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陳丕顯在中南海談寫回憶錄，對秘書梁茂淦：這是葉帥的囑托

1990年9月5日傍晚，中南海增福堂窗內燈火亮著，白熾燈在雨后潮濕的空氣里投下一道靜默的光。北京城剛剛散去暑氣，陳丕顯坐在書桌前，厚厚一摞卷宗擺開，外封皮上寫著“新四軍時期材料”幾個褪色的黑字。年逾古稀的他擰開鋼筆，目光卻落在茶幾上的電話。幾分鐘前，他親自撥到福州，催促梁茂淦當天抵京。

老干部集中整理個人史料的熱潮自八十年代后期逐漸升溫。中央一直強調“口述要趕早”，因為一旦記憶散失，許多細節便無法挽回。陳丕顯心里清楚，再拖下去，葉劍英和彭真當年“把歷史寫出來”的叮囑就成了一紙空言，他自己也不允許這種事發生。

梁茂淦抵達增福堂已是夜里十點。第一次踏進小院，他沒來得及放下行李，就被引到書房。陳丕顯拉過椅子，用帶著閩南口音的普通話簡潔地拋出一句：“任務給你，葉帥囑托。”短短九個字，語速不快，卻沒有任何商量余地。

梁茂淦腦海里閃回到1989年12月在福州溫泉賓館的那場“交鋒”。當時為了古田會議六十周年，他連夜趕稿，被陳丕顯當眾批評“敷衍”。頂撞之后，兩人并肩散步，討論框架，初次交心。那段插曲像一把刻刀，先割破隔閡，再雕出信任。陳丕顯返京前，特意留下梁的家庭地址，說了聲“保持聯系”。九個月后，這串數字成了正式調令的附件。

用完夜宵，陳丕顯遞來厚若磚頭的文件夾，最上面壓著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他提示梁茂淦先讀決議劃紅線的部分，再翻后面那堆親筆札記：“這里面有真事，也有誤記，你得分清。”話音落下，兩人就此開始長達兩年多的協作。

次日清晨，陳丕顯將梁帶到協和醫院病房，看望臥床的夫人謝志成。謝志成輕聲笑道：“你們首長怕忘事，急得很，你得幫他。”簡單幾句，像釘子，把“寫完”二字牢牢釘進梁的責任表。醫院走廊消毒水的味道混雜雨后潮氣，壓得梁茂淦一句客套都說不出口，只能點頭。

資料搜集并非紙上談兵。為了核對紅軍時期線路，梁茂淦跑到江西永新，尋找陳丕顯早年留下的隊伍名冊；為搞清新中國初期政法戰線的政策來龍去脈，他住進中央檔案館，干脆把床鋪支在閱覽室。檔案袋散發的油墨味熏得人眼酸，可遇到關鍵文件那瞬間，所有困倦都會讓位給興奮。陳丕顯也沒閑著，經常推著年久失修的老自行車趕到檔案館，加簽調閱單，一頁一頁過目錄。有時候夜已深，他忽然拍門：“剛想到一個細節，不能忘。”梁只有拿起筆，把零星記憶鎖進紙上。

口述與史料經常打架。一次，關于皖南事變后新四軍軍部北移的具體日期，陳丕顯堅稱是二月中旬，檔案卻寫成一月底。兩人爭執不下，最終跑去南京軍事檔案館翻出原始電報，這才確認電報發出為一月底，部隊實際行動在二月中旬。事實不偏不倚地把兩個時間節點連在一起，矛盾迎刃而解，稿件也多了個嚴謹注腳。

半年后，三十萬字初稿擺到陳丕顯案頭。老人戴上老花鏡，逐頁圈點，用紅藍兩色鉛筆標記：哪段情節缺人名，哪條政策需加注釋，哪句口述感情色彩過重要淡化。短短十余天，稿紙邊緣長滿密密麻麻的批語。梁茂淦看著那復雜符號，心里卻安定——有批注才說明作者真正在意。

1992年10月，定稿打印完畢，裝訂成冊。送書那天，中南海秋陽正好，院子里枯葉沙沙。陳丕顯翻到最后一頁，停了兩秒，合上書，說話仍舊簡短：“可以出版。”這四個字代表兩年汗水塵埃落定，也意味著葉帥當年的一句“阿丕，你寫”終于有了著落。

回憶錄之外，兩人亦在日常相處中延展另一種關系。梁茂淦發現，陳丕顯雖出身紅軍，書房里卻塞滿經濟學、法學、科技史等版本，分類嚴謹到連同一作者不同出版社都分列。老人眼睛發炎時，秘書們輪流朗讀。讀到陶鑄、陳毅等名字，陳丕顯常抬手抹眼，聲音壓低到幾乎聽不見：“字要留住，人已不在。”

緊張工作偶爾穿插小插曲。陳丕顯年輕時嗜煙，手術后被醫生勒令戒斷，卻還是在夜深人靜時摸索著要一支。梁茂淦怕他身體受不了，屢次阻攔。結果老人笑瞇瞇地先奪煙再辯解：“幾天一根，犯不上大驚小怪。”輕松一句，又透出那股帶兵打仗時的頑皮勁。

寫書期間，很多人問梁茂淦有沒有稿費。他笑著搖頭：“沒有，但值得。”因為在他看來，紙頁和字句之外，這段協作本身就是活生生的黨史補遺，是課堂學不到的材料。他在百歲老革命的記憶深處掘出細節，也在無數夜里體會文字如何為歷史留痕。

回憶錄完稿后，很快進入中央文獻出版規劃，以深色硬殼裝幀公開發行。如今在國家圖書館黨史書庫，編號排在“陳丕顯”條目下，封面略顯舊色，書脊卻依然挺直。翻開扉頁，落款清楚寫著：陳丕顯口述 梁茂淦執筆。簡簡單單十二個字，把一段跨越時空的對話固定在永恒紙面，后人靜靜閱讀時，仍能聽見那個年代穩重而急迫的腳步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