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讀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與罰》：專制、資本與人的異化

陀思妥耶夫斯基

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俄國批判現實主義文學的杰出代表人物，代表作有《罪與罰》《卡拉馬佐夫兄弟》《地下室手記》《窮人》。

《罪與罰》

《罪與罰》發表于1866年，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結束流放生活并重新開始創作后的又一代表作品。

這部誕生于作家結束西伯利亞流放后的作品，凝聚著他對人性極限狀態的深刻洞察，以及對正在經歷劇烈轉型的俄國社會的冷峻解剖。透過主人公拉斯柯爾尼科夫的悲劇歷程，陀思妥耶夫斯基繪制了一幅專制統治與資本主義原始積累雙重擠壓下的社會圖景——在那里，巨大的貧富差距不僅撕裂著社會結構，更侵蝕著個體的精神世界，將無數人推向道德與存在的深淵。

小說的核心人物拉斯柯爾尼科夫是一個充滿矛盾與張力的復雜存在。這位原法學院大學生具備敏銳的智力與深沉的思考能力，本應成為社會秩序的維護者，卻最終淪為暴力犯罪的實施者。他的墮落軌跡揭示了一個殘酷的現實：當社會系統性不公達到一定程度時，最精致的理性思辨也可能淪為自我毀滅的工具。

拉斯柯爾尼科夫的生存空間本身即是一種隱喻——那個陰暗潮濕、散發著霉味的地下室，不僅是他的物理居所，更是其精神狀態的具象呈現。樓梯上的污跡、街巷中的酒館妓院、四處可見的“被傷害與被侮辱的人”，共同構成了彼得堡底層的生活實況。在這種環境中，拉斯柯爾尼科夫父親的早逝、妹妹杜尼婭為家庭犧牲婚姻自由、母親從微薄年金中擠出學費的艱辛，都成為壓垮他心理防線的沉重砝碼。

然而，真正促使他走向犯罪的，遠不止物質匱乏本身。陀思妥耶夫斯基深刻揭示了主人公內心的理論建構如何與外在壓迫形成致命共鳴。拉斯柯爾尼科夫在《論犯罪》一文中提出的“超人理論”，將人為分為“平凡”與“不平凡”兩類，認為后者有權為崇高目的跨越常規道德界限。這一扭曲的理論，為他在面對放高利貸的老太婆阿廖娜·伊萬諾夫娜時提供了看似合理的行動依據——消滅這個“吸血的蜘蛛”，用她的財富成就更多善行。

陀思妥耶夫斯基通過拉斯柯爾尼科夫的犯罪實踐及其后續反應，對當時流行于俄國知識分子間的激進思想進行了尖銳批判。主人公在實施謀殺時的冷靜策劃與精確執行，顯示了他試圖以純粹理性支配行動的野心；然而犯罪后迅速降臨的精神崩潰，卻徹底暴露了這種理性建構的脆弱性。

拉斯柯爾尼科夫的病癥遠非簡單的恐懼暴露，而是一種深刻的存在性危機：他在殺害阿廖娜及其無辜妹妹莉扎韋塔的瞬間，不僅剝奪了他人的生命，更撕裂了自身與人類共同體的道德聯結。那些高燒、譫妄、在警察局暈厥的生理反應，正是被壓抑的道德良知以軀體癥狀進行的反抗。當他挑釁警探波爾費利卻又不由自主吐露心聲時，這種矛盾行為恰恰印證了犯罪心理學的基本規律：犯罪者往往在潛意識中渴望被揭露、受懲罰，以結束道德分裂帶來的痛苦。

索尼婭·馬爾梅拉多娃的出現，為拉斯柯爾尼科夫的救贖提供了關鍵路徑。這位為了家人被迫賣身的少女，以完全不同于“超人邏輯”的方式詮釋著生存與道德的關系——不是通過凌駕眾人，而是通過自我犧牲；不是通過理性計算，而是通過信仰與愛。她房間里的《新約》，她堅持讓拉斯柯爾尼科夫親吻大地承認罪孽的舉動，代表著一種超越世俗理性的道德力量。最終促使主人公自首的，并非法律威懾，而是這種道德感召下對人性聯結的重建渴望。

社會的系統性潰敗，專制、資本與人的異化

拉斯柯爾尼科夫的個案悲劇背后，是19世紀俄國社會的系統性潰敗。陀思妥耶夫斯基以大師手筆，將這個轉型期社會的多重矛盾層層展開。

專制統治的窒息性壓迫。沙皇體制下的等級森嚴與社會管控，使底層民眾幾乎沒有任何合法上升渠道。拉斯柯爾尼科夫父親的酗酒自棄、馬爾梅拉多夫的卑微求存，都是這種體制下人性扭曲的寫照。正如小說中借人物之口所言：“貧窮的時候，您還能保持高尚氣度，然而在赤貧的情況下，無論什么人都做不到……在赤貧的情況下，首先我自己就準備羞辱自己。”這種自我羞辱的傾向，正是長期系統性壓迫內化的結果。

資本主義原始積累的野蠻性。工業化進程并未帶來普惠性繁榮，反而加劇了社會分化。一邊是新興資產階級的崛起，一邊是大量城市貧民窟的形成。高利貸者阿廖娜的存在本身，就是資本無序擴張的縮影——她通過剝削他人絕望積累財富，成為社會仇恨的焦點。這種經濟形態催生了“弱肉強食”的社會達爾文主義意識形態，為拉斯柯爾尼科夫的“超人理論”提供了現實土壤。

知識分子的精神困境。作為接受現代教育卻無出路的知識青年代表，拉斯柯爾尼科夫的困境具有典型性。他能夠清晰分析社會不公，卻找不到任何建設性解決方案；他渴望改變自身與家庭命運，卻發現所有合法途徑都已堵塞；他試圖用激進理論賦予行動正當性，卻無法承受由此帶來的道德代價。這種“思想的巨人，行動的侏儒”狀態，是轉型期知識分子普遍困境的極端體現。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偉大之處，在于他從未將拉斯柯爾尼科夫塑造為孤立的個案。圍繞主人公，小說展開了一幅完整的社會生態圖：

索尼婭一家展示著底層最殘酷的生存現實——善良的繼母卡捷琳娜在貧困中發瘋死去，年幼的孩子們被迫街頭賣唱；斯維德里蓋洛夫的縱欲與虛無，代表著貴族階層道德崩潰后的空虛狀態；盧仁的精明算計，體現了新興資產階級的功利主義哲學；甚至那些街頭酒鬼、小官吏、房東等配角，也都以各自方式詮釋著這個時代的病態。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女性命運的共同悲劇性：杜尼婭為家庭犧牲婚姻自由，索尼婭為家人出賣身體，莉扎韋塔在無辜中被殺害，卡捷琳娜在貧困中發瘋死去……這些女性的遭遇表明，在社會系統性不公面前，弱勢群體承受著多重壓迫，她們的苦難往往比男性更為深重。

小說結尾處，拉斯柯爾尼科夫在西伯利亞苦役營的八年經歷，構成了陀思妥耶夫斯基救贖敘事的核心。這種救贖并非簡單的法律懲罰完成，而是通過幾個關鍵轉變實現的：

從理論傲慢到情感復蘇。在索尼婭的陪伴下，拉斯柯爾尼科夫逐漸學會用心靈而非智力感受世界。他開始關注同囚犯的苦難，對索尼婭產生真摯愛情，這些情感聯結修復了他因犯罪而斷裂的人性紐帶。

從自我中心到共同體意識。苦役生活迫使他與各色人等共同生存，這種強制性的共同體經歷，消解了他早期“超凡個體”的孤傲幻想，讓他認識到所有人——無論罪人與否——在人性基本需求與脆弱性上的共通。

從理性建構到信仰接納。枕頭下的《新約》象征著一種新價值體系的可能。盡管小說開放式地未明確描寫他的完全皈依，但“新生活即將開始”的暗示，以及他對索尼婭愛情的最終承認，都指向了超越純粹理性的精神維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