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中美俄八面玲瓏的托卡耶夫，當眾給高市早苗上了一課

高市早苗費盡心思，拉來中亞五國領導人為日本站臺，反而被托卡耶夫當面“上了一課”。

高市近期把中亞五國都請了過去，打算搞個“礦產(chǎn)聯(lián)盟”。同時也是為了借著“商業(yè)合作”的名目，為日本增強一些國際存在感，拉攏一些國家?guī)兔Α罢九_”，實現(xiàn)高市所謂的“外交突破”。

沒想到哈薩克斯坦總統(tǒng)托卡耶夫，一到東京就在大學里當眾大談“反核武”問題，這無疑讓右翼勢力主導的高市內(nèi)閣們不爽與尷尬。

高市早苗和哈薩克斯坦總統(tǒng)

12月19日至20日，日本在東京把“中亞五國+日本”（CA+JAD）第一次拉到首腦級，五國領導人到齊，官邸也把流程做得很滿：會談、合影、聯(lián)合文件、項目清單，一套“存在感工程”。

《東京宣言》寫得很直白：把“關鍵礦產(chǎn)供應鏈”和“跨里海運輸走廊”（也就是常說的“中間走廊/跨里海國際運輸路線”）放在核心位置，強調(diào)要做更穩(wěn)的物流通道、更“韌性”的資源鏈。

日本媒體還披露了日本給自己定的五年“項目目標”（以商業(yè)項目總額計），明顯是在跟各路大國的中亞布局對標。

但這場峰會最有“反差感”的瞬間，發(fā)生在峰會前一天。

哈薩克斯坦總統(tǒng)托卡耶夫在東京聯(lián)合國大學發(fā)表演講，主題看似宏大——戰(zhàn)略互信、聯(lián)合國改革、中等國家作用——真正穿透會場空氣的，卻是那段關于核風險與裁軍的表述：

廣島、長崎與塞米巴拉金斯克（核試驗場的歷史創(chuàng)傷）被放在同一條道德坐標上，核威懾被點名為“不能當作長期依靠的秩序底座”，呼吁核國家恢復對話、推進裁軍。

高市早苗與中亞五國首腦合影

為什么這段話在東京格外“扎耳朵”？因為它剛好撞上日本國內(nèi)一條正在發(fā)熱的線：圍繞“核武”“核共享”“非核三原則是否要松動”的試探性言論，最近被集中放大。

路透社12月19日報道稱，媒體曝出高市政府一名高級安全官員提出“獲取核武”的說法后，日本政府被迫公開重申“不擁有核武”的立場，但同時又對相關人事去留與具體言論細節(jié)保持模糊，爭議并未消失。

更早一些，路透社也報道過高市在國會被問及非核原則時的“含糊空間”，讓外界認為政策基調(diào)可能在漂移。朝鮮方面隨后也借機發(fā)聲指責日本“核野心”，地區(qū)輿論進一步被推高。

于是就出現(xiàn)一個很戲劇的場景：

東京一邊在辦中亞峰會、努力擺出“和平合作、務實共贏”的桌面；

另一邊，日本國內(nèi)圍繞核議題的試探又把“和平國家”的招牌拖進爭論泥地。

托卡耶夫這場在東京的“反核演講”并不是對著日本點名開火，但它像是在“當面提醒”高市：如果連核門檻這種最敏感的議題都要拿來做國內(nèi)政治或安全敘事的加碼，那些奉行“多元平衡外交”的中亞國家不會輕易陪跑。

再把時間線放大一點，這種尷尬會更清楚。最近中日關系緊張的直接導火索之一，是高市圍繞臺海情勢的表態(tài)引發(fā)中方持續(xù)要求其撤回，并在外交層面形成拉鋸。

這使得東京更需要在別的方向“找朋友、找舞臺”：中亞沒有歷史包袱，如托卡耶夫這樣的領導人，又在中美俄等大國之間八面玲瓏，看上去是理想對象。甚至連東京都廳都配合做了“燈光外交”，把五國國旗色點亮當歡迎儀式的一部分。

問題是，中亞國家來東京，核心訴求并不是幫日本“破局敘事”，而是為了拿到更具體的合作項目：投資、技術、培訓、市場、通道與穩(wěn)定預期。

《東京宣言》里對關鍵礦產(chǎn)、物流走廊、脫碳合作的表述，基本都是這種“可交易的公共項目語言”。日本當然也想把這些項目放進“經(jīng)濟安保/供應鏈多元化”的盤子里，但中亞更在意的是：誰能長期交付，誰能在本地真正落地，誰不會把合作隨時拉去做地緣對抗的籌碼。

這里就牽出另一個更深的背景：日本這幾年在歐亞腹地的很多動作，帶著明顯的“側翼慣性”。

拜登時期，美國把美式C5+1推進到首腦級，公開把關鍵礦產(chǎn)、供應鏈與地區(qū)聯(lián)通當成重要議題。日本在那個框架下，很容易扮演“配合者、補位者”：跟著主軸一起做機制、做項目、做價值敘事。

但美國政壇風格一旦轉向“交易優(yōu)先”，日本的角色就會變得尷尬——因為“中間環(huán)節(jié)”未必是必需品。因為美國自己就能直接把中亞領導人請到白宮談關鍵礦產(chǎn)問題。

特朗普和與中亞五國首腦合影

當外部“指揮棒”變?nèi)酢⒍鴩鴥?nèi)又急需外交秀肌肉時，最容易出現(xiàn)的就是一種空轉：動作不斷，新聞很多，但真正能拿來交換戰(zhàn)略影響力的硬籌碼不夠。

日本自身產(chǎn)業(yè)與財政約束越來越緊，能源上又在加速推動核電復興，連“世界最大核電站重啟”這種事都被推上議程，爭議不小。

在這種壓力結構里，把中亞峰會包裝成“重大外交突破”，確實是最快的國內(nèi)傳播路徑——寫幾篇“贏學小作文”，鏡頭里全是握手與合影，仿佛困局就被繞開了。

但托卡耶夫的那段“反核”內(nèi)容，恰好把這個包裝撕開一道口子：如果日本連最基本的核政策邊界都在搖擺試探，一邊借“更危險的安全敘事”向外施壓，一邊又想用“和平合作”去吸引中亞，可信度必然打折。

中亞國家最擅長的就是在大國之間做平衡，它們不會拒絕日本的資金與技術，但也不會為了日本的敘事，把自己的生存空間押上去。

所以，這場峰會的真實效果，可能恰好和“熱鬧畫面”相反：象征意義很大，落地仍要看后續(xù)；而最讓人記住的，不是宣言里那些“供應鏈、走廊、脫碳”的標準詞，而是托卡耶夫在東京講的那句“核威懾不能當成秩序底座”。

這句話像是一面鏡子：照出日本當下外交的一個硬傷——想用姿態(tài)彌補能力缺口，想用敘事覆蓋現(xiàn)實約束，結果反而更容易被一句“務實提醒”當場上了一課。

文｜劉慶彬 對外經(jīng)濟貿(mào)易大學副教授、日本橫濱國立大學高等研究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