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1865年沙俄邊境流亡者的憔悴身影,到1910年北洋新軍操練的昂揚姿態,十余張老照片串聯起晚清四十余年的風雨變遷,共同拼湊出一個王朝落幕前的多元圖景,映照著大變革時代里,中國社會從廟堂到民間、從邊疆到內地的真實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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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一張1865年沙俄方面拍攝的流亡至沙俄邊境的清朝百姓群像,畫面共6位清朝人,有站有坐——3人疲憊地席地而坐(其中一人手攥著趕路用的長桿),3人倚著行李站立,神情皆顯憔悴倦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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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身著清末底層百姓的粗布短褂與長褲,衣料破舊起皺,部分人留著清朝標志性的發辮(其中一位站者的辮發清晰可見),另有幾人發型凌亂,顯是流亡途中無暇打理。眾人身上、身旁堆滿簡陋行囊,照片左下角有俄文標注“В.В. ЛАНИНЬ”,應為沙俄拍攝者或記錄地點的標識,側面印證這是俄方視角下的流亡場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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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光緒十年(1884年)新就任的總理衙門大臣合影,六位大臣身著清代官服,端坐于傳統宅邸的庭院前,身后簇擁著屬員,身后的雕花門楣、太湖石透著晚清官僚府邸的規制,此時正是“甲申易樞”后,慈禧太后調整中樞機構,這六位是新組建的總理衙門核心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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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4年(光緒十年),慈禧借中法戰爭戰局不利,發動“甲申易樞”,罷免以恭親王奕訢為首的原軍機處、總理衙門班底,改組總理衙門,圖中六位正是新任命的大臣,慶親王奕劻(前排居中),這是他首次進入中樞機構,此后逐漸成為晚清宗室重臣;其余五位(張蔭桓、廖壽恒、許庚身、徐用儀、孫毓汶)多為熟悉洋務、外交事務的官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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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1900年代天津的一張擺拍合影,由駐津法國兵拍攝,照片中兩位身著軍裝的法國兵坐于前排,一人手持煙斗、姿態松弛,盡顯征服者的隨意;后排及兩側的三位中國女性身著素色長褂,肢體姿態拘謹局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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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1909年美國地質學家托馬斯·張伯林與其子羅林考察中國時,在四川遂寧蓬溪縣槐花鎮記錄下的集市老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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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瓦覆頂、舊木板拼貼的墻面透著質樸,村頭老槐樹下的夯實土路成了集市場地,數十位裹著頭巾、身著粗布短褂村民聚在此處,有人站著低聲交談,有人蹲地歇腳,幾位村民圍聚的攤位旁,能看到幾只幼小豬仔的小巧身影,正是農戶待售的家畜;攤位邊堆著簡易器具,把鄉村集市的生活氣息拉得格外真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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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張室內肖像照,主角是晚清官員張蔭棠,他端坐在一把簡約的西式木椅上,身形挺直卻不失松弛,左手搭在圓形矮幾邊緣,右手輕放于膝頭,面容清瘦,唇上八字胡、頷下短須的樣式是清代官員的典型裝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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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蔭棠是晚清最后一任駐美公使,同時以“查辦藏事大臣”身份赴藏,在藏期間,他彈劾貪腐的駐藏大臣有泰,大力整頓西藏吏治;同時推行新政——籌備近代學堂、開設醫院、整頓財稅體系,試圖強化中央政府對西藏的管轄,抵御英國對西藏的滲透,其改革被稱為“張蔭棠治藏”,是晚清維護西藏主權的重要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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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一張記錄1910年北洋陸軍訓練的照片,還原了清末近代化新軍的日常訓練風貌。
訓練地點是軍營外圍的開闊沙質平地,后面可見連綿的低矮山丘,山丘前矗立著一棟多層近代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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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十名士兵正進行隊列行進訓練,動作呈現同步的邁步姿態,左腿前伸、右腿蹬地,身體微微前傾,雙手握持步槍抵于肩側,陣型雖未完全嚴絲合縫,但已顯露出西式操典的規整性;左側邊緣有一名士兵動作幅度稍大,疑似隊列標兵。
這支部隊脫胎于袁世凱在天津小站編練的“新建陸軍”,是清末最早全面效仿德、日軍事制度的近代化軍隊,1910年代初已發展為“北洋六鎮”(清末陸軍的核心主力,約7萬兵力),是當時中國戰斗力最強的武裝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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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晚清陽江地區的官員家庭合影,中間的孩童是右側武官的女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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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攝者美國醫生威廉·赫維·多布森回憶,這個小女孩曾因一次吃下五磅豬肉引發嚴重不適,最終在陽江福曼紀念醫院被多布森醫生救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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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1905年連州教案后,當地清政府官員與美國駐廣州領事館人員的聯合調查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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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5年的連州教案是晚清嚴重的傳教士遇襲事件之一,當地民眾與傳教士沖突中,包括醫療傳教士馬赫(Machle)的妻女在內共5人遇害。事件發生后,清政府為平息美國方面的抗議,令當地官員與美國駐廣州領事館人員聯合調查——這張合影正是調查期間的會面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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