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4月5日深夜,臺北士林官邸的窗簾被風吹得輕輕晃動,氧氣瓶持續發出“嘶嘶”聲。醫生剛量完血壓,蔣經國俯在病床前,低聲問:“父親,還有什么要交代?”病榻上的蔣介石把視線移向窗外,遲疑片刻,吐出一句:“敬佩一人,畏懼兩人。”這句話后來被記錄在蔣經國的私人筆記中,也為蔣氏家族留下了頗具戲劇性的注腳。
追溯到半個世紀前,蔣介石第一次真切感到“畏懼”,是在1931年11月30日。當天清晨,南京東郊湯山槍聲乍起,被押解的鄧演達倒在血泊里,終年三十六歲。執行槍決的軍統特務并不知道,這名“左派將領”在黃埔軍校時與蔣介石朝夕相處;蔣本人更清楚,留著鄧演達,自己的統治就多一分不確定。于是,臨時電話、深夜調車、密令行刑,一切倉促卻必然。
鄧演達1895年生于廣東惠陽,人稱“黃埔四兇”之一,真要細算,他并不兇,只是脾氣直。1916年從陸軍速成學堂結業后,跟隨孫中山南征北討,先后任國民革命軍第一師參謀長、北伐先遣隊司令。戰場上,他用“敢打硬仗”搏得威望;講臺上,他能把日俄戰爭和普法戰爭的戰例拆解得一清二楚。黃埔軍校那些懷抱理想的青年幾乎都聽過他講課——這正是蔣介石不愿公開承認卻又難以否定的事實:鄧演達比很多黃埔出身的將領懂兵,且心懷更大的政治抱負。
北伐勝利在望之際,孫中山病逝,國民黨內部驚現暗流。蔣介石借中山艦事件強硬奪權,左派卻不買賬。鄧演達曾公開質問:“革命軍可否為個人野心驅使?”這句話傳到蔣耳中,他怒形于色,卻又心知肚明——要是無法說服,就只能去除。捕人、勸降、再到處決,僅三月有余。外界多感嘆蔣介石心狠手辣,其實他心里清楚:鄧演達若獲釋,第三黨的旗幟便會在華南、華中重新招展,到那時誰還能束得住這匹脫韁野馬?
第二個“畏懼”對象,蔣介石并未遮掩,就是毛澤東。1927年至1949年,雙方交鋒二十余年,從井岡山到淮海戰役,大小會戰數不清。1935年遵義會議后,紅軍擺脫生死危局;淞滬會戰期間,八路軍、新四軍創造敵后戰場;抗戰勝利后更有三大戰役一錘定音。蔣介石在臺灣回顧這段往事,常自嘲“屢戰屢敗”,一次在參謀會上甚至苦笑:“毛潤之用兵不按常理,偏偏就能抓住破綻,這才叫可怕。”戰術上的敏銳、戰略上的魄力,再加上群眾基礎,三管齊下,讓蔣介石由競爭轉為膽怯。畏懼,來得自然。
有意思的是,蔣介石說“最敬佩”的那位,卻與他既合作又對立。1924年,黃埔軍校剛建校,校長蔣介石急需政治教官。彼時周恩來從法國歸國,對軍事教育興趣濃厚。蔣親自遞出邀請函,希望借周的聲望穩定左派情緒。周恩來走進課堂,用生動的歐洲實例相結合,講民主、講軍事、講社會,學生一下被吸引。蔣在旁聽后感慨:“此人兼具理論與實踐,實屬難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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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事變爆發前,蔣介石沒想到自己會被張學良、楊虎城聯手“請去談話”。1936年12月12日,騾馬市官邸變成臨時囚所,蔣介石處境堪憂。恰在關鍵節點,周恩來從隴海線乘夜車趕到西安。談判桌上,他用一句“民族大義須放首位”打開僵局;密室里,他對張學良低聲提醒:“對內停止內戰,對外一致抗日,方能挽救中國。”最終,蔣被安全護送返南京。蔣經國多年后回憶:“那一夜,父親沉默許久,然后說:‘周公真乃古之管仲。’”周恩來的冷靜、周旋和大局觀,給蔣留下深刻烙印,“敬佩”二字絕非客套。
再說到1949年冬天,蔣介石率殘部撤離大陸。在上海碼頭,他回頭望著灘涂上林立的倉庫,嘴里念叨:“這一走,誰知歸期。”其實蔣最怕的不是東風導彈,也不是美援中斷,而是大陸出現截然不同的政治版圖——而這正由他所畏懼的毛澤東與已被處決的鄧演達等人曾經描繪過。畏懼源于對未來失控的恐懼,敬佩則是對人格與能力的認可,兩種情感交織,使蔣介石晚年常陷回憶。
1975年4月,病情惡化的蔣介石數次昏迷。有人將國民黨黨徽放在他枕邊,他忽而睜眼,低聲呢喃:“鄧演達、毛潤之……不能輕視。周恩來,可敬可佩。”稍許清醒,他又告誡蔣經國:“治軍如治國,須明白人心向背。”這并非忽然的悟道,而是漫長政治生涯壓縮后的結論。
鄧演達的遺體被秘密掩埋,直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才得以遷葬;毛澤東在1949年步入中南海,開啟新的篇章;周恩來則在1976年1月9日走完一生。三人已然長眠,惟有那句“敬佩一人,畏懼兩人”像釘子般釘在歷史木板上,提醒后人:政治強人也有內心脆弱之處,刀光劍影背后,仍難擺脫敬畏與欽佩的情感糾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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