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地視察官向老蔣密報：消滅黃百韜的，就是“國防部”那三個中將

死到臨頭，一個領兵大將最恨的不是炮火連天的敵人，反倒是遠在京城辦公室里的自己人，這事兒擱哪兒說理去？

1948年冬天的淮海戰場上，第七兵團司令黃百韜就干了這么一件事。

他感覺自己快要完蛋了，拉著蔣介石派來的“巡查員”李以劻，從天黑聊到天亮，嘴里噴出的不是帶兵打仗的豪言壯語，而是對他自己頂頭上司的血淚控訴。

這封凝聚著一個兵團司令最后怨氣的加密電報，火速飛到了南京蔣介石的桌上。

然而，這封電報就像一顆泥牛入海，沒能砸出半點水花。

李以劻這個人的身份，可不只是個傳話的。

在國民黨軍隊那個大醬缸里，他是個特殊角色。

蔣介石信不過前線那幫手握重兵的將領，就得派個自己信得過的人去盯著。

李以劻就是這雙“眼睛”，名義上是去“視察”、“慰問”，實際上就是個移動的探頭，專門負責跟將領們喝酒聊天，然后把誰說了什么牢騷、誰跟誰不對付這些事兒，一五一十地記下來，悄悄打報告回南京。

但這套系統最荒唐的地方在于，蔣介石連自己的“眼睛”也不完全相信。

李以劻后來自己寫的回憶錄里就說，他到哪兒，屁股后面都跟著兩個蔣介石警衛室派來的奉化老鄉，說是保護他，其實就是監視他這個監視別人的人。

這就形成了一個套娃式的監視鏈：老蔣派人盯將領，再派自己老鄉盯這個盯梢的。

整個指揮體系從上到下，彌漫著一股不信任的酸腐氣，誰都覺得身邊的人可能在背后捅自己一刀。

在這樣的氣氛里，李以劻干活兒自然是小心翼翼，不敢添油加醋，也不敢漏掉一個字。

所以，不管是黃百韜的絕望吶喊，還是另一位兵團司令孫元良的滿腹牢騷，他都原封不動地變成了電碼，發給了那個唯一能決定他們生死的人。

孫元良的抱怨還算給國防部留了點面子，他沒指名道姓，只是說整個指揮系統出了大問題：“把黃百韜兵團搞垮的，我看不是對面的陳毅，就是咱們自己的國防部！

一道命令一個樣，早上讓往東，下午讓往西，為了等一個軍，把五個軍都搭進去了，這么個指揮法，仗還怎么打？”

他的話捅破了一層窗戶紙：黃百韜之所以被死死圍住，就是因為南京的命令變來變去，讓他錯過了撤退到徐州的最佳時機。

而黃百韜，一個已經把自己當成死人的人，說話就再也沒有顧忌了。

他幾乎是咬著牙，把三個名字從嘴里擠了出來：“國防部作戰廳那幾位先生，郭汝瑰，許朗軒，張宗良，他們到底想干什么？

搞出這樣的作戰計劃，簡直是讓人寒心！

幾十萬大軍的行動，說變就變，這不是動搖軍心是什么？”

他點出的這三個人，可不是小角色。

郭汝瑰，國防部第三廳中將廳長，管的就是作戰計劃；許朗軒和張宗良是他的左膀右臂。

說白了，徐州戰場上幾十萬國軍怎么走、怎么打，就是這個“三人小組”在地圖上畫出來的。

而誰都知道，郭汝瑰是陳誠和顧祝同面前的紅人，他拿出來的方案，蔣介石每次都覺得好得不得了。

可這些在南京辦公室里看起來天衣無縫的計劃，一拿到炮火連天的一線，就成了前線將領的奪命符。

徐州“剿總”的副總司令杜聿明，早就覺得郭汝瑰這個人不對勁。

他后來被俘了才說，自己不止一次想當著蔣介石的面，問問這個郭汝瑰，為什么老是改已經定好的計劃，把部隊往死胡同里帶。

可每次話到嘴邊，看見蔣介石和參謀總長顧祝同對著郭汝瑰的報告連連點頭的樣子，他又把話咽了回去。

他心里清楚，這時候跳出來反對，不但改變不了什么，還會讓老蔣覺得自己不聽話，丟了信任。

杜聿明他們私下里管郭汝瑰叫“小鬼”，因為他個子不高，在黃埔系里資歷也淺。

但他們誰都沒想到，這個“小鬼”，正是我方埋在國民黨心臟里最深的一顆釘子。

郭汝瑰設計的作戰方案，最毒的地方就在于，從純軍事角度看，一點毛病都挑不出來。

它邏輯嚴謹、條理清晰，就算杜聿明這種身經百戰的老將，也只能憑直覺感到“不對勁”，卻沒法一針見血地指出哪里錯了。

就拿黃百韜兵團被圍之后，郭汝瑰在南京緊急軍事會議上提的解圍方案來說。

這個方案簡直可以寫進軍事教科書：集中所有飛機大炮，命令邱清泉和孫元良兩個兵團，一個從東往西打，一個從西往東打，兩邊同時用力，把包圍圈撕開一個口子，把黃百韜救出來。

蔣介石一聽，當場拍板，覺得這計劃太完美了，馬上下令執行。

可命令傳到前線，邱清泉、李彌、孫元良這幾個兵團司令卻一個個愁眉苦臉。

他們哪里知道，這份“完美”的救援計劃，幾乎在南京會議室里出爐的同時，就已經通過郭汝瑰的秘密渠道，原封不動地擺在了淮海戰役總前委劉伯承、陳毅、鄧小平的桌上。

這個計劃的陰險之處在于，它利用了國軍唯一的選擇。

在當時的情況下，這確實是救黃百韜的唯一辦法。

但執行這個計劃的每一步，都正好踩在我軍預先挖好的坑里。

它表面上是伸向黃百韜的救命稻草，實際上是把更多國軍往包圍圈里引的誘餌。

郭汝瑰還精準地利用了國軍內部最要命的毛?。号上刀窢?，將領之間互相拆臺。

他太清楚邱清泉和李彌這幫人的小算盤了，讓他們真心實意、不計代價地去救別人，比登天還難。

邱清泉向來看不起非黃埔嫡系的黃百韜，巴不得他完蛋。

果然，邱清泉和李彌的援軍，剛一碰到我軍的阻擊部隊，立馬就停下來不走了。

任憑徐州的杜聿明怎么發電報催，他們就是找各種借口磨洋工，說什么“部隊傷亡太大，需要整補”，實際上就是想保存自己的實力。

當時在杜聿明前進指揮所的副參謀長文強后來證實，那時候杜聿明的命令已經不好使了。

邱清泉是鐵了心不動，李彌更是擺出了一副“邱清泉走一步，我才走一步”的架勢。

被圍在碾莊的黃百韜，在一天天的絕望中，等來的不是友軍的炮聲，而是四面八方越圍越緊的解放軍。

他臨死前說的那些話，既是對南京高層瞎指揮的控訴，也是對那些見死不救的“友軍”的怨恨。

郭汝瑰不動聲色地，把一張軍事地圖，變成了一張精準的人性弱點分析圖，把國軍內部的腐朽和猜忌利用到了極致。

李以劻作為蔣介石的“忠臣”，把他聽到的這一切，一次又一次地用密電發往南京。

但這些關系到幾十萬人生死的前線實情，就像投入了另一個時空，蔣介石那邊沒有任何反應。

他好像聾了一樣，對這些血淚警告置若罔聞。

他依然選擇相信那個他眼中的天才參謀郭汝瑰。

甚至后來，國防部次長劉斐（他也是我方的人）和郭汝瑰互相指責對方是間諜，鬧到了蔣介石面前，蔣介石的處理方式，也僅僅是把兩人叫來，勸他們要“精誠團結，共赴國難”。

這種匪夷所思的“信任”，最終把國民黨在大陸的軍事力量徹底送進了墳墓。

直到最后被圍在陳官莊，杜聿明才徹底看明白，不是他打不過，而是整個指揮系統從根子上就爛掉了，蔣介石早就被郭汝瑰玩弄于股掌之間。

李以劻的電報，是那艘正在沉沒的巨輪上最后的幾聲汽笛，尖銳又無力。

他本人在淮海戰場僥幸撿回一條命，幾個月后，于1949年8月在福州帶著手下的部隊選擇了起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