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0月下旬,平靜的江西萍鄉安源鎮九荷村迎來了第一批復員人員。村口塵土飛揚,長隊里一個瘦高個兒背著軍用挎包,他說自己叫宋玉成。沒人留意,那只挎包里夾著一張早已泛黃的軍統行動證件。從這一刻起,他打算把殘酷的往事深埋田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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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政權初立,各地忙著土改、秋收,基層干部哪顧得上細查落腳農民的身世。宋玉成順勢借用了已陣亡連隊里一名下士的證明,重新掛上“復員軍人”身份。會使鍘刀、懂修犁、干活賣力,他很快和鄉親打成一片。第二年,他在村民撮合下娶了隔壁村的姑娘,生了兒子,徹底把自己鑲進九荷的日常。
誰能想到,三年前的重慶白公館里,他曾審訊過江姐。那雙握鋤頭的手,曾拎著皮鞭。1932年,他被顧順章挑進軍統訓練班,改名漆玉麟。潛伏、破譯、電臺操作,他門門拿高分。1933年、1935年多次參與“清鄉”,累計制造慘案百余起。1948年的渣滓洞,他親自押送了李國志。可內戰末期形勢急轉,軍統系統被迫潰散,他干脆扔下代號和名單,獨自向南潛逃。
到了農村,他把作戰本領包裝成生產本事。推土堤、挖水渠、打谷機,他次次搶先。1954年,安源區評選勞動模范,他以“畝產雙倍”的成績榜上有名。獎狀貼到祠堂,外地參觀團還專程來學經驗。表面光鮮之下,他卻從不參加夜校學習,也極少在大場合發言。要害檔案無法偽造,他干脆保持“文化水平不高”的低調姿態,用沉默繞過組織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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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習慣終歸是最難改的。1958年春節前夕,縣里派青年干部范君治下鄉蹲點。第一天調研,他就被一陣喧嘩吸引——村口壩子上,自行車比賽熱鬧開場。那年代,自行車在山村屬于稀罕物,十個人里難得有一人敢騎。可宋玉成穩穩上車,單手把車,甚至在田埂上玩起“S”形走位。看客驚嘆,范君治卻眉頭一皺。夜里,他和治保主任閑談時提起疑惑:“老宋手腳太利落,像練過隊列,不像純種老農。”主任說不出所以然,但把宋玉成來歷一股腦復述。
范君治回城后連夜翻閱縣公安移交舊檔,又托人查重慶、武漢方面卷宗。幾天后,一份機要文件送至案頭:漆玉麟,軍統行動隊小隊長,通緝未銷。姓名、年齡與宋玉成高度吻合。至此,疑點化作鐵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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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年三十夜,寒風裹著鞭炮聲。縣公安、重慶專案組和九荷干部窩在公社辦公室推演抓捕細節,燈油燒到后半夜才滅。有警員提醒:“他受過反跟蹤訓練,不能驚動鄰里。”于是定下次日團拜會上直接控人。
初二清晨,會議室里條凳擺成半圓。宋玉成第一個到場,他挪腳邁門檻,胳膊卻被兩側同時扣住。屋角有人低聲喝道:“漆玉麟,你被捕了。”這句久違的代號讓他面色瞬間灰白。村民圍在窗外,全傻了眼。有人愣問:“那獎狀怎么辦?”沒人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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押解期間,他只說過一句完整的話:“若有來世,寧可當真農民。”之后再不開口。1958年4月,江西省高院終審裁定:宋玉成犯反革命殺人罪、破壞罪,判處死刑,緩期兩年執行,關押期間因肺疾惡化于1960年病故。
九荷村的獎狀被摘了,空白墻面曬出一塊淺色痕跡,一直沒再掛新匾。老鄉偶爾議論:會騎車不稀奇,心里有鬼才可怕。那年春播,他們把曾經勞模的話當提醒——看人,不能只看舉鐮刀的姿勢,更要看握鐮刀的來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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