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他被授上尉軍銜，先后5次晉升成為上將，如今93歲身體硬朗

1950年10月19日深夜，鴨綠江畔燈火全熄。一隊身背文件包的政工干部跟隨作戰部隊悄然渡江，寒風割面，其中最年輕的副隊長于永波在船頭握拳，他對身旁的號手低聲說：“別出聲，等天亮，把旗插在那座高地。”短短一句話，透露出決心，也奠定了他此后七十多年軍旅生涯的底色。

逆流而上并非從此刻開始。早在1931年“九一八”槍聲落下時，他僅僅一月大。父親抱著他逃出大連城門，卻仍躲不過日本憲兵的盤查。幼年的動蕩讓他比同齡人更早識得屈辱二字，校園里閱讀《新青年》的夜晚，他暗暗把“抗日救國”寫進作文，并在1946年秘密加入共青團。

1948年秋，東北民主聯軍改編為第四野戰軍，20歲的于永波被分到宣傳隊。臨行前，母親塞給他一枚早已模糊的家族腰牌，不到巴掌大，卻提醒著“滿洲正黃旗”出身并非榮耀，而是重負。遼沈會戰爆發，他把腰牌系進懷里，奔波于前沿村鎮動員民兵、籌集糧秣。沈陽解放那夜，燈火通明，他卻已疲憊得靠在墻角睡著，手上還攥著講稿。

平津戰役、衡寶阻擊、廣西追擊，一路南下，他的職務從副隊長升到組織干事。1950年7月，東北邊防軍組建，他又隨部隊折返北上。跨過鴨綠江的那一刻，他才真正體會到“保家衛國”的重量。山地防御戰拉開序幕，機槍聲、炮火聲、口號聲交織。有一次前線部隊缺彈藥，他硬是挑著近百斤的彈箱連夜翻山，換回了對方傷員一聲“謝謝”。

1952年秋，他奉命回國，調入廣州軍區司令部擔任辦公室主任。初到嶺南，他聽不懂鄉音，卻能聽懂戰友們對和平的渴望。文件堆如山，他常工作到深夜。1955年，我軍首次實行軍銜制，30歲的他被授予上尉。這是起點，卻不是終點。三年后，他換上少校肩章，又在1963年晉升為中校，步步踏實。

改革和建設同在，他深知政治工作伴隨部隊現代化不可或缺。為了讓尖端裝備培訓落到實處，他帶隊深入山溝，與新兵同吃同住，匯總意見，寫成《某型裝備政治動員要點》交軍區采用。1965年，他已是大校，旋即被評為少將。勛表里綴滿獎章，卻被一場突如其來的政治風暴擊碎。

風暴之中，他的軍銜被摘，職務被停。有人勸他表態以自保，他搖頭，只用一紙請戰書申請去邊遠連隊蹲點。兩年時間里，他堅持每周一次政治學習，帶兵種菜、筑壩，營區秩序在荒亂年代反倒井然。老兵回憶：“于主任在，心里就不慌。”

1979年初春，黨中央重整秩序，他的名譽與軍銜獲恢復，又走上南京軍區總政治部主任崗位。對照新時期國防建設要求，他提出“從會打仗到敢打仗，還要多一條能打贏”的思路，推動了干部任用公開述評、老兵轉業培訓等新規。1988年，軍銜制恢復，他被授予中將。領章佩戴儀式后，他悄悄寫日記：晉銜是責任書，不是勛章。

1992年，中央軍委抽調熟悉軍地事務的人手整頓沿海走私。于永波臨危受命，帶隊赴閩粵瓊沿岸暗訪。幾個月里，他同海關、公安和駐軍一起，破獲百余起大案。有人打趣：“老將軍管得這種事累不累？”他只是擺手：“國有疆，紀有界，守土也得守紀。”

1993年，新的精簡整編計劃啟動。數十萬官兵轉業安置如若失當，極易生變。他提出“先培訓、再分流、后追訪”的辦法，親自跑遍十多個省市對接地方政府。年底，他佩戴上將肩章，距離1955年第一次授銜過去整整三十八年。這也是他人生的第五次晉升，卻也是最淡然的一回，他只在家書中寫下八個字：惟愿無戰、惟愿強軍。

2004年春，他按時離任，搬回家鄉大連近郊。清晨沿海堤健走，傍晚在書房執筆，是日常的全部。偶有晚輩請教，他總拿出那枚舊腰牌：“出身算不得什么，旗號寫在人心。”今年他九十三歲，依舊腰桿筆直，遇見熟人便抬手行個標準軍禮，聲音洪亮：“一切都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