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梵高”趙小勇：與大芬村一起轉型｜我們的四分之一世紀

經濟觀察報 記者 張銳

編者按：2025年，經濟觀察報以“我們的四分之一世紀”為年終特刊主題，旨在通過數十位時代親歷者的故事，共繪一幅屬于這段歲月的集體記憶圖譜。

趙小勇工作室門口放著他的簡介，最上面寫著：大芬村之光。

大芬油畫村位于深圳龍崗區布吉街道。從1980年開始，這里逐漸發展成為以油畫產銷為核心的“產業村”。高峰時期，大芬村占歐美市場中“中國產油畫（以商品裝飾油畫/臨摹畫為主）”的80%，被譽為“中國第一油畫村”。

趙小勇是這里存在過的數萬畫工中的一員，也是當中最特殊的一個。

自1997年起，趙小勇工作室就在大芬村臨摹梵高《向日葵》作品。過去28年，他畫了超過10萬幅梵高畫作。他也因此聞名，成為“中國梵高”，成為大芬村乃至中國文化產業的一個符號性存在。

12月5日下午，坐在梵高臨摹畫堆的一角，這位“中國梵高”向經濟觀察報記者回顧了自己與梵高、與大芬村在過去四分之一個世紀里所發生的故事。

我也是文藝青年

1997年，25歲的趙小勇做出了人生中一個重要的決定。

當時，他在深圳龍崗一家臺資工藝品廠擔任技術工，月收入1100元，比普通工人已經高了不少。但不安分的他還是選擇了辭職，帶著僅有的1700元積蓄，搬進了大芬村一間合租屋。

“一心只想賺錢，給家里減輕負擔。”回顧當初南下深圳的初衷，趙小勇的回答很簡單。上世紀80年代末，湖南邵陽農村出身的他，與千千萬萬同齡人一樣，被改革開放初期的打工潮裹挾著涌向廣東。

在進入大芬村之前，趙小勇已在深圳打工近十年。1989年，17歲的他第一次來到深圳，先后在電子廠、工藝品廠和制衣廠工作。

他對繪畫的愛好萌生于更早的童年。“小學的時候，我就喜歡畫畫，大概也是受父親影響，算是‘遺傳’吧。”趙小勇回憶稱，他的父親曾在國營機械廠負責黑板報，寫字畫圖都是一把好手。

1992年至1993年間，趙小勇進入一家港資工藝品廠，開始真正與繪畫打交道。這家工廠生產出口歐美的編織籃，需要在籃子上繪制圖案。也正是在這里，他遇到了職業生涯中的第一位“導師”——一位被老板從菲律賓請來的設計師。

“他懂西方文化，每年圣誕節的出口產品都需要他畫上特別的圖案。”趙小勇說，雖然語言溝通有限，但他在觀察和模仿中逐漸掌握了一些繪畫技巧。

隨后，他跳槽到一家臺資工藝品廠，成為一名真正的技術畫工。他在那里工作了四年時間，畫技進一步成熟，收入也水漲船高。

命運的轉折點發生在他結識一位湖南老鄉之后。這位老鄉的哥哥當時已經在大芬村賣畫為生，他看到趙小勇在工廠畫的作品不錯，便邀請他參觀大芬村。

“我來的時候，大芬村以賣畫為生的其實大概也就二三十人。”趙小勇表示，那時的大芬村遠非今日這般規模，只是在幾位香港畫商的召集下，剛剛興起的油畫聚集地。

梵高訂單與生存

初到大芬村的趙小勇面臨著技術和生存的雙重挑戰。

“我從未接觸過油畫，只是購買書籍自學，經常去工作室觀察他們如何畫畫。”趙小勇說，由于有繪畫基礎，他逐漸掌握了油畫技法。

當時，大芬村的商業模式已初具雛形——香港畫商將歐美訂單帶到深圳，畫工們按照訂單要求臨摹世界名畫，產品通過香港碼頭出口到全球各地。這種“三來一補”的模式，與珠三角眾多制造業的運作方式如出一轍。

趙小勇的第一筆訂單就是梵高的《向日葵》，共20幅。這批訂單來自大芬村的早期開拓者之一——香港畫商黃江。

“那時候梵高的畫非常流行。”趙小勇表示，黃江將訂單交給一位資深畫工師傅，但這位師傅覺得“費油，成本高”，就拒絕了。就這樣，這筆訂單最終轉到了趙小勇手上。

初到大芬村，趙小勇的經濟并不寬裕，前些年打工掙的錢大多都寄回了老家。“今天不知道明天要吃什么。”他說，最困難的時候，向人借錢只能借到5元，“可以吃一天飯”。

為了生存，趙小勇決定接受這筆訂單，并開始深入研究梵高。他也在潛意識里相信，自己能“畫出”一番天地。

接下來的轉機出現在1999年，一位香港客戶偶然看到趙小勇的畫作，下了50幅梵高作品的訂單。從此，他的生意逐漸步入正軌。

“第一次訂20幅，后來50幅、200幅，第五次就上千幅了。”趙小勇如此回憶訂單量增長的過程。

隨著訂單增加，趙小勇開始招募學徒，這些學徒大多是家族成員——弟弟、堂兄弟、小舅子等，最多時帶了18個學徒。“幾乎都是從零開始，反復練習，每天畫幾個小時，甚至十幾個小時，難道還畫不會嗎？”趙小勇用這種簡單粗暴的邏輯解釋這種訓練方式。

批量生產要求標準化和效率。趙小勇的畫室逐漸形成了一條流水生產線——統一色調、分工繪制不同部分、專人負責質檢。這種模式與工廠生產線類似，只是產品是畫作。

一定要畫得“更像”

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成為大芬村發展的分水嶺。外貿訂單銳減，依賴出口的油畫產業遭受重創。

“2008年以來，外貿訂單時起時伏，成本的持續上漲成為另一大挑戰。”趙小勇提到，他剛到大芬村時，每個月的房租大約是500元，如今已經漲了“很多倍”。除此之外，工價、材料費用都在上漲。

與許多外貿企業一樣，成本上升引發的連鎖效應是：訂單轉移。“（訂單）去東南亞了，有些畫商在泰國、越南正在復制大芬村的模式。”趙小勇表示，東南亞“大芬村”也因成本低廉而逐漸開始規模化發展。

一組數據從側面反映出大芬村的變化：2018年，大芬村的總產值達45.5億元；2024年，大芬村產值降至30億元。

于是，在綜合因素的考量下，趙小勇決定轉型，“走高端路線”，這也是大芬村人的共識。

不過，對趙小勇而言，這個決定從1998年就埋在了心里。那年冬天，趙小勇通過黑白電視看到了一部關于梵高的電影，他備受觸動——原來自己日復一日臨摹的畫背后有這樣的故事。

2016年，趙小勇實現了多年的愿望，前往荷蘭阿姆斯特丹的梵高博物館，親眼看到了自己臨摹了二十多年的原作。彼時，趙小勇已經因“中國梵高”聞名，但這趟旅程還是給他帶來深遠的影響。

“發現自己在很多地方畫錯了，色彩也不對。”趙小勇暗自在心里跟自己說，“我一定要畫得更像。”

與大芬村一起轉型

畫得更像，落到訂單上就是趙小勇面向的客戶越來越高端。

如今的趙小勇工作室，已不復當年繁忙的生產場景。“沒有訂單大家都改行了。目前只剩下我和我老婆、弟弟三個人。”批量訂單的時代已經過去，取而代之的是少量但單價更高的定制。

“以前批量生產的時候，可以一天畫三幅，現在三天畫一幅，品質的差異可想而知。”趙小勇說，過去幾年，他對作品的要求越來越高，繪畫技法、色彩等各方面都在努力琢磨。

趙小勇的榮譽稱號越來越多，逐漸成為大芬村的符號人物。同時，趙小勇的轉變軌跡也是大芬村的縮影。自2012年起，大芬村就開始嘗試轉型，“全國（大芬）中青年油畫展”已經舉辦超過十屆，“深圳大芬國際油畫雙年展”亦在2018年落戶大芬村。與此同時，大芬美術館與村里的畫廊也開始聯合主辦藝術展覽活動。

除了臨摹，趙小勇也自然而然開始了自己的原創探索。“大部分作品都在萬元左右，也有作品賣到過10萬元以上。”趙小勇說，他并不是很計較臨摹、原創的檔次高低，兩者各有意義。

“一開始臨摹是為了生存、賺錢、養家，原創是因為自己熱愛。”趙小勇這樣理解兩者的關系。他認為，無論是科班出身還是民間畫家，大多都經歷過從臨摹到原創的過程。對于他而言，極致的模仿何嘗不是另一種成就。

與此同時，市場也在發生變化。“至少從我的工作室的情況來看，目前國內銷量比國外還大了。”趙小勇觀察到，隨著中國經濟的發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藝術品消費逐漸走進普通家庭，“手繪的質感和打印還是有很大的不同，喜歡的人越來越多。”

趙小勇說，他對中國藝術品市場的未來還是充滿信心。

下一代與行業未來

趙小勇有兩個孩子，都沒有專業學美術，但兩個孩子也會在他的工作室畫畫。他會把孩子們的畫作，也擺在畫廊里展覽或者銷售。

在趙小勇的早期時代，畫畫是為了生存。現在，他希望子女有更自由的空間，“想畫就畫”。

大芬村也在經歷新老交替。許多老一輩畫工因為訂單減少而改行，年輕一代則面臨不同的挑戰和機遇。美院畢業生也開始進入大芬村，帶來新的創作理念和技術。

“很多美院的高材生畢業后來這里創辦工作室。”趙小勇觀察到了這一趨勢，但他也提到，年輕一代畫家的生存狀況并不樂觀，“新生代藝術繪畫人很難堅持，因為市場還不夠發達”。

趙小勇也希望年輕人能理解，“你可以來這里，你可能比我們這些人更厲害”，但要在大芬村生存，“也許還是要從臨摹開始，賺錢，吃上飽飯，走得更遠。”

對于中國繪畫藝術的未來，趙小勇持樂觀態度：“從整個行業來看，是積極向上在發展的，亞太地區的交流越來越多匯集在中國。”

“（上世紀）90年代，我來到深圳，畫廊藝術對我們來說高不可攀，不是常人買得起的，但現在這些畫在走進中國人的家。”回顧三十多年來的變化，趙小勇如是說。

在大芬村，不是每一位繪畫工作者的一幅畫都能賣出上萬元，同樣的一幅臨摹畫在大芬村普通從業者手里賣出去大約是3000元。對此，趙小勇認為，“大芬村像我這樣畫了30年的人很多，只是我被關注到了，我只是他們之中普通而又幸運的一員。”

四分之一個世紀就要過去了，大芬村的巷道依然狹窄，趙小勇的工作室依然擁擠，只是來的客人越來越不同。

從粗糙的臨摹到高端化轉型，從服務海外市場到滿足國內需求，從流水線畫工到中國梵高——大芬村的路上，有無數個“趙小勇”在繼續前行。

（作者 張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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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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