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歲時是秋收起義參謀長，53歲時卻成為俘虜，陳賡求情：請優待他

1947年2月的魯中夜里，呼嘯的北風直鉆棉衣。萊蕪外圍的戰俘收容所剛升起汽燈，一名須發斑白的國軍少將被押進值班棚。報上姓名后，押送班長一怔：“韓浚？當年秋收起義的參謀長？”簡短的驚訝打破了寒氣，營房里頓時安靜下來。

消息很快傳到前線指揮部。陳賡聽完助手匯報，摘下軍帽，緩聲吩咐：“老同學落到我們手里，規矩照辦，但請優待他。”兩人同在黃埔一期，又同赴莫斯科留學，昔日課堂并肩而坐的情景一時浮現在陳賡眼前。交戰的是立場，割不斷的是早年的友情。

時間往回撥二十年。1927年夏，武漢街頭人心惶惶，蔣介石剛在南京清黨，張發奎又在粵漢線上搖擺。危急之際，時任警衛團參謀長的韓浚結識了團長盧德銘。盧德銘一句“革命不等人”，點燃了韓浚的熱血。兩人隨后與周恩來接上暗線，決定率部南下參加即將打響的南昌起義。

計劃未能如愿。部隊行至武寧，南昌的同志已經轉移。張發奎派出的追兵步步緊逼，韓浚與盧德銘只得邊撤邊擴編，臨時組建工農紅軍第一軍第一師，算是把星星之火保存了下來。兵荒馬亂的夜里，韓浚在油燈下寫下一句給部屬的簡短訓令：“失聯不等于失敗，只要隊伍在，就有出路。”

然而命運驟轉。兩人赴武漢聯絡向警予返程途中，被唐生智部扣押。盧德銘憑借機敏脫身，后隨毛澤東參加秋收起義。韓浚則被囚兩月，出獄時風色已變，黨組織關系完全中斷。輾轉之下，他去了上海、廣東，靠舊同學接濟度日。蔣介石試圖招降納士，韓浚猶豫許久，在經濟拮據與理想迷茫的雙重壓力下，終于點頭。

1931年，他穿上了國民黨軍裝，被安排到中央軍校政治部授課。課堂上，他依舊談馬克思軍事學說，卻再也沒有人把他的話當作信仰，只當作一種策略。不少學員私下議論：“韓教官講得透，可惜翻了船。”這種尷尬，他自己心知肚明，卻無力回頭。

抗日戰爭爆發后，韓浚帶部赴華中前線，在徐州會戰和鄂北防御戰中打了硬仗，也留下過創口。可到了解放戰爭，他判斷形勢失誤，仍舊跟隨李仙洲集團。萊蕪戰役打響，粟裕集中七個縱隊一舉合圍，被包餃子的瞬間，韓浚才意識到情報里的“華東野戰軍主力”究竟意味著什么。

突圍失敗后，他在雪夜舉手投降。面對審問，他坦率承認自己曾任秋收起義參謀長，又詳細敘述脫黨前后經過，并坦言：“后半生困于搖擺，此為大錯。”這樣的交代為他爭取到較為寬松的管教條件。陳賡隨后三次寫信給華東野戰軍政治部，語氣懇切：“此人早年有功，雖誤入歧途，仍可挽救。”

改造期間，韓浚每日讀報、寫筆記，自稱要把丟失的二十年補回來。有一次他在筆記頁眉寫下八個字——“初心不守，寸步難行”。管教干部看到后不置可否，只讓他把心得繼續寫完。據說整本筆記后來被送入軍史檔案室，成為研究黃埔群體心態變遷的特殊材料。

1949年初，北平和平解放。華東局擬定戰犯處置方案，韓浚列入“可寬釋”名單。陳賡在批注里留下一句：“人各有擇，當留生路。”文件送到中央，毛澤東閱后批示同意。翌年，韓浚獲準在蘇北參加土地測繪工作，編制仍屬“觀察使用”。他再未披掛上陣，卻把全部精力投向地形測量、修訂舊圖，甚至親自下鄉丈量溝渠。同行的技術員感嘆：“沒想到一位老將軍能蹲在田埂上拉尺子。”

韓浚的晚年淡泊。1958年，他在南京做完最后一次測繪匯報后，向同事說：“年輕時東奔西突，如今能靜下心幫國家做點實事，也算補課。”次年，他因病去世，遺物只有幾本筆記和一張褪色的黃埔畢業合影。家屬把筆記交給軍博，工作人員翻到那句反復出現的警句——“道路千萬條，立場第一條”，沒人再提他曾是戰俘，或是少將，只把他看作一個復雜年代的見證者。

有學者評論，韓浚的一生既是個人選擇，也是時代裹挾。先后站到兩條陣線，前后不過二十六年。值得一提的是，如果沒有那場意外的兩個月囚禁，他大概率仍在紅軍序列里，也許戰功赫赫，也許長眠沙場。歷史沒有如果，但個體跌宕足夠提醒后人：立場的動搖往往源于一念之間，而這一念，決定了此后幾十年的人生航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