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大歷史觀回答清朝這個思想難題？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姚中秋】

清朝是個思想難題。清朝是異族統治、部族政權嗎？明清易代是一次文明倒退嗎？清朝耽誤了中國的現代化嗎？清朝算不算一個正統王朝？如此等等，一百多年來，時不時有人提出這些問題。

就清朝論清朝，或糾纏于明清易代，或沉溺西方中心論而不自知，或采取線性現代化史觀，都難對這些問題做出相對公正的回答。回答這些問題，需要一個大歷史觀。正好，清朝處在中國古代歷史的終點上，我們完全有條件把清朝放在歷史演變大脈絡中理解。以大歷史觀清朝，以清朝觀大歷史，評價清朝的難題以及關乎中國文明、歷史的諸多難題，都可迎刃而解。

何種大歷史？我想主要有兩個，一個是五千多年文明史，另一個是兩千多年文教郡縣制國家歷史。把清朝放在這兩個歷史框架中，我們就可以辯證地看待清朝，同時也可以通過清朝這個最為豐富的歷史具體性，把握中國文明發展的辯證法。

一、中國文明形成與發展的地理因素：從兩個板塊到三個板塊

清朝難題起于其以北方民族身份南下入住中原，那么要理解清朝，就得從大歷史尺度上理解中國文明形成與發展的地理因素。地理決定論是偏頗的，但唯物史觀不可能無視地理因素，在大時間尺度與大空間尺度上，地理通過一系列中介影響政治與文明：地質與氣候制約生產形態，生產形態制約社會組織、生活方式和意識觀念，這些必然制約政治。中國之成為今天這樣的超大規模政治與文明共同體，就與獨特地理因素有直接關系。

人類文明主要起源于亞歐大陸，喜馬拉雅山脈和帕米爾高原將其一分為二，中國位于東端，地理上相對封閉。這是后來形成費孝通所說中華民族“滾雪球式”發展或趙汀陽所說中國歷史“旋渦模式”或我所說的“一陰一陽之謂中國”的基本地理條件。因為地理、氣候差異，這塊空間內自然形成若干板塊，以戰國為界，以前是兩個板塊，農耕區與飼牧區；以后是三個板塊，再加一個游牧區。

農耕區是根本，也是最早形成的。吃飯問題是人類要解決的首要問題。人類誕生后絕大部分時間靠采集解決吃飯問題，不可能有剩余，也就不可能有文明。距今一萬多年前，末次冰期結束，氣候回暖，人類生存環境改善，繁衍速度加快。采集經濟無法滿足生存需要，也許還發生了生態危機。人們被迫嘗試種植谷物、馴養動物，但這需要合適的地理氣候條件，即存在可供培植、馴化的野生植物、動物。

中國人成功了。亞歐大陸上的農業起源中心主要有兩個，一個在西亞新月地帶，另一個在中國的黃河中游、長江中下游地區。這兩個地方也就成為亞歐大陸上兩個原生文明起源中心：有農業，就有剩余，能支持勞心者與勞力者的社會分工；有剩余就有財產歸屬問題，發生爭奪甚至戰爭，也就需要筑城、建立政府，這就誕生了國家。

農耕區人口繁衍，出現剩余人口，向外分流，遷移到不易或根本無法開墾種植的地區，在兼營農業的同時飼養動物，這就形成飼牧區。大部分飼牧區是與農耕區交錯分布的。比如，汾渭盆地及其臺地是農耕區，兩側的半山則為飼牧區；洛陽盆地是農耕區，西部山地是飼牧區。飼牧人口相對集中的地區則在農耕區的西北方向上。

春秋時代，生產力發展，人口繁衍，農耕區和飼牧區又出現剩余人口，繼續外遷到生存條件更差的草原上，以游牧為生計，這就形成游牧區。

到戰國時代，中國形成了三個經濟-人口區域：東南的中原農耕區，西北的草原游牧區；兩者之間是飼牧區，即農牧交錯地帶，長城是其標志。

由以上高度簡化的歷史敘事可見，三個地理板塊的人口在血緣上就本出一源，《史記?匈奴列傳》早就說了：“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維?！爆F代考古學其實也證明了這一點。但三個板塊的生產形態不同，也就形成諸多差異。農耕區發展種植業，形成定居生活形態，也就有穩定的家族和國家，有文明積累，持續進步、發展。

關于游牧人口的社會組織、生活方式與價值觀念，《史記?匈奴傳》有完整描述：“逐水草遷徙，毋城郭常處耕田之業，然亦各有分地。毋文書，以言語為約束。兒能騎羊，引弓射鳥鼠；少長則射狐兔：用為食。士力能毋弓，盡為甲騎。其俗，寬則隨畜，因射獵禽獸為生業，急則人習戰攻以侵伐，其天性也。其長兵則弓矢，短兵則刀鋋。利則進，不利則退，不羞遁走。茍利所在，不知禮義。自君王以下，咸食畜肉，衣其皮革，被旃裘。壯者食肥美，老者食其馀。貴壯健，賤老弱。父死，妻其后母；兄弟死，皆取其妻妻之。其俗有名不諱，而無姓字?！彼羞@些都是游牧的生產形態所塑造的。飼牧區介于二者之間，也就混有兩種社會組織、生活方式與價值觀念。

生產形態的差異也決定了三個板塊是一個有機的經濟整體：一方面，農耕區必然周期性陷入地少人多的內卷化困境，飼牧區、游牧區吸納其過剩人口，化解內部矛盾；另一方面，飼牧區和游牧區高度依賴農耕區，因為游牧區產業高度單一，其所需大部分生活必需品要從農耕區輸入；飼牧區情況類似，雖然程度略輕一些。

三個板塊的互補性使之必然密切互動，既可以是人口流動、貿易，也可以是戰爭。正是這一經濟整體性決定了，中國疆域涵括三個板塊，不可僅限于農耕區。這樣一來，蠻夷戎狄問題或北方民族問題始終是中國的內部問題，問題僅在于，如何把這一經濟整體性變為政治大一統。

二、中國不存在西方式民族

中國向來存在農耕區與飼牧區之別，后來又加上游牧區，但我們不可用西方式民族概念、理論來刻畫、理解這一事實，因為中國歷史上根本不存在西方式民族與民族主義。

列寧曾說，“經濟和政治發展的不平衡是資本主義的絕對規律?！睂嶋H上這是適用于一切歷史階段的普遍規律。農耕區、飼牧區、游牧區的存在及其矛盾，就是生產力發展水平低下且嚴重不平衡的產物。以生產力發展水平排序，農耕區最高，飼牧區次之，游牧區最低。不同生產形態造就不同社會組織方式、生活方式和價值觀念，也就形成群體間明顯差異。生產力發展水平普遍低下又導致不同地區交往受限，相互封閉，也就形成頑固的“人以群分”事實。實際上，不要說古代，即便幾十年前，因為山河阻隔，南方很多地方還廣泛存在“十里不同音”現象。人以群分，必然發生矛盾、沖突。這同樣不足為奇，同樣是幾十年前，南方還存在宗族械斗。

但所有這些人群之別，都不是今人所說的“民族”之別。今天我們所說的民族是一個形成于西方具體條件的地方性概念，具體地說是西方“半拉子一神教”的產物。猶太民族就是第一個西方式民族，對此，美國學者格林菲爾德與社會學家趙鼎新均有所論及。

《舊約》完整記錄了猶太民族形成過程。他們走出多神崇拜，開始崇拜唯一真神，但只走了一半就停下了，搞出“選民”信念，只有猶太人被神揀選，為神眷顧，聽從他們的祈禱毀滅其他人。這是一種“民族化一神教”，猶太人通過信仰把自己神圣化，相應地絕對地排他。通過這兩點，我們可以理解今天以色列人在巴勒斯坦的所作所為。

耶穌基督批判和超越了這一狹隘的教義，要人超越族群界限而博愛。這是比較成熟的一神教。這樣的基督教適合普遍化的羅馬帝國，故成為其國教。帝國解體后，又統一歐洲各族群，創造出“基督教世界”。相比于孔子文教，基督教有很多缺陷，但畢竟有普遍主義精神。

不幸到了早期現代，事情發生逆轉。歐洲北方各族群對羅馬教會的統治不滿，從政、教兩個方面反抗。在宗教上出現“新教”，核心是拒絕中介，信眾直接與神溝通。這是典型的宗教原教旨主義，故新教基本精神是狂熱、極端，結果就是宗派林立。在政治上，世俗君王擴張權力。兩者結合，形成諸多“民族化一神教”。相比于中世紀，這是一次巨大的歷史倒退，等于回到了猶太教選民觀念。以此為基礎，通過教族合一，歐洲形成現代民族、民族國家和民族主義，各民族共有一種意識：自我神圣化、絕對排他性，由此陷入永久戰爭。過去五百年的歐洲就是“戰國”狀態，而且是永久性的，不可能出現“秦”。

弄清了西方式民族的形成機理，我們不難得出結論：中國歷史上不存在西方式的民族，因為根本沒有類似宗教條件。因而，不論是中原農耕區人口，還是飼牧區人口、游牧區人口，都沒有自我神圣化、絕對排他性意識，也就沒有形成“民族”。所以，中國政治從來不是民族政治，歷史上不同地區間的斗爭包括戰爭不是宗教斗爭，也不是民族斗爭，而只是利益斗爭、權力斗爭、政治斗爭。這樣的斗爭必然以融合告終，因為本來就不存在不可化解的隔閡。當然，秦漢以來西方一神教陸續傳入中國，確實帶來政治、文化挑戰。但早就建立的文教國家對其予以改造，推進其“中國化”，實質就是推動其放棄自我神圣化、絕對排他性，與其他宗教、族群并存、共生。

三、中國政治一統的歷史辯證法

中國歷史就是經濟上本為一個整體的三個板塊走向政治一統的歷史，然而，怎么一統？歷史進程是高度復雜的，簡單地可以歸納為一句話，雙向的辯證運動。

基本機理是：農耕區擁有生產力優勢和文明優勢，當這些優勢轉化為軍事優勢的渠道比較暢通時，即向周邊擴張；后者為應對農耕區壓力，尋求提高組織化水平，而組織化技術、知識只存在于農耕區，乃向南積極學習，也就開啟了中國化進程；組織化水平逐漸提高，達到一定程度則產生奪占農耕區的政治意志，因為這里是財富與文明的中心；若成功入主中原，為有效統治農耕區必然更徹底地接受中國政教，最終完成正統化。這樣，推動中國政治一統的力量雖然是多元的，卻辯證地凝聚為一個合力，中國政治與文明共同體在擴展的同時保持了顯著的連續性。

戰國以前東夷、南蠻與中原的融合，就是如此辯證運動的結果。春秋時代，中原各國征楚，楚被迫習用中原車戰之法，相應地習用中原禮樂，力量增強，反過來問鼎中原；楚攻吳，吳聘孫武練兵，習用車戰之法與禮樂；吳滅越，越又重復了一遍。春秋末，長江中下游也就與中原農耕區混融為一了。當然，這一進程之所以相對順利，因為兩地均為農耕區，僅有發展水平之別。

北方情況更為復雜，因為游牧區生產形態與中原農耕區完全不同，因此這里經常發生的故事是，北方民族興起，推動中國化進程，入主中原。但我們所揭示的機理仍然是適用的。早期的典型是鮮卑，最終建立北魏，采用秦漢政教且有所發展，也就成為中國正統王朝。

清朝則是后期的典型：明朝持續施加軍事壓力，女真人提高組織化水平；為此重用中原士人，習用中國政教；而后具有南下的軍事、政治能力；建立清朝之后，繼續推動自身中國化。因此，清朝的正統性是毋庸置疑的。

日本學界建立“內亞史觀”，美國“新清史”大談“滿洲性”，國內有些人建立皇漢史觀，歸根到底是不懂亞歐大陸東端歷史運動的辯證法，即中國文明與政治共同體擴展并持續發展的辯證法。辯證法的本質是對立面的統一，三個板塊的生產形態的差異、生產力發展水平的差異就是對立項；恰恰是差異，使得對立項相互聯系、相互滲透、相互轉化。由于農耕區文明更為先進，這種轉化的方向始終是確定的——接受中原政教。北方民族為入主中原所做準備的各種努力恰恰是去內亞化、也就是中國化。當然，通過北方民族的進入和統治，中國文明也每每煥發出新生機，清朝就發揮了這樣的歷史作用。

四、三大基本政治問題與清朝的圓滿解決

中國歷史上有三個貫穿始終的基本政治問題，清朝作為最后一個古代王朝，比較有效、圓滿地解決了這三個問題——當然在古代生產力條件約束下。

中國第一大基本政治問題是農耕區與飼牧區或游牧區之間的矛盾。

古代王城的地理分布很清楚地說明，農耕區與飼牧區或游牧區之間的矛盾是中國政治的全局制約性矛盾。人們為什么愿意讓渡自己的權利和利益、組織一個以強制性力量約束自己的國家？只能是出于暴死的恐懼。內部的階級矛盾會讓人暴死，但這要求王城立于疆域中央。事實卻是，古代都城普遍設立在瀕臨邊疆之地。陶寺古城在山西襄汾——一般認為這是堯舜之王城；古代最重要的兩個都城，前期的西安、后期的北京，都在農牧交錯地帶南側。此即所謂“天子守國門”，古代交通不便，王者立都于此，才能有效地組織對飼牧區或游牧區的防御。

略微詳細地考察歷代政治亦可見，王朝發展之關鍵節點均由戰爭塑造。周人、秦人興起于戰勝戎狄，戎狄進關中則終結了西周；齊桓晉文成名于攘南蠻、北狄；秦始皇滅六國，立刻遣蒙恬率大軍抵御匈奴，結果導致內部空虛；劉邦敗于匈奴；漢武帝為滅匈奴而任用酷吏打擊豪強；然后是北朝各朝興起；唐代有北方安史之亂；宋朝始終與北方政權斗爭而亡于蒙元；明太祖定都南京，成祖卻遷都北京，經土木堡之變，又有滿洲興起；最終，清朝取代明朝。

清朝則把農耕區、農牧交錯區、游牧區在政治上統一起來，初步解決了這一困擾中國五千年的全局性根本政治問題。清朝何以有此能力？這是一個重大的歷史政治學問題，此處無法展開。重要的是清朝初步解決了這個問題，中國歷史也就邁入全新階段。

中國第二大基本政治問題是郡縣制的有效治理。

人類歷史的發展進程是從無國家到有國家、從弱國家到強國家，這個歷史進程最完整地展開于中國。國家初始形態是封建制，即多中心權力格局的間接統治體制，所有進入文明狀態的國家都共同經歷了；但全世界只有中國又發生了一次政治革命，建立郡縣制，戰國各國探索，秦朝集大成，其結構性特征是單一權力中心的直接統治，施行“編戶齊民”，意謂所有人作為國家之民在法律上相互齊等。

郡縣制把人解放出來，也就解放了生產力，小農戶獨立經營小塊土地，在古代技術條件下，不僅實現經濟上的高效率，還實現“厚生主義”的高效率，農民直接獲得生產成果，養活家人，繁衍后代。而在封建制下，剩余基本被貴族占有而浪費于奢侈消費。中古時代，中國土地面積與歐洲可能差不多、人口卻遠遠超過歐洲，原因就在這里?？たh制的政治美德就是平等、厚生。

但是，人類因為生存、生活而建立的各種組織、機制自然成長，形成封閉的權力；超過一定臨界點，可成為抗衡、梗阻、分割郡縣制國家的權力，這就是封建化。封建化是自然而普遍的趨勢，血緣、宗教、資本、學術等因素都有可能構建出自足的社會性權力，制造社會分隔、人的不平等，妨礙社會流動。若不加以遏制，郡縣制國家就會解體。于是，郡縣制國家與封建化力量之間的斗爭，就成為中國政治的一條基本線索。

郡縣制國家的根本在皇帝，皇帝的根本利益在于直接統治相互平等的小農戶，這是財源、兵源之所在；封建化力量則要分割、搶奪小農戶。因此，總體上，皇帝與小農戶的根本利益是兼容一致的，共同敵人是封建化了的地主-士大夫群體、商人群體、僧人群體。皇帝既要利用他們，又有約束他們?；实鬯苷业降募s束性力量，在清朝以前主要是宦官、外戚、內朝侍中之臣。明朝皇帝主要依靠宦官，但宦官權力有天然缺陷，即沒有“腿”，可收奇襲之效，卻無長久之功。三位一體的江南地主-士大夫-商人群體不斷奪占小農戶，國家財源、兵源趨于枯竭而覆亡。

清朝撿了便宜，當然極端注意汲取教訓，決心控制這個三位一體群體。清朝也汲取了歷代教訓，不用宦官、外戚，而用八旗制作為抗衡力量。歷史學關注旗人是些什么人、享有何種特權，政治學關心的是其結構性功能。通過八旗制度，皇帝始終掌握軍事權力，這是郡縣制國家集中性權力的終極保障；滿漢雙首長制有效制約了士大夫的政治權力；皇帝由此建立起強大集中性權力，得以推行“官紳一體納糧”制，消解地主-士大夫奪占小農戶的主要動力，從而保障了編戶齊民制度。在歷代王朝中，清朝最為有效地遏制了封建化力量的滋長，保障了小農戶的普遍獨立，從而比較充分地實現了郡縣制的美德：平等與厚生。

中國第三大基本政治問題是政教關系。

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庇行Ыy治除了運用權力強制，還要廣泛施行教化。漢武帝復古更化就是把孔子與秦始皇相結合，把文教納入郡縣制國家架構，創造出“文教國家”。國家興辦學校，通過選舉程序吸納士人進入政府，形成士大夫；士大夫既是官僚，以政刑治民，又是師儒，以德禮教民。相比于中世紀歐洲的政教分立，文教國家的優越性是毋庸置疑的。

但文教國家體制仍有內在矛盾，皇帝與士人-士大夫群體畢竟是兩個主體，可以緊密合作，但也可能貌合神離，甚至發生沖突。宋以前，雙方矛盾表現為，士人以學術構建權力，經常發展為封建化勢力；宋以來，學術轉向內在，遠離現實，無助于現實治理，陽明后學則已有極端新興宗教傾向。明清之際三賢都痛切指出了這一問題。

怎么解決？三賢與清朝帝王殊途而同歸，歸于“實學”，歸于經史之學。清朝皇帝親自下場，領導漢人士大夫進行學術生產，搞出了一套“帝王經學”。這是一套全新的學術生產體制，在很大程度上解決了政、學二分的困境。在這套體制下，清朝皇帝普遍注意修養治國理政的德與能。清朝的嘗試是現代先鋒隊政黨統合政、學之先聲。

因此，說清朝是最后一個古代王朝，不僅在自然時間意義上成立，在政治發展邏輯意義上也成立。清朝總結歷代政治得失，在古代政教的框架內，對基本政治問題找到了最為有效的辦法，古代歷史至于清而臻于圓滿。啟蒙時期的歐洲哲人普遍把中國視為理想國。但換一個角度也可以說，至清朝，古代文教國家的潛力已被窮盡；古代文明的“量變”到頭了，需要一次“質變”，但這需要外部“能量”輸入。

五、歷史發展三規律與西方興起之惡

一百多年來中國人最大的痛是落后于西方，被西方尤其是日本打敗，從天朝上國淪為半殖民地，孔子又教導我們“見賢思齊焉、見不賢內自省也”，于是，中國意識完全被反思、批判所支配，成為一個詭異的贏學-輸學混合體，以贏學看西方，用輸學論中國。

贏學范式把西方的興起神話化、本質化，對西方歷史做目的論理解，認定西方的興起是西方歷史演變的必然結果，其歷史上出現的一切因素，從古希臘哲學，到中世紀的大憲章，早期現代所謂科學精神，都被解釋成其興起的原因。輸學范式則倒過來，把中國文明的一切因素都說成中國于近世落后的原因，要孔子對中國沒有率先工業化承擔責任。由于西方興起于明清時代，于是就有了明清易代倒退說、清朝耽誤中國現代化說，其實是這個贏學-輸學混合體的產物。

十幾年前你講這種贏學-輸學還有那么一點點根據，但今天，中國式現代化已取得成功，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正成為現實，西方現代文明已走向衰敗、沒落，再講這些就很可笑了。見證了這一切巨變，我們理應站在人類歷史發展的制高點上，洞悉人類歷史演變的三條基本規律。

第一條是時間上的周期律。宇宙萬物都逃不過周期，所謂“月有陰晴圓缺，人有悲歡離合”，王朝有興亡，文明有盛衰。在世界范圍內，不同地區、民族、國家的周期有別，則在同一時間點上就有強弱之分。19世紀中后期，西方處在上升期，清朝進入下降通道，失敗在所難免；進入21世紀，東升西降，亦是勢所必然。

第二條是空間上的邊緣興起律。文明中心必然敗壞，邊緣力量必然乘勢興起。在中國，周人、秦人，建立隋唐王朝的關隴集團，入住中原的北方民族，都興起于邊緣地帶，進入中心，以王朝更替方式實現文明更新、復興。西方歷史同樣以邊緣地帶的興起為線索，只不過同步伴隨中心的空間轉移：最早的文明中心在西亞兩河流域，隨后，西部邊緣地帶不斷有新生力量興起，從古希臘到羅馬，再到西歐，英國在西歐邊緣地帶，美洲則是整個亞歐大陸的邊緣地帶，美國興起于此，則西方文明的發展在空間上已經到頭，難有新生機矣。

第三條是胡虜無百年之運律。邊緣地帶族群興起，統治中心地帶，若不能及時改變其掠奪傾向，通過文明化進行在地治理，就會很快崩潰。中國歷史上諸多北方民族都未脫如此命運。西方近世崛起的強國是所謂海洋民族，行為模式類似于草原游牧民族，已統治世界卻未改掠奪模式，則同樣無百年之運。英國的日不落帝國持續不到百年，美國統治半個世界不到百年，蘇聯崩潰后統治全世界則只有二十多年。

把握了這三條歷史規律，就可以走出西方興起之神話，回歸理性，把握西方興起之真相。關鍵是依據唯物史觀牢牢把握一點：西方興起是因為其率先完成工業化，對其他民族享有了生產力優勢，據此享有了軍事優勢，憑借這兩者，西方人才享有高水平生活，西方才擁有世界性政治霸權和意識形態霸權。所以，解釋西方興起，重點是解釋其何以率先完成工業化。

我這代人完整經歷了中國的工業化進程，就近觀察，應該能夠弄清工業化的基本條件。在技術層面上至少需要三個條件：第一，能源、技術、產業突破；第二，資本原始積累；第三，超常規的市場規模。而這些都需要政治保障，即需要集權的、能力強大的政府。西方人說他們興起是靠產權保障或資本主義精神，科學或科學精神，憲政或法治，個人主義或自由主義等等，都不過是輝格史學或神話敘事，或者是倒果為因。

那么，為什么是英國？因為我們上面列舉的條件首先在英國湊齊了。西方的興起部分歸功于中國因素：1400年前后，世界生產中心在中國以及印度，以此為中心形成印太貿易圈，鄭和船隊是創造者之一。繼承了地中海貿易傳統的葡萄牙、西班牙人開始搞貿易遠征，先被這個貿易圈吸引。但在印太地區，他們遭遇幾個奧斯曼帝國、中國等強大國家，無法進行大規模征服、掠奪，獲利有限，乃轉向美洲，進行大規模征服；隨著征服重心從南美轉移到北美，英國逐漸享有地緣優勢。各國在美洲和大西洋展開殖民地爭奪戰，建立大西洋世界體系。這就創造了一個超大規模市場，資本在此進行超常規積累，戰爭推動技術進步，同樣推動政府能力日益強大。這些條件輻輳于英國，率先發生工業革命。

回頭再看中國，不論是明朝、清朝都難以完整地具備這些條件。原因確實是乾隆帝所說：“天朝物產豐盈，無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貨物以通有無?！蔽鳉W各國太小了，經濟上無法自足，必須進行貿易——通常伴隨掠奪、征服；在政治上，當時西歐各國是封建制，兵源、財源多數為貴族占有，下海的全部收益即關稅收入與海軍則歸國王所有，王權有組織貿易遠征的激勵。明清中國的情況則與此相反。

換一個說法，西方的率先工業化是通過“惡”的方式實現的，中國古代文明則因為條件優越而堅持了“善”的治理，未能趕上這個先機。但一旦認識到工業化的偉大力量，中國則享有后發優勢，以善的方式取得成功。得之不正，則其興也驟其亡也忽；以德得之，長久之道也。這同樣是歷史發展的辯證法。

清全盛疆域圖。圖片來源：《中國歷史地圖集》

六、清朝失敗了，中國文明涅槃重生了

毫無疑問，面對資本主義-帝國主義世界體系的擴張，清朝失敗了。但因此否定、鄙視甚至仇視清朝，既沒有道理，也沒有意義，只能擾亂人心，忘記我們應當做的大事。

孟子分辨過“不能”與“不為”。現代世界的根本塑造力量是工業化。清朝之所以失敗，不是因為它不想抵御西方帝國主義，而是因為它沒有這個能力。面對西方的侵略、支配，上自皇帝，中到曾左李這樣的漢人士大夫，下到康有為、梁啟超這樣的布衣士子，做過很多努力，尋求反抗自強，但中國處在前工業化階段，面對工業化的西方列強，這些努力終究難改大局。

那么，清朝是失敗者嗎？非也。必須辯證地看待歷史?；杈?，土地兼并，朝廷黨爭，宦官專權，藩鎮割據等等國家衰敗現象，清朝基本沒有，清朝似乎解決了政治痼疾，社會更為平等，人口快速繁衍，夠可以了。

與同一時期其他歷史性民族、國家相比，清朝的表現可算優秀。美洲被征服了，非洲被征服了，印度淪為殖民地，清朝中國只是淪為半殖民地。在這一點上，奧斯曼帝國與清朝相似，但它的滅亡帶來大分裂，留給土耳其的疆域、人口只是帝國一小部分。清朝則要成功得多，基本保住了疆域，夠可以了。

至于實現工業化這個歷史重任，對一個古代王朝來說，超綱了。還是要強調辯證法：任何制度、文化都是歷史性的。古代制度、文化是在農業生產力基礎上形成的，歷代王朝不斷調整、完善，到清朝挖盡其潛力。若無西方沖擊，這套體制仍可繼續循環下去，但難以全面升級。中國文明要全面升級，需要外部輸入“能量”。西方就是靠對外征服、建立殖民地體系獲取“橫財”，才實現工業化的。

中國當然不走這條惡之路，而以自身深厚的文明底蘊，吸收現代西方創造的各種資源，走通了一條德性的現代化之路。西方猛烈沖擊，舊體制崩解，創造了全面更新系統的機會，所謂置之死地而后生。

中國共產黨引入外部資源，構建了文明再造的能動性力量：通過馬克思主義，把握現代世界的形成、結構、運轉邏輯，尤其是通過唯物史觀認識到工業化的決定性意義；通過列寧主義建設先鋒隊政黨，鍛造出改變世界的強大組織化能力。由此，中國共產黨領導各族人民推翻帝國主義統治，建設社會主義；通過社會主義實現工業化；同時全面改造社會、文化，包括三個板塊的分立問題，通過發展生產力，正在予以徹底解決。

但是，這場總體性文明再造是在固有疆域、人民、文明基礎上展開的——清朝則守住了這個基礎。可以用陰陽哲學理解這場巨變：中國共產黨和馬列主義是陽，悠久深厚的文明傳統是陰，孤陰不生，獨陽不長，一陰一陽之謂道。

今天中國文明正上升到一個全新歷史階段。“惜秦皇漢武，略輸文采；唐宗宋祖，稍遜風騷。一代天驕，成吉思汗，只識彎弓射大雕。俱往矣，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敝袊淹瓿晒I化，擁有改變世界的現實力量；中國文明的光輝足可以照亮全世界，此時中國人應該認真思考的問題是，美國喪失霸權后如何避免世界失序？如何帶領廣大發展中國家實現共同發展？簡言之，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應以受命者之氣魄，認真思考如何領導世界。不此之思，回頭糾纏歷史問題，火力全開批秦制，扯什么“崖山之后無中國”，搞什么1644史觀，甚矣吾不知其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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