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得閑謹制》編劇蘭曉龍接受《環球時報》專訪：“多做值得被放進腦子里的作品”

來源：環球時報

【環球時報報道 記者 劉雅婷 張妮】編者的話：“像一個人一樣死去，像一群人一樣前仆后繼，我們做的事情沒人曉得，我們的子孫與世長存。”這是正在熱映的電影《得閑謹制》中，由演員肖戰飾演的主角莫得閑在最后扶準機關炮，準備朝日軍坦克攻擊時喊出的話，震撼了無數觀眾。《得閑謹制》講述了抗日戰爭時期鉗工莫得閑挺身而出，與戈止鎮的百姓奮起反抗、守衛家園的故事。《環球時報》記者近日專訪《得閑謹制》編劇蘭曉龍，聽他分享臺前幕后的故事。曾創作出《士兵突擊》《我的團長我的團》等作品的蘭曉龍談到劇中人物塑造時，特意舉了觀眾對“老太爺”這一角色的深刻分析——“中華民族的象征，象征著我們沒有被日本軍國主義打倒，才有了今天”。

用平等視角與觀眾對話

環球時報：為什么會選擇將主角設置成鉗工這個職業？

蘭曉龍：我把男主角莫得閑設定為鉗工，其實是因為我一直對中國的軍工人很感興趣。莫得閑所處的那個年代，軍工水平肯定不如現在，但他作為金陵機械廠的普通鉗工，在那個年代已經算是很難得的實際操作人員了。在那個年代從事軍工行業的人，其實是最痛苦的一群人。因為當時我們什么都沒有，鉗工也不是造物主，連最基本的原材料都很難獲得。所以我選擇寫鉗工，最重要的原因是《得閑謹制》除了是百姓抗戰的故事，我心里也隱隱把它當成一個軍工故事在講述。

環球時報：電影是以百姓視角來講戰爭故事，您以往的《我的團長我的團》等作品也采用了類似的視角。您覺得這種創作方式有什么特別的意義？

蘭曉龍：對我來說，更重要的是，每一句臺詞、每一段戲，都盡可能和觀眾建立一種一對一的交流，甚至是一種實時的交流，直到我們達成同頻。很多時候我并不覺得自己是在“寫劇本”，而是在面對一個具體的人說話。在這種交流里，我不想教育你，也不想說服你。并且前提是我們雙方平視，誰也不仰視誰，也不俯視誰，以此作為交流的起點。

這樣做的結果，可能會讓人覺得我“喜歡寫小人物”。但其實并不是我偏愛小人物，而是我希望在創作中實現一種平等。

“肖戰和得閑的基底很像”

環球時報：電影里男主角叫莫得閑，他兒子叫莫等閑，再加上片名《得閑謹制》，這幾個名字里您想表達哪些層次的含義？

蘭曉龍：首先我很喜歡“莫”這個姓。“莫”這個字本身就帶有否定的一層意思，也可以引出很多不同的含義，其詞語組合天然會形成一種雙重、甚至多重意義。我一直很喜歡哲學家康德提出的“二律背反”概念，它指雙方各自依據普遍承認的原則建立起來的、公認的兩個命題之間的矛盾沖突。我覺得莫得閑這個人物，在很多行為表現上其實很符合“二律背反”原則。所以不管是莫得閑，還是莫等閑，你都可以從中讀出多重含義。網上有人解讀說，“得閑”代表的是戰亂之中人們對和平和安穩生活的期待。其實更簡單的解讀比如在宜昌話里，莫得閑其實就是“沒得空”的意思，而“得閑謹制”，本身就可以理解成“有時間的話，就好好做事”。

至于“莫等閑”，他其實是我在另一部作品里已經出現過的人物，我在這里算是埋了一個彩蛋。

環球時報：男主角一開始只想守護自己的小家，鉗工修炮只是他的工作，后來自愿加入戰場、轉變為守衛國家。您是如何設計這個人物的？您覺得演員是否很好地詮釋了莫得閑的性格特質？

蘭曉龍：莫得閑一開始其實不是“想活”，而是“求死”。但如果他死了，老太爺也會去死，他為了讓老太爺活下來，只好自己活著。結果他活下來了，還有了家。莫得閑給家里做的家具和工具，如通火條、菜刀都鋒利無比，完全不像一個正常家庭會使用的，放在戰場上能當武器。這些細節說明，他心里一直背負著巨大的心理創傷——他覺得當年自己沒有去拼，所以心里一直過不去這個坎。

所以莫得閑本質上是一個受過巨大創傷的“暖男”。我所說的“暖男”是指一種對世界的態度，即不要把別人當作宣泄情緒的垃圾桶。莫得閑在這一點上是成立的。他情緒崩潰了，會自己跑到山上罵自己，但不會把情緒發泄到別人身上，他就是這么一步一步走過來的。而肖戰和得閑的基底很像，都是“暖男”——不把別人當情緒垃圾桶，而且都是專心的聰明人。

環球時報：老太爺在電影中有好幾次都險象環生，最終活到了最后。您為什么要這樣設定這個人物？

蘭曉龍：老太爺在這部戲里，你完全可以把他當成一種情緒，或者說一種中國的“先祖文化”。老太爺更像是一個“活著的先祖”，是一種被圖騰化了的存在。我為什么要去傷害一個圖騰呢？那是絕對不能傷害的。我還看到有很深刻的一種分析：把老太爺進一步理解為中華民族的象征，象征著我們沒有被日本軍國主義打倒，才有了今天。

“所有歷史都是現代史”

環球時報：和您早期的作品相比，您現在對戰爭、歷史題材的理解有沒有發生變化？《得閑謹制》算不算是您的突破和轉型之作？

蘭曉龍：我現在對戰爭歷史題材越來越傾向于另一種理解——“所有的歷史都是現代史”。也正因為這樣，我現在在創作這類題材作品時，基本上是以“所有歷史都是現代史”為前提來理解的，我會越來越要求它在社會價值和商業價值之間達成一種統一。這也是我看到當下美國等國家文化領域出現高度碎片化的分裂狀態，所感悟到的一點。

我其實不太愿意去定義“創新”和“突破”。真正的轉型，應該是“隨風潛入夜，潤物細無聲”的。在我們這個行業，轉型往往伴隨風險。我自己有過這種教訓——當年有部作品風格轉變得太快，很多觀眾直接“閃了腰”。所以我覺得在創作時有一個相對明確的訴求和方向就夠了。改變和進步，本來就是一個慢慢發生、邊界并不清晰的過程。

環球時報：在媒介形態不斷變化、表達方式越來越多元的當下，如果要貼近現在的觀眾，尤其是年輕一代觀眾的審美，您覺得創作還可以在哪些方面進行調整或創新？

蘭曉龍：我認為，這件事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但有一點我覺得很重要：大家得堅持去做一點像樣的東西。現在微短劇等各種新形式的作品類別發展都很迅猛，也導致長劇的聲量看起來可能有些減弱，這跟我們自己沒能持續輸出足夠優秀的精品有很大關系。有兩樣東西，人往往會挑剔：一個是吃到嘴里的東西，一個是放進腦子里的東西。所以作為文藝工作者，我們要盡可能多做一些值得被放進腦子里的作品，并且要堅持往下做，不能停。等到觀眾想看好看的作品時，我們能隨時提供精品出來，而不是讓觀眾發現沒得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