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任羅榮桓的警衛員，叛變后羅帥親自下令：一定要把他抓回來

1941年2月的一天夜里，湖西大堤上飄著細雪，哨兵剛換崗，就傳來急促的腳步聲——蘇魯豫支隊四支隊政委王鳳鳴不見了。三張空被褥、幾片腳印，留給戰士的只有疑惑。而在一百多公里外的八路軍一一五師師部，羅榮桓剛剛批閱完電報，抬頭望向燈罩，沉默數十秒后說道：“此人必須追回。”同屋參謀至今記得那句話的低沉，卻帶著不容置疑的力道。

把時針撥回到1938年12月。那時，蘇魯支隊剛踏進湖西平原，曠野里只有零星堤壩和幾間草屋。彭明治、梁興初、王鳳鳴率部與湖西本地抗日義勇第二縱隊合編，番號改作蘇魯豫支隊，短短半年擴充到八千人，橫亙津浦線上下兩百里。王鳳鳴出任四支隊政委，兵強馬壯，風頭一時無兩。戰友們私下議論：此人年輕、精細，又曾跟在羅帥身邊做過警衛員，將來前途無量。

然而，局面在1939年7月急轉直下。湖西地委組織部長王須仁忽然呈上一份《托派名單》，數十名基層干部赫然在列。王鳳鳴聽罷勃然大怒，旋即下令搜捕。刑訊逼供伴隨而來，三天之內，拘禁人數就突破一百。梁興初幾次勸阻：“先核實，再動手。”王鳳鳴卻搖頭：“形勢緊迫，寧可錯殺，不可放過。”語氣透出一種焦躁的自信。

消息像穿林之風，很快傳到冀魯豫支隊。楊得志翻閱那份電報，心生疑竇：“托派真有這么多？”深夜，他把電報拍到桌上，對通訊參謀說：“發給羅政委，一字不漏。”與此同時，彭明治也調轉馬頭，從鐵路東段連夜趕回湖西。可等他抵達四支隊，王鳳鳴已將梁興初關進破廟，還揚言連彭明治也要“接受審查”。

1940年1月下旬，羅榮桓攜警衛連秘密抵達湖西。簡短問訊后，他讓衛士押來王鳳鳴。羅帥攤開繳獲的口供，逐條發問。對話只持續了二十分鐘，漏洞卻像篩子一樣：沒有經辦人簽名、沒有指紋、沒有證人。羅帥停筆，目光銳利：“還有什么要補充？”王鳳鳴低頭，喉結滾動，卻一句話也答不上來。

經復查，被捕的兩百余名干部全部平反，王須仁畏罪吞槍。此時按軍法將王鳳鳴問斬并不困難，可羅榮桓仍然希望老部下能將功折過。最終，蘇魯豫支隊機關發出通報：王鳳鳴留隊觀察，調離原崗位。誰也沒料到，他心中恐懼與怨恨的種子已深深埋下。

1941年春節剛過，王鳳鳴偷取數份密電碼本，趁夜順運河向南潛逃。沿途他曾對一名舊識耳語：“跟我走吧，外邊的世界大著呢。”這短短一句，對話不足十五字，卻把他的心思暴露無遺——逃，并策反。事發后，一一五師司令部發布追捕令，羅榮桓在批注中寫下七個字：“一定把他抓回來。”

追蹤從湖西延伸到淮河，再到皖北。沿途百姓提供的線索雜亂：有人說他被日軍截住；有人說他化名當了鹽販；還有人聲稱見他在徐州車站出現過。1943年，敵后情報里忽然出現“王某”字樣，據稱主持汪偽蘇北保安司令部機要，可惜并未坐實。戰爭硝煙四起，大量信息沉入混沌。隨著抗戰進入相持后期，關于王鳳鳴的確切足跡漸漸在檔案里失焦。

1950年6月，上海市公安局清查特務網絡，在一處租界舊宅發現一張破損的八路軍訓練合影。照片背面寫著“1937·狼牙山·王鳳鳴留”。這條線索最終無果，但再度提醒人們：這個曾經意氣風發的老紅軍，還可能活在暗處。

回頭看王鳳鳴的性格，復雜到難以簡單歸類。早年在長征路上，他跌傷腿時硬是拒絕留守療傷；跟隨羅榮桓多年，也算見多識廣。可一遇到“肅托”這把利刃，理智瞬間潰敗。有人認為他被王須仁蒙蔽，有人認為他權力欲膨脹，更有人斷言是個人私德出了問題。究竟哪一種占比更大，無檔案能給出精準答案，但后果卻真實存在——幾百名干部聯系被切斷，湖西根據地元氣大傷。

值得一提的是，此后華北各地對“托派”問題的處理，再不敢輕言“寧可錯殺”。延安整風也把“審查材料必須見人見物見證”寫進規定。教訓來得慘烈，卻也讓后來者懂得：組織紀律不等于私刑，“忠誠”二字不能靠口供堆砌。

關于王鳳鳴的最終結局，坊間版本眾多。比較靠譜的一說是1944年春，他在宿遷附近為日軍帶路時遭游擊隊伏擊，被流彈擊中后墜入洪澤湖。但缺乏尸體、缺乏官方記錄，真偽難辨。也有人聲稱，1952年他改名“王德泰”在湖北蘄春被捕，后因證據不足從監牢消失。檔案室的卷宗翻到最后一頁，還是一句 “下落未明”。

歷史寫到這里，并不會給出圓滿收束。羅榮桓在1955年授銜那天，軍功章映著燈光，有記者提到湖西肅反，他只淡淡說：“錯誤已糾正，關鍵是教訓不能丟。”此話分量極重，與其說是在追念故人，不如說是在提醒后來人——刀鋒向外，敵人清楚；刀鋒向內，須加十二分謹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