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起齊白石,當真有如雷貫耳之勢,當今國人中,不曉得齊白石之人怕也不多見。這位現代繪畫大師的名頭實在太響亮,他以一介農家子弟身份帶著一手熟練的木匠手藝步入畫壇,又經衰年變法,達到執畫壇牛耳和引領一代風氣的高度;在他筆下,大凡花鳥蟲魚、山水、人物無一不精,無一不新,為現代中國繪畫史開辟了一個質樸清新的藝術世界;他的作品在當今藝術品市場上獨領風騷,不斷創下令人驚嘆的“天價”,其銷售金額在全球藝術品銷售排行榜上也名列前位……他似乎成為一個“神話”。這不禁讓人好奇,褪去諸多的光環,日常生活中的齊白石有著怎樣的性格特點呢?山東中國文學藝術博物館內珍藏了兩件珍貴的信札,皆出自齊白石老人之手,隨著徐國衛館長對兩封信的解讀,一個屬于“人間”的真實的齊白石似乎也漸漸清晰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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齊白石致帥銘初信札
山東中國文學藝術博物館藏
兩封信,連結著兩位關系緊密之人
這兩件信札被小心地鑲在兩個玻璃畫框之中,透過干凈清澈的玻璃,可以清楚地看到信札的模樣、其上的字跡及印章。
只見這兩件信札,一件帶有信封,信封上面用毛筆書寫著“天津灣仔道二七一號轉交帥銘初”的字樣,左下角鈐著“北京西單跨車胡同十五號齊白石”的專用信簽。徐館長解釋說,看信封上的內容,大約是齊白石托人把此信轉交給天津的帥銘初先生的。帥銘初先生早年曾在香港給齊白石的畫做過代理,因此兩人之間頗有私交。而北京西單跨車胡同十五號應該是齊白石在當時的住址。
另一件信札是白石老人寫給山東畫家王天池的私人信件,同樣是用毛筆書寫而就,只是不帶信封。說起二人之間的關系,則頗有淵源。眾所皆知,齊白石一生弟子眾多,其中有不少出身山東,王天池就是其中一位。據說王天池從師期間敏于世事、誠摯勤奮,深得齊白石贊賞,有一次,白石老人題詩相勉道:“鐵柵三間屋,筆如農器忙,硯田牛未歇,落日照東廂。”王天池深知老師用心良苦,當即恭和老師原韻:“小犢雖無力,學耕日日忙,服勞甘代苦,豈敢臥東廂。”由此,可以窺見他們的師生情誼。
事有巧合,兩封信竟皆嘆物價之高
這兩封書信是何時所寫?又因何而寫呢?徐館長說,轉交帥銘初先生的那一封信的時間要早一些,大約寫于白石老人70歲左右之時。根據年紀來推演,應追溯至上世紀30年代;另一封寄給弟子王天池的信則是白石老人在85歲高齡時所寫,但信上并未署上日期,只可估計其書寫時間約摸是在1940年代。兩封書信的執筆時間相差了十幾年,但有趣的是,信的內容都和購買文房用品有關,而白石老人似乎并不贊同花高價買這些用品。且看看信中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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齊白石致王天池信札
山東中國文學藝術博物館藏
這兩封書信是何時所寫?又因何而寫呢?徐館長說,轉交帥銘初先生的那一封信的時間要早一些,大約寫于白石老人70歲左右之時。根據年紀來推演,應追溯至上世紀30年代;另一封寄給弟子王天池的信則是白石老人在85歲高齡時所寫,但信上并未署上日期,只可估計其書寫時間約摸是在1940年代。兩封書信的執筆時間相差了十幾年,但有趣的是,信的內容都和購買文房用品有關,而白石老人似乎并不贊同花高價買這些用品。且看看信中的內容。
寫給帥銘初先生的那封信的大意為:別人給他匯了一百塊錢,托他代買一塊印石,再請他刻上圖章,但現在在市場上,一塊印石的一口價至少十塊錢或二十塊錢,這還不是好石料,所以,他要等明天到琉璃廠看看可不可買,即使可買,這些錢大約也只夠買印石的,刻章的錢還需要另付。
寄給王天池的信上則寫道:“……洋紅樣三種,其價皆太貴。商家居奇。不必爭買……”大概是齊白石托弟子王天池購買繪畫顏料,但齊白石覺得價錢太高,商家正囤積居奇,于是建議徒弟暫時不要買了。
“由此可以看出,齊白石在生活中當是一位十分勤儉之人,做事也比較嚴謹。”徐館長說道。尤其85歲時的齊白石已是畫壇巨擎,德高望重,而他依舊會認真考察物價,后再做定奪,可見其性格的質樸、勤儉與嚴謹。“這是我們在看齊白石的書畫作品時了解不到的。”
不同時期,不同的藝術風格
兩封信皆由毛筆書寫而成,由此可以看出齊白石不同時期的書法藝術風格。
徐館長在研究后說,給帥銘初先生寫這封信的時候正是齊白石“衰年變法”之時,可以看出其書法仍有些拘謹。齊白石的書法隨同畫風在80歲左右達到一個新的高峰,呈現豁達開放、萬毫齊力之勢,紙筆相爭中可見澀辣,這從寫給王天池先生的書信中可以看出。雖然齊白石的畫技爐火純青,但他的書法也同樣十分精妙,且被眾多藏家喜愛。只是其書法存世相對比較少,且其書法多用于跋畫或書名、題識、書寫日記與便箋等,藏家若傾心收藏其書法作品,可從這些方面著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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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子癡先生遺墨》,齊白石題詞,胡佩衡作序·齊白石書畫院院長齊良芷弟子湯發周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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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齊白石信札的存世量有多少呢?徐館長笑稱,他也不曉得,但是這種信札是私人信件,通常會寫給比較親近的人,存世量不會太多,且少有浮出水面,需是機緣巧合才能得到。就山東中國文學藝術博物館館藏的這兩件信札來說,一件是早些年從王天池先生家中購買齊白石的一幅《荔枝圖》時順帶買下的,后來《荔枝圖》割讓給他人,信札卻因徐館長的偏愛而掛在書房中保存下來;另一件則是在北京拍賣會上偶然發現的,徐館長說,這件信札書寫的年代相對較早,當時很多人都沒有看透,這就給了他與這件信札結緣的機會。
記者再一次仔細地觀察這兩件信札,黑色的背景布,襯托著已有幾十歲的泛黃的紙張,越發地讓人感受到歲月的滄桑與無情。大師已去,然字跡長存,藏在墨跡之中的那“柴米油鹽”般的話語,那嚴謹、勤儉的性格,越發讓人在一種親切的情感中生出一種肅然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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