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榮桓勤務員問謝有法：王鳳鳴是不是強渡大渡河“十七勇士”之一

1942年初夏，魯西南夜雨連綿，115師前線指揮部的煤油燈發出微弱亮光。各處戰況電報不停傳來，可羅榮桓的注意力卻落在一份名單上：即將押解去延安服刑的王鳳鳴。這位成名甚早的福建籍紅軍干部，眼下卻成了內部頭疼的叛逃隱患。兩年后，他果然出逃投敵，并以化名“楊步仁”在日偽隊伍里興風作浪。本篇文章由此展開，重訪王鳳鳴從紅軍干部到漢奸的蛻變脈絡，也順帶澄清一樁被誤傳多年的“十七勇士”之說。

時間稍往前推。1935年5月，中央紅軍飛奪瀘定橋，22名勇士強渡大渡河，此事在軍中廣為流傳。若干年后，“強渡大渡河的十七勇士”這個說法在民間漸成口口相傳的傳奇，名字卻五花八門，其中就有人把王鳳鳴硬拽進了隊伍。2005年，老八路王匯川編撰《羅榮桓元帥功著山東》時專程進京求證，他在謝有法家里拋出了那個困擾多年的問題。“那人是不是當年渡大渡河的勇士？”謝有法聽完，搖頭斷言：“不是。”短短兩個字，給傳聞畫了句點，也讓王匯川得以安心寫書。

弄清楚這件事，不止為了厘清史實，更關乎湖西“肅托”事件的來龍去脈。1938年底，685團開進湖西，與地方抗日力量合編為蘇魯豫支隊。半年后根據地急劇膨脹，人員成倍增加，國民黨“溶共、防共”的陰影又壓了過來。就在干部流水線般擴張的當口，王明路線和康生“照搬蘇聯經驗”的肅托風吹到了這里。多數基層干部連“托洛茨基”是何人都沒聽說，卻在文件里被指成“托派同伙”。

湖邊地委組織部長王須仁主持調查，方法粗暴，拘押逼供，材料漏洞百出。王鳳鳴當時任四大隊政委，本可剎車，卻緊跟風向。白子明也站在“審查先行”一邊。于是從干部學校擴散到區黨委，一條“肅托”鏈迅速扣下。梁興初、劉世民等大批骨干被捕，部隊內部幾乎崩盤，湖西根據地面積驟減，多個縣城成了“真空地帶”，日偽趁隙長驅。

1940年春，山東分局派羅榮桓火速赴湖西處理爛攤子。羅的原則清晰：先停手、后甄別、再恢復生產。為求穩，他沒有立刻采取一次性清洗，而是主張分批審定。白子明被降級為預備黨員，王鳳鳴則暫留團級職務待觀察。這里的“緩手”在戰地組織管理中常見，但代價是風險。在押送王須仁回魯南途中，王須仁自殺（亦有人稱被槍決）。信息傳到王鳳鳴耳中，他瞬間慌了。

1942年3月的一個夜晚，115師師部燈火管制。哨兵換崗時，王鳳鳴借口巡查輜重，溜出防區，投向郝鵬舉偽軍。隨即改名“楊步仁”，充當聯絡官，組織數千人圍攻根據地。據不完全統計，僅1943年湖西多處村鎮被襲擊，傷亡群眾近千。羅榮桓命令張愛萍率一個旅，實施“打連成面、面連成片”的清剿，一連搗毀了王鳳鳴盤踞的李集、沙土、劉莊三處據點，但目標還是漏網。

關于“十七勇士”的誤傳，多源于1937年八路軍整編時的一份干部登記。王鳳鳴在登記表格“參加重要戰役”一欄寫了“飛奪瀘定橋”，數年后被人轉述成“強渡大渡河”。檔案中，飛奪瀘定橋與強渡大渡河屬于同一戰略行動，但人員、時序并不重疊。謝有法之所以反感，是因為他本人參加過長征，對名單爛熟于心。再加上王鳳鳴后來走向對立面，謝有法更不愿讓這人站在英雄名單里“蹭熱度”。

1945年8月，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華東野戰軍挺進徐州賈汪一帶時，偵察兵意外抓到一個自稱“楊步仁”的瘦高漢子。可沒人把他和數年前的王鳳鳴對應起來，他抓住機會謊稱自己是被偽軍“綁架當官”，糊弄過去。當崗哨松動，他趁亂跑了。此后再無確切下落。到上世紀五十年代清匪反霸，大量檔案重檢，才最終確認“楊步仁”就是當年的蘇魯豫支隊政委王鳳鳴，案件被標注“畏罪潛逃”。

王匯川在書稿里引用了謝有法的原話，算是蓋棺定論：王鳳鳴參與過長征，也算老資格，但既非渡河勇士，更談不上革命楷模。湖西“肅托”造成的損失，他負有重要責任；改投日偽后，更添層層血債。羅榮桓當年兩度手下留情，終歸沒有換回悔改。留到今天，只剩一條曲折又殘酷的警示：紀律邊界一旦松動，錯案或許能補救，叛變卻再難回頭。

對比同屬四大隊的梁興初、李德生等人渡過整肅烽火后繼續前進，王鳳鳴的行止令人唏噓。嚴格的黨紀與人情的尺度之間，其實沒有模糊地帶；歷史對每個選擇都作出了清晰標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