譚政被關9年后復出，喬希章問他究竟犯了何罪，譚政直言：不知道

1975年2月初，西長安街一間并不起眼的辦公室門被推開，一位身形單薄、步履緩慢的老人走了進來。門口站崗的警衛愣了幾秒，才反應過來——這是離開人們視線九年的譚政大將。褪色的軍裝罩著過寬的肩膀，袖口已經磨得發白，唯有胸前那枚大將軍銜依舊醒目。空氣一下子安靜下來，所有人都在暗暗揣測：他到底背負了什么案子？

很快，消息傳遍北京：譚政獲釋復出，出任中央軍委顧問。多數干部只記得他當年的《譚政報告》和東北野戰軍政治部主任的風采，卻想不明白，這樣一位主抓政治工作的將領，為何會在1966年冬被突然羈押。而譚政自己，也沒給出答案。

回溯到1914年，湖南湘鄉。那年，毛澤東在七星橋小學教書，一名叫譚世名的學生天天坐在前排，一臉認真。后來他改名譚政，從《新青年》里讀出了時代脈搏。十幾載后，這個瘦高個青年已隨毛澤東上井岡山，參加紅軍。一次訓練中，有人遞給他一支步槍問：“十發子彈準嗎？”譚政搖頭。又問“三發？”還是搖頭。對方笑罵一句：“那就寫字吧，筆下也能中靶。”于是，政工的生涯就此開啟。

1928年春，毛澤東需要一位既懂古文又熟悉部隊情況的助手，譚政被點名做前委秘書。隨軍輾轉贛南、閩西，他在夜幕下改文件、寫訓令，白天還要跑班排做調查。古田會議決議就是在這樣的行軍鋪蓋卷里敲出來的。32頁油印稿，字跡不算漂亮，卻字字要害。

抗戰全面爆發后，譚政升任中央軍委總政治部副主任，主要指示、批復都出自他的筆頭。1939年，新四軍個別文件里“蔣委員長”的名字抬得過高，他當即報告延安，親自重寫方針，壓住了苗頭。1944年，《譚政報告》在西北局高干會上公開宣讀，一口氣點出軍閥主義、個人英雄主義等八條弊端。葉劍英多年后仍稱那份報告是古田會議之后的“第二座里程碑”。

解放戰爭進入沖刺期，譚政調東北。遼沈戰役打響前，他把印著《入關須知》的小冊子送到每名戰士手里，用最樸素的語言解釋“打下錦州意味著什么”。戰士們管這本小冊子叫“隨身教科書”。新中國成立后，1955年授銜，他成了四位政工大將在冊名單里的第三位。

真正的轉折來自1959年廬山。譚政不同意把某些“急風暴雨式”的口號搬進軍隊政治教育，提出“簡單粗暴不利于團結”。這句話后來被戴上了“攻擊國防部長”的帽子。職務降級、邊緣化調查，只用了幾天。1965年，他被調到福建任副省長，旋即又被認定為“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限期離京。

1966年11月深夜，福州的雨格外細。幾輛吉普車停在譚政宿舍樓下，他被帶走，沒有任何口頭解釋。之后九年，他在狹窄的房間里身心備受折磨，嚴重耳疾無人過問，長時間的沉默令他說話變得結巴。1973年4月，他寫信給毛澤東：“年已六十有七，病痛日增，望從寬處理。”批示很快下達，卻又被擱置。直到毛澤東再次追問“譚政在哪里”，案件才出現松動。

獲釋那天，長子譚澤代來接他。父子對視幾秒，才敢確認彼此。擠上吉普車的瞬間，譚政輕聲說：“別放慢速度。”像是怕再被拖回去。回到北京半年后，他決定“還要做事”。秘書喬希章提醒：“給葉帥寫信吧。”信送到葉劍英手中，葉帥批了一行字，轉呈鄧小平。不到一周，譚政被任命為中央軍委顧問，并獲贈助聽器一只。老兵們私下議論：葉帥這份禮物，比任何褒獎都體面。

1976年初春，喬希章終于忍不住開口：“首長，當年到底定你什么罪？”譚政只是擺手：“不知道。”這一幕讓人想起他當年探望徐向前時的對話——“徐帥，我為何被整？”徐向前嘆氣：“要整你，還需要理由？”

1980年，中共中央宣布對譚政的“錯誤處理”全部撤銷，他重新擁有了清白身份與軍人尊嚴。1988年11月6日，82歲的譚政在北京病逝。留下的手稿里依舊是密密麻麻的批注、改動符號，顯得比官方文告更有溫度。九年的沉默沒有摧毀他的意志，卻讓后人更明白：在那個風高浪急的年代，堅持原則要付出怎樣的代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