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2月的魯中夜里,呼嘯的北風直鉆棉衣。萊蕪外圍的戰俘收容所剛升起汽燈,一名須發斑白的國軍少將被押進值班棚。報上姓名后,押送班長一怔:“韓浚?當年秋收起義的參謀長?”簡短的驚訝打破了寒氣,營房里頓時安靜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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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很快傳到前線指揮部。陳賡聽完助手匯報,摘下軍帽,緩聲吩咐:“老同學落到我們手里,規矩照辦,但請優待他。”兩人同在黃埔一期,又同赴莫斯科留學,昔日課堂并肩而坐的情景一時浮現在陳賡眼前。交戰的是立場,割不斷的是早年的友情。
時間往回撥二十年。1927年夏,武漢街頭人心惶惶,蔣介石剛在南京清黨,張發奎又在粵漢線上搖擺。危急之際,時任警衛團參謀長的韓浚結識了團長盧德銘。盧德銘一句“革命不等人”,點燃了韓浚的熱血。兩人隨后與周恩來接上暗線,決定率部南下參加即將打響的南昌起義。
計劃未能如愿。部隊行至武寧,南昌的同志已經轉移。張發奎派出的追兵步步緊逼,韓浚與盧德銘只得邊撤邊擴編,臨時組建工農紅軍第一軍第一師,算是把星星之火保存了下來。兵荒馬亂的夜里,韓浚在油燈下寫下一句給部屬的簡短訓令:“失聯不等于失敗,只要隊伍在,就有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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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命運驟轉。兩人赴武漢聯絡向警予返程途中,被唐生智部扣押。盧德銘憑借機敏脫身,后隨毛澤東參加秋收起義。韓浚則被囚兩月,出獄時風色已變,黨組織關系完全中斷。輾轉之下,他去了上海、廣東,靠舊同學接濟度日。蔣介石試圖招降納士,韓浚猶豫許久,在經濟拮據與理想迷茫的雙重壓力下,終于點頭。
1931年,他穿上了國民黨軍裝,被安排到中央軍校政治部授課。課堂上,他依舊談馬克思軍事學說,卻再也沒有人把他的話當作信仰,只當作一種策略。不少學員私下議論:“韓教官講得透,可惜翻了船。”這種尷尬,他自己心知肚明,卻無力回頭。
抗日戰爭爆發后,韓浚帶部赴華中前線,在徐州會戰和鄂北防御戰中打了硬仗,也留下過創口。可到了解放戰爭,他判斷形勢失誤,仍舊跟隨李仙洲集團。萊蕪戰役打響,粟裕集中七個縱隊一舉合圍,被包餃子的瞬間,韓浚才意識到情報里的“華東野戰軍主力”究竟意味著什么。
突圍失敗后,他在雪夜舉手投降。面對審問,他坦率承認自己曾任秋收起義參謀長,又詳細敘述脫黨前后經過,并坦言:“后半生困于搖擺,此為大錯。”這樣的交代為他爭取到較為寬松的管教條件。陳賡隨后三次寫信給華東野戰軍政治部,語氣懇切:“此人早年有功,雖誤入歧途,仍可挽救。”
改造期間,韓浚每日讀報、寫筆記,自稱要把丟失的二十年補回來。有一次他在筆記頁眉寫下八個字——“初心不守,寸步難行”。管教干部看到后不置可否,只讓他把心得繼續寫完。據說整本筆記后來被送入軍史檔案室,成為研究黃埔群體心態變遷的特殊材料。
1949年初,北平和平解放。華東局擬定戰犯處置方案,韓浚列入“可寬釋”名單。陳賡在批注里留下一句:“人各有擇,當留生路。”文件送到中央,毛澤東閱后批示同意。翌年,韓浚獲準在蘇北參加土地測繪工作,編制仍屬“觀察使用”。他再未披掛上陣,卻把全部精力投向地形測量、修訂舊圖,甚至親自下鄉丈量溝渠。同行的技術員感嘆:“沒想到一位老將軍能蹲在田埂上拉尺子。”
韓浚的晚年淡泊。1958年,他在南京做完最后一次測繪匯報后,向同事說:“年輕時東奔西突,如今能靜下心幫國家做點實事,也算補課。”次年,他因病去世,遺物只有幾本筆記和一張褪色的黃埔畢業合影。家屬把筆記交給軍博,工作人員翻到那句反復出現的警句——“道路千萬條,立場第一條”,沒人再提他曾是戰俘,或是少將,只把他看作一個復雜年代的見證者。
有學者評論,韓浚的一生既是個人選擇,也是時代裹挾。先后站到兩條陣線,前后不過二十六年。值得一提的是,如果沒有那場意外的兩個月囚禁,他大概率仍在紅軍序列里,也許戰功赫赫,也許長眠沙場。歷史沒有如果,但個體跌宕足夠提醒后人:立場的動搖往往源于一念之間,而這一念,決定了此后幾十年的人生航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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