策劃讓拉斯蒂涅追求銀行家泰伊番被逐出家門的女兒,然后雇人殺死其兄,從而繼承巨額遺產的計劃,將社會達爾文主義推向了犯罪邊緣。
高老頭,這個面條商出身的暴發戶,是巴爾扎克塑造的最令人心碎的形象之一。他的悲劇不僅是個人的,更是時代的。通過辛勤經營成為軍隊供應商而積累的財富,本應讓他安享晚年,卻因對兩個女兒畸形的愛而一步步走向毀滅。
高老頭的愛有著復雜的心理根源:早年喪妻后,他將全部情感轉移到女兒身上;作為新興資產階級,他試圖通過女兒的婚姻完成階級躍遷,將她們嫁入貴族家庭(雷斯托伯爵)和金融新貴(紐沁根男爵)之門。為此,他付出了每人80萬法郎的嫁妝——按照當時公務員年薪3600法郎計算,相當于一個普通公務員222年的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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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這種以金錢為載體的愛,從一開始就埋下了異化的種子。女兒們接受的不是無私的父愛,而是可以無限提款的銀行;高老頭享受的不是天倫之樂,而是用金錢購買的情感表演。當他的財富逐漸耗盡,從豪華公寓遷往伏蓋公寓的頂層陋室時,女兒們的探望也越來越少。病危之際,他撕心裂肺的呼喊“把她們抓來,抓來!叫警衛隊,叫軍隊!”成為了對金錢親情最絕望的控訴。
高老頭的死亡場景具有深刻的象征意義:拉斯蒂涅和醫科學生畢安訓守護在旁,目睹這位曾富甲一方的老人像野狗般死去;女兒們正陶醉在鮑賽昂夫人告別社交界的盛大舞會中;葬禮費用由拉斯蒂涅勉強支付,送葬的只有兩個打著空幡的殯儀館人員。巴爾扎克通過這個場景完成了對金錢社會的終極審判:當一切價值都用金錢衡量時,連最基本的血緣倫理也會土崩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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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制社會中的人性異化與階級迷途
《高老頭》主題是金錢對社會關系的全面重塑。巴爾扎克敏銳地捕捉到,在工業化、城市化的浪潮中,法國正經歷著一場深刻的價值革命:傳統的貴族倫理讓位于資產階級的功利計算,金錢成為衡量一切的唯一尺度。
小說中的巴黎是一個巨大的交易所,所有東西——包括愛情、婚姻、藝術、甚至靈魂——都被明碼標價。拉斯蒂涅的啟蒙正是從認識這一現實開始:他意識到,要進入上流社會,要么像伏脫冷建議的那樣通過罪惡手段獲取財富,要么通過攀附貴婦人獲取利益。他選擇了后者,開始周旋于德·紐沁根夫人(高老頭的次女但斐納)和其他貴婦之間,學習將情感轉化為資本的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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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行家紐沁根是這種新倫理的化身。這個阿爾薩斯金融家通過多次假破產掠奪客戶財產,卻因此獲得“商業天才”的美譽。他的妻子但斐納成為他的社交資產,而他本人則代表著金融資本對社會的全面控制。與之相對的是沒落貴族鮑賽昂夫人,她盡管有著高貴的血統和優雅的教養,卻因情人的背叛而不得不退出社交界,象征傳統價值在金錢面前的潰敗。
巴爾扎克通過一系列對比揭示了一個殘酷現實:在新時代,金錢的來源是否正當無關緊要,重要的是擁有金錢本身。伏脫冷說得透徹:“賄賂流出的地方,卑鄙就站在那兒;陰謀進行的地方,金錢就說話。”這種價值觀的倒置,使得社會成為了一個巨大的偽君子培養皿,每個人都戴著面具,在利益計算中度過一生。
《高老頭》生動記錄了19世紀30年代法國階級結構的劇烈變動。七月革命(1830年)后建立的七月王朝,本質上是金融資產階級的統治。舊貴族雖然保留了頭銜和部分特權,但在經濟實力上已無法與新興資產階級抗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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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老頭本人的身份就體現了這種階級模糊性:作為面條商,他屬于平民階層;作為軍隊供應商,他積累了巨額財富;通過女兒的婚姻,他試圖與貴族和金融家聯姻。然而,這種跨越并不成功——女婿們雖然拿了他的錢,卻鄙視他的出身,最終將他拒之門外。高老頭的悲劇,某種程度上是新興資產階級試圖融入傳統精英階層卻遭排斥的縮影。
小說中的婚姻市場最能反映階級關系的變化。貴族需要資產階級的金錢來維持奢侈生活,資產階級需要貴族的頭銜來提升社會地位。但這種結合建立在赤裸裸的利益交換基礎上,毫無情感可言。德·雷斯托伯爵娶高老頭的大女兒是為了她的嫁妝,紐沁根娶但斐納同樣出于經濟考量。而拉斯蒂涅追求這些貴婦,也是看中了她們能提供的社交資本和經濟支持。
巴爾扎克以驚人的洞察力預言了這種階級融合的虛偽性:表面上看,金錢打破了階級壁壘;實際上,它只是創造了一套新的等級制度,其殘酷程度甚至超過舊的封建秩序。在這個新秩序中,唯一真實的是金錢的數量,而不是道德、才華或血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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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老頭》所處的歷史背景是復辟王朝(1815-1830)向七月王朝(1830-1848)過渡的時期。盡管七月王朝標榜立憲君主制,但其本質仍然是少數金融資產階級的專制統治。巴爾扎克雖然沒有直接描寫政治壓迫,卻通過社會心理的刻畫,展現了專制制度下人性的普遍扭曲。
伏蓋公寓的居民們生活在對未來的恐懼中:拉斯蒂涅擔心無法出人頭地,維多莉小姐擔心被家庭拋棄,伏脫冷擔心被警方抓獲,高老頭擔心失去女兒的愛。這種普遍的不安全感導致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建立在相互利用和猜疑基礎上。伏脫冷被捕的場景尤其具有象征意義:房客們為了賞金而出賣他,盡管他曾是公寓里最慷慨的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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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制社會的另一個特征是公共領域與私人領域的嚴重分裂。人們在公開場合遵循一套虛偽的禮儀規范,私下里卻奉行完全相反的生存法則。鮑賽昂夫人在舞會上保持優雅風度,卻在教導拉斯蒂涅時傳授最冷酷的利己哲學;紐沁根在交易所受人尊敬,在家中卻是冷漠的暴君;高老頭的女兒們在社交界扮演孝女角色,私下里卻對父親漠不關心。
這種分裂導致了普遍的異化:人們與真實的自我疏離,與社會角色認同;情感被計算取代,真誠被表演取代。拉斯蒂涅在小說結尾處望著巴黎的燈火發出的挑戰:“現在咱們倆來拼一拼吧!”標志著他已完成了從天真青年到冷酷野心家的蛻變,成為了這個異化系統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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