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軍首次軍銜制期間女軍人授銜情況揭秘

文/高慶軍

我軍于1955年9月開始首次實行軍銜制，至2025年恰好為70周年。此次軍銜制于1965年取消，為期10年，是我軍正規化建設史上的重大事件。軍銜是軍人終生至高無上的榮譽，實行軍銜制給全體授銜軍人帶來前所未有的責任感和自豪感，其中佩戴軍銜的女性軍人更顯英姿颯爽、卓爾不群。然而，由于特殊的歷史原因，首次軍銜制期間僅有極少數女軍人享受到了軍銜帶來的自豪感和榮譽感。長期以來，由于資料匱乏、研究力度有限等因素，關于首次軍銜制期間女軍人授銜情況的史實始終籠罩著神秘面紗。作為這一問題的關注者和愛好者，筆者不揣冒昧作膚淺探討，以就教于方家。

一、首次軍銜制之前限于條件我軍未能全面實行軍銜制，但特殊情況下極個別女性曾獲軍銜

王安娜獲八路軍軍銜。王安娜原名安娜利澤·施瓦茨，1907年出生于德國，早年在柏林大學獲哲學博士學位，曾因參加反對德國法西斯的斗爭兩次被捕入獄。1935年她與留德中共黨員王炳南結為夫妻，并起中文名王安娜，翌年隨王炳南回到中國投身抗戰。1939年4月，周恩來在重慶向王安娜布置任務，責成她去貴陽接收紅十字會配給八路軍野戰醫院的藥品。為行動方便，周恩來向王安娜頒發軍用通行證，并任命其為八路軍少校。

◆東北抗聯教導旅的女軍人曾被授銜。

抗聯女軍人獲蘇軍軍銜。中共領導下的東北抗聯部分部隊曾被納入遠東蘇聯紅軍序列。1942年7月22日，蘇聯紅軍遠東方面軍司令阿巴納申科大將在哈巴羅夫斯克接見抗聯領導人周保中、李兆麟等，雙方達成一致意見，決定將留在蘇聯遠東境內的東北抗聯部隊整編為東北抗日聯軍教導旅，另授番號為蘇聯紅軍遠東方面軍獨立第88步兵旅，對外代號為8461步兵特別旅，人數1500人。教導旅內部保持抗聯的獨立性和中共的單獨組織系統，執行抗聯獨立的戰斗任務，名義上歸蘇聯紅軍遠東部隊代管，裝備由蘇聯方面供應，配發蘇軍陸軍制服，干部戰士均被授予蘇軍軍銜。抗聯內部原本就有女同志，整編后同樣佩戴蘇軍軍銜。其中，旅長周保中的夫人王一知任通信連指導員，授少尉軍銜；1943年初升任無線電營政治副營長，晉升為中尉。

◆王安娜被任命為八路軍少校軍官，這是八路軍有史以來第一位外籍女少校。

新疆民族軍女軍人獲蘇式軍銜。1944年9月2日，新疆北部尼勒克縣烏拉斯臺地區人民為反抗國民黨反動統治，爭取政治民主和民族平等，舉行武裝暴動，其后不久暴動發展到伊犁、塔城、阿爾泰地區，史稱“三區革命”。1945年4月8日，在伊寧以暴動隊伍為基礎成立新疆民族軍。民族軍實行軍銜制，上自司令，下至士兵，均佩戴軍銜。基于蘇聯大力支持的背景，其編制、制服、軍銜均具有濃郁的蘇式風格。從現有資料及流傳下來的歷史照片看，民族軍編有女軍人，因此這部分女軍人擁有蘇式軍銜。1949年12月上旬，民族軍一部到達迪化（今烏魯木齊），與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一野戰軍第1兵團會師。其后的1950年1月10日，根據中央軍委命令，民族軍改編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第5軍。

二、新中國成立后隨著實行軍銜制提上議事日程，輕視女軍人的蘇式思潮浮現并產生負面效應

新中國成立后實行軍銜制是軍隊正規化建設的組成部分，對整肅軍容、激勵士氣、提升榮譽感具有重要意義。然而，女軍人中的絕大多數未能盼到與男戰友共享軍銜榮譽的高光時刻，其中主要原因應為受蘇式思潮影響所致。

1952年我軍進行了干部評級工作，可視為授銜工作的前奏與鋪墊。就在同年，蘇軍顧問發出了女性不宜大量留隊的言論。在軍銜制的準備實施階段，我軍借鑒了蘇聯、朝鮮等國的經驗，對于建立自己的軍銜制發揮重要作用，但是在某些問題的處理上，存在脫離我軍實際、生搬硬套外軍經驗的不當做法。特別是關于女性授銜，可謂削足適履、盲目跟風。總干部部蘇軍顧問卡蘇林提出：“婦女干部不宜大量留在軍隊工作，留軍隊工作者應與男子同樣要求，并能隨時奉令調動，否則不授予軍銜。”

◆女戰士服飾示意圖。

蘇軍顧問的意見影響了我軍對女軍人的態度及相關政策走向，大部分女軍人由軍隊重要成員轉為待“處理”“清理”對象，并導致在授銜之前大量轉業、復員或轉為無軍籍職員。彭德懷在1954年12月軍委擴大會議上作總結報告，針對實行軍銜制前的人員清理問題指出：“實行三大制度時，有許多干部需要復員轉業，有許多干部則需要轉為職員工資制，而他們在軍隊又有長期的斗爭歷史，對革命戰爭和軍事建設均有各種不同的貢獻，他們對這項改革發生某些抵觸情緒，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為著國家和軍事建設的利益，為著這些同志的長遠利益又必須這樣辦。”1955年1月《國防部關于處理和留用婦女工作人員的決定》規定，在軍、師及其以下的機關、部隊，除師屬衛生營外，不論擔任何種職務的婦女工作人員，應一律調離部隊，分別按轉業和復員處理。并限于同年6月底以前處理完畢，如不在限期內處理完畢，就停發薪金；“在軍以上機關或后勤部門，現在擔任各種職務的婦女工作人員，凡不符合該決定所指的范圍者，均應作轉業和復員處理。”“至1955年12月31日止仍未處理完畢者，一律停止供給。”同年總政治部頒發的《關于審查干部工作中對幾種人員處理的原則規定》，要求在授銜之前婦女干部中除了擔任按規定可以授銜的職務，和按規定可以改為軍隊職員以外，“一律調離部隊，分別按轉業或復員處理”。上述政策和做法中諸如“一律”“處理”等顯得生硬的字眼確令大批女軍人傷心，短期內強令大部分女軍人退役給工作造成不少困擾，而且也不符合我軍實際。有資料顯示，1955年授銜之前我軍11萬女軍人中有10萬退役，其中副排級以上4.2萬余名女干部中的約3.8萬人退役。賀龍元帥的女兒賀捷生就是在這種背景下離開部隊的。賀捷生當時是西南軍區后勤部衛生部的女兵，周圍許多不甘落后的女兵說，如果賀司令的女兒參加授銜，我們也要求參加。為做表率，賀龍決定讓女兒離開部隊，去成都工農速成中學學習，于是剛穿上軍裝不久的賀捷生揮淚告別軍營。“文革”后賀捷生重返軍隊，并于20世紀90年代被授予少將軍銜，也算彌補了當年未能參加授銜的遺憾。

三、十年軍銜制期間開國女將校寥若晨星，約百人左右的這一特殊群體尤顯珍稀而璀璨

1955年授銜的準尉（含）以上女軍官僅4665（一說4666）人，其中約98%是尉官，女軍官人數約占授銜軍官總數的0.82%，可謂鳳毛麟角。截至1965年軍銜制取消，這一數據有所增加，但根據嚴控女軍人授銜的原則及首次軍銜制期間軍官晉升普遍緩慢的史實，可以確定女軍官總數不會有大幅提升。經多方搜集資料并作艱苦細致的對比分析，筆者掌握截至軍銜制取消，將校女軍官總數約百人左右。

少將1人：李貞，1955年9月27日授予，湖南瀏陽人，時任中國人民解放軍防空軍政治部干部部部長，同時獲授二級八一勛章、二級獨立自由勛章、一級解放勛章。

◆1955年9月，毛澤東為李貞將軍授銜。

大校4人：林月琴，1955年授予；毛誠，1960年授予；王長德，1960年授予；蕭月華，1960年授予。

上校23人：王新蘭，1955年授予；郝治平，1955年授予；陳真仁，1955年授予；劉堅，1955年授予；陳斐然，1955年授予；何銳，1955年授予；唐求，1955年授予；田普，1955年授予；余偉，1955年授予；汪榮華，1955年授予；彭素，1957年授予；謝荃，1957年授予；胡朋，1958年授予；李中秋，1960年授予；周東屏，1960年由中校晉升；丁志輝，1960年由中校晉升；葉群，1960年由中校晉升；唐旦，1960年由中校晉升；李瑞麟，1961年授予；吳朝祥，1961年由中校晉升；權衛華，1961年由中校晉升；劉御，1961年由中校晉升；董其采，1964年由中校晉升。

中校33人：何曼秋，1955年授予；胡敏，1955年授予；李玉蘭，1955年授予；劉奇，1955年授予；劉子文，1955年授予；柳星，1955年授予；呂亦文，1955年授予；常凱，1955年授予；張蘇，1955年授予；謝井，1955年授予；鄢儀貞，1955年授予；史導，1955年授予；薛明，1955年授予；黃海云，1960年授予；秦儀華，1960年授予；譚嵐，1960年授予；范景明，1960年由少校晉升；姜平，1960年由少校晉升；史群英，1960年由少校晉升；金瑞英，1961年授予；李凱，1961年授予；潘家珍，1961年授予；阮若珊，1961年由少校晉升；趙政，1961年由少校晉升；馮明英，1962年授予；杜啟遠，1962年由少校晉升；楊炬，1962年由少校晉升；余路迅，1962年由少校晉升；余光，1963年授予；馮蘇，1963年由少校晉升；史凌，1963年由少校晉升；田華，1963年由少校晉升；王蓁，1964年由少校晉升。

少校資料的搜集相對而言難度更大，特別是少數僅有人名的資料無法查實，筆者盡最大努力確定31位女同志在軍銜制取消之前，最高軍銜為少校。名單如下：馬憶湘、李藍丁、陳聯、杜影、竇克、范景陽、郭長春、侯正芳、李光、戴覺敏、李光明、李則文、路偉、孟瑜、孫惠、王蘋、吳繼春、閻玉珍、楊磊、葉德榮、胡敏英、唐渠、林江、劉立清、朱應明、林影、段桂卿、公寅華、馬方曉、姜競、何林。

上述將校女軍官共92人，應略少于實際數量，但差異不會太大。將校女軍官多數經過戰火洗禮，她們在殘酷的戰爭中幸存，又幸運地經過嚴苛政策的篩查而被授予軍銜，堪稱天之驕子、婦女典范、璀璨明珠！

四、首次軍銜制期間存在授銜女戰士，此為一個資料匱乏但有必要澄清的問題

首次軍銜制期間女軍官的存在毋庸置疑，但是否存在佩戴軍銜的女戰士（不包括學員）？在寫作本文之前，筆者從未見過佩戴軍銜的女戰士歷史照片，是否有女戰士授銜是一個困擾多年的問題。曾請教數位經歷過那個時代的老同志，除一位做肯定答復外，其余答復女戰士未授銜或記不清了。筆者決心通過考證澄清這個問題。

從數量看，前文述及授銜之前11萬女軍人中有10萬退役，那么留在現役的約1萬人，這個數據是包括士兵的。除去4000～5000授銜的女軍官，可以推測女戰士數量與女軍官大體相當。

從文獻資料看，徐平大校所著《新中國首次軍銜制實錄》（金城出版社2007年3月版）彩頁部分有女戰士服飾示意圖，圖片顯示陸、空軍女戰士佩戴領章，海軍女戰士佩戴肩章。該圖片出現于考據嚴謹的正規專著，足以說明存在授銜女戰士。然而遺憾的是，全書未收入一張歷史照片，側面印證授銜女戰士數量極其稀少。

◆女列兵歷史照片。

從歷史照片看，沒見過不等于不存在，見識淺薄之外還有勤能補拙，筆者在同為軍史愛好者的朋友協助下，從互聯網搜集到一張彌足珍貴的歷史照片，此為筆者第一次見識首次軍銜制期間的女戰士照片。從置景風格、服飾搭配、題記特點、分辨率、相紙破損程度等方面綜合考量，可以確定這是一張真實的歷史照片。照片右上方的題記顯示攝于1961年國慶，照片中的前輩如健在，已是耄耋老人。照片主人身著陸（空）軍女式夏常服，佩戴無檐軟帽，領章上的一顆軍銜星表明軍銜為列兵；軍銜星上方的軍兵種/勤務符號為圓形，限于分辨率無法識別，但可以推測大概率是通信兵或軍醫符號，因為當時女軍人主要被安置于通信部門和醫療衛生領域。首次軍銜制期間士兵軍銜分別為列兵、上等兵、下士、中士、上士，這張歷史照片可以證明部分女軍人被授予上述軍銜，盡管數量極少。

五、授銜女軍人是中華女性的杰出代表，她們的事跡所蘊涵的崇高精神同樣是我黨我軍寶貴財富

授銜女軍人是一個特殊而優秀的群體，她們身上凝結了堅韌、忠貞、勇敢、智慧等中華女性的傳統品質和美德，她們的事跡所蘊涵的精神既是民族驕傲，又是黨和軍隊的寶貴財富。此處僅采擷幾例，以期折射群體光輝。

李貞少將，湖南瀏陽人，新中國第一位女將軍。童養媳出身，歷盡人間屈辱，大革命洪流中投身革命，1927年光榮入黨。參加過湘贛邊界秋收起義、湘贛和湘鄂川黔根據地反“圍剿”斗爭。1929年冬的一次戰斗中遭敵圍堵，彈盡糧絕時不顧已有身孕，毅然跳崖。其后歷經長征、抗日戰爭、解放戰爭、抗美援朝戰爭洗禮，歷任紅二方面軍政治部組織部副部長、八路軍婦女學校校長、西北野戰軍政治部秘書長、志愿軍政治部秘書長、防空軍政治部干部部部長等職。1955年9月迎來黨和人民對其革命貢獻的高度肯定，被周恩來授銜，毛澤東授勛。“文革”中遭迫害，但堅持黨性原則，決不編造對老首長不利的污蔑之詞。嚴酷戰爭環境剝奪了她做母親的權利，但她傾盡心血撫育了20余名烈士遺孤。臨終前安排財物，繳納黨費、捐給湖南老家和宋慶齡基金會，體現出徹底的唯物主義世界觀和老黨員的高風亮節。

林月琴大校，安徽金寨人，1955年授銜唯一女大校，羅榮桓元帥夫人。1929年參加中共商城縣委發動的“立夏節起義”并于同年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1930年參加紅軍，任紅四方面軍政治部宣傳隊宣傳員。1931年12月任紅四方面軍后勤供給部婦女工廠廠長，想方設法克服困難解決數萬指戰員的被裝供應問題，后改任婦女工兵營營長。1935年1月開始隨紅四方面軍主力長征，期間經受了千難萬險的嚴峻考驗。1936年10月經何長工介紹轉為中共黨員。抗日戰爭期間，先后在八路軍駐西安辦事處、第115師政治部、山東軍區司令部等處任職。解放戰爭期間，創辦東北野戰軍干部子弟學校并任校長，為培育革命后代傾注心血。新中國成立后，任軍委總政治部主任辦公室副主任兼羅榮桓元帥辦公室主任，是羅帥聯系群眾、團結干部的有力助手。“文革”后任總政治部干部部顧問，認真履行職責，為平反冤假錯案、解決歷史遺留問題作出重要貢獻。

唐旦上校，河北青縣人，清華大學無線電系高材生，1935年參加一二·九學生運動，1938年赴延安參加革命。抗日戰爭期間，參與籌建新華廣播電臺、改造發報機、設計擴音機，為宣傳工作提供有力技術保障，獲“陜甘寧邊區模范工作者”稱號。針對開國大典前的多次重要會議，運用技術手段解決了室內擴音回聲嚴重、備用發電機組即時跟進供電等難題。新中國成立后，作為雷達兵技術骨干為兵種建設做了大量基礎工作，并參與預警機研制。在女軍人被大量裁減時，彭德懷指示李貞與唐旦不可裁，其重要性可見一斑。1955年授防空軍中校軍銜，1960年晉升空軍上校，曾任空軍雷達兵部副部長。

阮若珊中校，河北懷安人，1935年參加一二·九學生運動，1938年參加八路軍，1939年10月入黨。抗日戰爭期間任山東軍區文工團創作員、演員，抗戰勝利后赴東北任遼東軍區文工團教導員等職。新中國成立后隨四野大軍南下并任中南軍區戰士話劇團團長、南京軍區前線話劇團團長、中央戲劇學院副院長等職。參加革命后致力于話劇、舞劇等文藝作品的創作和演出，同時培養了大批優秀演藝人才，為鼓舞部隊士氣及文化建設作出了杰出貢獻。特別是參與創作的《沂蒙山小調》兼具思想性和藝術性，既是膾炙人口的革命歷史歌曲，也是中華民族鮮明的文化印記。

李藍丁少校，浙江海寧人，1941年參加新四軍，1942年3月入黨。歷任副班長、教員、衛生所長、衛生隊長、醫療隊長、護理部副主任等職，參加了車橋戰斗和漣水、萊蕪、孟良崮等戰役。1944年在淮北汪洋湖轉移傷員，船漏下沉，帶頭跳入水中營救傷員。1945年高郵戰斗后，把百余名傷病員和醫護人員分散隱蔽在蘆葦蕩中，躲避敵人搜捕。同年出席蘇中軍區英模代表大會，被評為三等模范醫務工作者。1946年部隊撤離淮北解放區時，與其他醫務人員一起，把500余名傷病員安全轉移到魯南地區。1947年在孟良崮戰役中，率醫療隊四晝夜轉移傷病員4000余名。1949年10月1日受邀參加開國大典。1950年榮獲華東軍區一級英雄模范獎章，同年出席全國戰斗英雄代表會議。抗美援朝戰爭中擔任手術大隊長，在近8個月時間內做手術1200余次，榮立二等功。戰爭時期先后榮立大功2次、小功3次，榮獲獨立自由獎章、三級解放勛章，1988年榮獲中國人民解放軍獨立功勛榮譽章。被譽為“中國的南丁格爾”，曾受到毛澤東多次接見。

授銜之前，部分級別較高、貢獻突出的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如鄧穎超、康克清、蔡暢、張琴秋等同志已轉業地方，她們未能獲得軍銜應該說是遺憾。留在部隊并授銜的女同志是幸運的，她們以忠誠、勇敢、智慧和英姿展示新中國女軍人的風貌，是中華億萬女性的杰出代表。與男戰友相比，女軍人的能力和貢獻主要不是體現于直接消滅敵人，但她們對黨的忠誠、堅定的革命意志以及在保障、科研、宣傳等領域的杰出貢獻同樣值得后世尊崇并彪炳史冊！

本文為《黨史博采》原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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