丘吉爾：日本如果不是被原子彈炸過，日本這個國家可能就沒有了

1945年7月的一天，丘吉爾收到了從波茨坦傳來的消息：“偉大的試驗已經成功，原子彈誕生了”。

此時，歐洲戰場已勝利結束，但太平洋戰場上，美軍正在為進攻日本本土的“沒落行動”做準備，預計傷亡人數可能高達百萬。

擺在盟國領導人面前的是一場艱難的選擇：是讓戰爭繼續血淋淋地進行下去，還是使用這種前所未有、威力巨大的新武器，最終盟國決定使用原子彈。

1945年7月的波茨坦，盟國領導人聚集在一起，討論如何結束仍在持續的太平洋戰爭，會議桌上的氣氛遠不像歐戰結束時那般輕松。

美國已經準備好了《波茨坦公告》，要求日本立即無條件投降，但問題是，日本會接受嗎？

在公告發布的同一天，“印第安納波利斯”號重型巡洋艦已悄悄將名為“小男孩”的原子彈運抵天寧島，原子彈“胖子”的第一批部件也正在運輸途中。

美國人已經下定了決心，杜魯門在回憶錄中寫道：“我始終把原子彈看作是一種武器，理應付諸使用，對此從無任何疑念。”

丘吉爾對此表示支持：“如果原子彈有助于結束戰爭，我主張運用它，” 這一決定背后，是對一場即將到來的血腥戰役的深深擔憂。

《波茨坦公告》傳到東京后，日本政要們進行了一整天的激烈討論，外務省初步分析后認為，公告“不過是要求軍隊投降”。

從1941年起擔任日本外相的重光葵等人認為，要讓日本接受盟軍占領、放棄所有海外領地——包括大東亞共榮圈中的臺灣、朝鮮半島和滿洲，這一要求對日本而言“過于苛刻”。

軍方強硬派則更加極端，他們強烈要求政府立即拒絕這份最后通牒，擔心政府的猶豫會削弱軍隊士氣。

最終，在軍方的壓力下，首相鈴木貫太郎在新聞發布會上宣布日本拒絕接受《波茨坦公告》，這個決定直接觸發了后續的一系列事件，將日本推向了災難的邊緣。

鈴木貫太郎

日本還有一個不切實際的幻想：試圖通過蘇聯進行斡旋，他們沒有察覺到，斯大林早已決定加入對日作戰，并正在加緊從“滿洲國”進攻日本的準備。

而丘吉爾對太平洋戰爭的走向有著敏銳的判斷，他曾對杜魯門坦言：“如果盟國強迫日本無條件投降的話，美國可能會蒙受巨大的犧牲，而且英國也將為此付出一定的代價。”

他試圖為日本尋找一個妥協方案：“關于日本投降的條件，能不能換一種方式表達？我們既可以得到和平與安全，又能給日本人保全一點面子，不至于使日本軍人的榮譽掃地。”

但杜魯門斷然拒絕了這個提議，珍珠港事件后，美國對日本的態度變得極為強硬，杜魯門直截了當地告訴丘吉爾：“珍珠港事件以后，日本軍人已經沒有什么榮譽可言了。”

丘吉爾清醒地認識到，如果沒有一種能夠迅速結束戰爭的手段，盟軍將不得不對日本本土實施登陸作戰。

這種作戰的殘酷性是可以預見的——逐城逐巷的爭奪，每個地窖都可能成為戰場，每條戰壕都需要用鮮血來換取。

廣島和長崎，這兩座被選為目標的城市，各自有著不同的特點，廣島建于太田川三角洲上，市中心規劃寬敞，擁有精美的街道和寺廟。

戰前人口約34.5萬，但在原子彈襲擊時，由于疏散計劃，人口已降至24.5萬以下。

長崎則坐落在九州島的一個天然良港上，東西兩岸分布著港口設施和造船廠，它的地形更加復雜，被陡峭的山丘所環繞，這座城市在戰爭期間重要性上升，因為其造船和武器生產能力備受重視。

1945年8月6日，“小男孩”在廣島上空爆炸，瞬間釋放的巨大能量摧毀了這座城市，約14萬人死亡，死亡率高達54%。

幸存者很快發現自己患上了奇怪的疾病：惡心、嘔吐、腹瀉帶血、發燒、虛弱、皮下出現紫色斑點。

醫學界將這種病癥稱為“原子彈病”，是全身受輻射照射的致命病例，輻射破壞了身體組織，特別是產生白細胞的組織，導致組織壞死、大規模出血和感染。

8月9日，第二枚原子彈“胖子”在長崎爆炸，長崎市23萬人口中的8萬余人當日傷亡和失蹤，城市60%的建筑物被毀。

原子彈爆炸產生的沖擊超出了日本政府的想象，面對“聞所未聞的攻擊”，日本政府深感驚愕，對美國能以一個炸彈在極短時間內毀滅一座城市的戰爭能力“極感震撼”。

更重要的是，日本政府意識到，美國可能還有更多這樣的武器，日本政府內部，主戰派和主降派的權力平衡被打破了。

曾經堅持“一億玉碎”的軍國主義者們，現在面臨著國家被徹底摧毀的現實威脅，原子彈成了壓倒日本軍國主義野心的最后一根稻草。

與此同時，蘇聯于8月8日對日宣戰，迅速擊潰了日本關東軍，這打破了日本最后的幻想——既無法通過蘇聯斡旋，也無法依靠關東軍作為談判籌碼。

1945年8月15日，天皇裕仁發布《終戰詔書》，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第二次世界大戰正式結束。

原子彈投下后，立即引發了道德和法律上的爭議，杜魯門將其稱為“上帝對日本的懲罰”。

美國為自己辯護稱，如果不對日本使用原子彈，而使用常規武器逐城逐巷攻擊日本本土，將給美軍帶來巨大傷亡，并可能給日本整體帶來更大破壞。

但有一種聲音認為，即使沒有原子彈，日本也會在1945年底前投降，這種觀點基于對日本當時戰爭能力的評估，認為日本已經資源枯竭，無力繼續戰爭。

然而，丘吉爾和杜魯門當時面臨的是現實決策，而不是歷史假設，他們看到的是日本軍國主義者仍在準備“本土決戰”，是沖繩戰役中美軍高達7萬人的傷亡數字。

丘吉爾預見到，如果沒有原子彈這種能夠迅速結束戰爭的武器，盟軍將不得不實施對日本本土的全面入侵，這種入侵將造成數百萬人的傷亡，不僅是軍事人員，還包括大量日本平民。

在這樣的全面戰爭中，日本的抵抗很可能導致盟軍采取更加激烈的措施，甚至可能改變對日本戰后地位的處理方式。

在戰爭白熱化狀態下，日本的國家結構、天皇制度乃至領土完整都可能面臨更大威脅。

丘吉爾在晚年曾反思，人類未來的世代會如何評判這些決定，他認為，如果后代生活在“一個戰爭已被驅逐、自由盛行的更幸福的世界”里，他們“不會譴責那些在這場殘酷兇猛時代的恐怖和苦難中為他們奮斗的人們”。

如今，蘑菇云的陰影已在歷史長河中逐漸淡去，但那段歷史留下的教訓依然深刻，日本社會是否真的理解了丘吉爾的擔憂？今天的和平憲法和反核立場，是否建立在對其侵略歷史深刻反省的基礎上？

當日本政治人物頻頻參拜供奉戰犯的神社，當歷史教科書淡化甚至美化侵略歷史，當右翼勢力試圖修改和平憲法，國際社會有理由擔憂：這個國家是否真正理解了“如果不是被原子彈炸過，日本這個國家可能就沒有了”這句話背后的歷史重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