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培軍談《光宣詩壇點將錄》的箋證與傳統注疏學的未來

王培軍（蔣立冬 繪）

汪辟疆撰寫的《光宣詩壇點將錄》，按照《水滸傳》梁山好漢一百零八將的順序，將晚清光宣以來的一百九十二個著名詩人排了位次。上海大學中文系教授王培軍所撰的《光宣詩壇點將錄箋證》，對書中所涉及的詩人，征引相關文獻，逐一作了箋證，并對汪辟疆的安排也作了扼要的評述。本書2008年初版，2025年校訂再版。《上海書評》對王培軍教授進行了專訪，請他談了此書箋注的過程以及e時代傳統注疏之學的命運和未來。

《光宣詩壇點將錄箋證》，汪辟疆著，王培軍箋證，中華書局，2025年6月出版，937頁，168.00元

今年6月，您的《光宣詩壇點將錄箋證》（以下簡稱“《箋證》”）由中華書局再版了，這是《箋證》的第二版，距2008年的初版，時間已過去了十七年，您有什么感想，現在對這部《箋證》還滿意嗎？

王培軍：是的，時間很快，轉眼過去這么多年，感想自然是有的。《箋證》本是我的博士論文，當時下了功夫，答辯效果也很好，答辯委員會的諸位學者都予以了一致肯定，《箋證》出版之后，亦有不相識的前輩，予以了較高評價，如黃裳先生等。所以我自己也還比較滿意。但從現在來說，我對《箋證》當然也不能那么滿意了。我記得2017年《箋證》獲得首屆宋云彬古籍整理獎時，我在獲獎感言中說：“十年以來，我的閱歷漸次加深，讀書也比那時要多，知識思想不無增進，人也正式步入中年，不復是當初的輕率和無畏，回視當年的那個《箋證》，就沒有那時那么地滿意了。”那個話是真的。其實我認為人對自己是不容易滿意的，至少我本人是這樣，當然也有學者對自己是沒有不滿意的，那是我所羨慕的。

汪辟疆的《光宣詩壇點將錄》是近代一部有名的“點將錄”，也許可以說是最有名的“點將錄”，其影響大大超過它所仿的《乾嘉詩壇點將錄》，也為后來的錢仲聯所撰寫的《順康雍詩壇點將錄》《道咸詩壇點將錄》《近百年詩壇點將錄》等所不能比，但無論如何，學者一般都認為它是游戲之作，不能太當真，您是出于什么考慮，將此種游戲之作選作為自己的博士論文題目的？您不在意受到同行學者的質疑嗎？有沒有受到一定的壓力？

王培軍：我作《光宣詩壇點將錄箋證》，主要有兩個原因。第一是我必須在規定時間內完成一篇博士學位論文。寫博士論文，是有嚴格的時間限制的，所以題目不能太大，又因為是博士論文，字數有規定，一般要有多少萬字，所以題目也不能太小，太小是寫不夠字數的。我當時在考慮寫博士論文的時候，曾經擬想過好幾個值得寫的題目，如“清代家學考”等，但都覺得“茲事體大”，不易著手，尤其是想寫皖桐的鄉先賢明清之際的大學者方以智，當時動手搜了不少材料，但后來終于覺得時間來不及，工作量也大，我不想敷衍成篇，自欺欺人，所以最后決定退而求其次，只做個比較容易的，即以箋注《光宣詩壇點將錄》為博士論文。

當然，我之所以做《光宣詩壇點將錄箋證》，更深層的原因，是我那時因為受到陳衍《石遺室詩話》的影響，詩學方面的興趣較多地轉到了晚清的“同光體”。我對晚近的同光體詩人發生興趣，最早可以追溯至大學時代，可能是1991年，我買到一本陳聲聰的《兼于閣詩話》，讀了之后，我對于晚近名家如陳散原、梁節庵、李墨巢、夏吷庵、陳病樹等，饒有興味。像李墨巢、陳病樹等，也是錢鍾書先生的《談藝錄》《管錐編》提過的。后來又讀了錢基博的《現代中國文學史》及錢仲聯的《夢苕盦詩話》《夢苕盦論集》等。1996年，錢先生的《石語》出版了，我又買來讀了，對于里面的關于易順鼎、曾廣鈞、鄭孝胥等苛刻而又有趣的批評，更是為之絕倒。當然我最主要還是因為讀了陳衍的《石遺室詩話》，而對于晚近的同光體有些耽嗜了。那時我認為無人不讀、無人不能背幾首的唐詩宋詞，是用不到再讀了，而同光體詩人則是一般學者所不甚知曉的。我那時候比較年輕，對于讀書之事，以比別人知道得多一些為樂事，子夏說的“日知其所無”，在我那時是差不多做到的，而一般意中所有的，我那時也就不那么用力了。

至于說《點將錄》是“游戲之作”，確是有人的。不過，從本質上說，文學本身不就是“游戲”嗎？至少西方學者是有這樣主張的，這是念過《文學概論》的人都知曉的。但是“游戲之作”也可以不作“游戲”看，而作為“詩史”看的，它是什么沒關系，問題只在你想怎么看，你看出了什么？《西游記》可以看作“證道書”，《三國演義》可以看作“兵書”，《紅樓夢》可以看作“階級斗爭史”，“六經”也都可以看作“史”。《點校錄》之堪作為“詩史”，是毋庸置疑的。汪辟疆在其晚歲所增訂的《光宣詩壇點將錄》中，亦確有“詩史”的用意。我在《光宣詩壇點將錄箋證》的“前言”中，特別提出“詩史”之分“嬗變詩史”和“分布詩史”的說法，以為《點將錄》的本質，就是“人物位次錄”，所以正好可以作為“分布詩史”。我的那個提法，自以為還是有新意的。我為《點將錄》作箋證，就是視其為具體而微的近代詩史的。

您認為《光宣詩壇點將錄》可作為近代詩史觀，那么汪辟疆在《點將錄》中的“點將”，都是公允切合的嗎，您是否認為有不當處？

王培軍：《光宣詩壇點將錄》所擬大多是切的，如以王闿運為晁蓋，以陳三立為宋江，以鄭孝胥為盧俊義，都是至當不移的。以袁昶、范當世、樊增祥為五虎將，以晚清四大詞人為水軍頭領，以寶廷為小旋風、李慈銘為撲天雕、曾廣鈞為浪子燕青、黃遵憲為武松、沈曾植為楊志、梁鼎芬為朱仝、康有為為戴宗等，也大體是得當的。但也有可議的。其中第一個可議的，是陳衍作“神機軍師朱武”，朱武是地煞星的首座，在梁山位置固不低，但比起陳衍在晚清詩壇的地位，還是太不匹配了。錢鍾書記《石語》中有一條，說見到汪辟疆，知陳衍以《點將錄》中僅比之朱武，頗為不悅。錢先生加按語云：“余亦以為辟疆過也。”從錢的語氣看是平允的，倒也不是因為與陳衍關系好，為作左右袒。錢仲聯在《近百年詩壇點將錄》中，則以陳衍為“智多星吳用”，那是極切合的。錢仲聯的《點將錄》1983年初刊于中山大學中文系編的《中國近代文學研究》，后又有改本，1986年收入中州古籍出版社的《三百年來詩壇人物評點小傳匯錄》，則易為“入云龍公孫勝”，中華書局本《夢苕盦論集》所收《近百年詩壇點將錄》同于《三百年》本，安徽教育出版社的《當代學者自選文庫·錢仲聯卷》所收的《點將錄》，則據的是初刊本。但就是擬作公孫勝，也是遠勝于擬作朱武的，畢竟天罡、地煞，還是有根本不同的。《世說新語·品藻》中有一條，說溫嶠是當時名士的第二流之高者，每當名輩共說人物，第一流將盡之際，溫嶠臉上就掛不住。從這可見名士是如何重視等第的。陳寅恪先生講學者須“預流”，其“流”字實即暗本于魏晉人的第一流、第二流的“流”。將陳衍貶為“地煞星首座”，陳衍對此不高興，可以理解。當然，陳衍如氣度更好些，也可付之一笑。其他可議之處，如林旭之為五虎將，其實是不夠格的。林旭為“戊戌六君子”，只有二十四歲，其詩早熟，學后山，平心論之是做得好的，但邊幅稍窘，體量也不大，只寥寥一卷詩，加上補遺、外集，也不過二百首，實在難為大家。比林旭小三歲的陳曾壽，林旭視之亦有不及，就不必說才情聲名一時無兩的易順鼎了，易順鼎也只擬作黑旋風，而陳曾壽只是小李廣，林旭怎堪作豹子頭？又如張佩綸、俞明震、夏敬觀為地煞的宣贊、孫立、魏定國，而丘逢甲、程頌藩、蔣智由，卻作天罡的雷橫、解珍和石秀，都是抑揚失當的。無論如何，俞明震、張佩綸、夏敬觀的詩，比起丘逢甲、程頌藩和蔣智由來，是要好得多、不可同日語的。但汪《錄》之擬，較之錢仲聯的《點將錄》，大體又要正確得多。錢《錄》是以黃遵憲為宋江、丘逢甲為盧俊義，這就從根本上錯掉了，其以金和為大刀關勝，以蘇曼殊為行者武松，也是一見即知其謬悠的。至以鄭孝胥、汪精衛、梁鴻志、黃秋岳為鐵叫子樂和、鼓上蚤時遷、金毛犬段景住及白日鼠白勝，那也都是從為人著眼，而無關乎詩學。其實“孔雀雖有毒，不能掩文章”（王世貞論嚴嵩語，見《弇州續稿》卷二《袁江流鈐山岡當廬江小婦行》），不一定人好詩就好，人壞詩就壞，且不說人的好與壞，有時有深刻的復雜性，正復難說。

《箋證》是您花三年時間完成的，后記中說翻閱的書近千種，還有大量近代的報刊雜志，這個具體的過程能談談嗎？也就是說，當時您是如何找書、看書的？

王培軍：我那時是用笨辦法做的。我的第一步是把《光宣詩壇點將錄》看熟了，《點將錄》總共不過三萬馀字，這個是容易事。第二步我就根據這個《點將錄》，把《點將錄》中所涉及的一百九十二位詩人，一一摘出來，然后據此名單，去看有關的目錄書，主要是看三大冊三千馀頁的《清人別集總目》，——《總目》出版于2000年，定價三百八十元，我那時買不起，校圖書館也只有一部，只能在閱覽室看，不能借——去把每一位詩人的詩集，從《總目》中鉤摘出來，包括每種集子的藏地，也注于其下。《清人總集別目》著錄經常不準，也有不少錯誤，它的編法，基本上是從目錄到目錄的，但它的體例不錯，它不但著錄別集的名字，也著錄不同的版本及藏地。那時另外還有一種《清人詩文集總目提要》，是柯愈春著的，也是三大本，也是可以參考的。就這樣我自己編了一份近代詩人的詩集目錄，我就根據這個目錄，去圖書館一本一本調書出來看。

華東師范大學圖書館古籍部的閱覽室，那時還是紙質索書卡片，放在木制的抽屜中，排成一大排。在那之前，我曾把一百多個抽屜中的書目卡片，估計有數萬張吧，連抽屜搬出來，放在桌上逐張翻看過。我所要看的一百九十二位《點將錄》中詩人的集子，其十之五六，師大圖書館都是有藏的。我閱讀起來頗為方便，只要從宿舍去圖書館，一本本填寫索書卡，把要看的書調出來看就可以了。那時我幾乎每天都是在圖書館中度過，起先我邊讀邊做筆記，后來發現做筆記比較耗時間，我就做了一個決定，花了兩千塊錢，買了一個在當時可算先進的數碼相機，把看到的要用的材料，用相機拍下來，晚上回到宿舍，再拷到電腦中，加以整理。這節省了我的很多時間。我認為這是一個明智的決策，同時亦深刻認識到，做學問必須花錢。我們小時候聽慣的美國人的名言“時間就是金錢”，其實可以倒過來說：“金錢就是時間。”做學問是人世間最花費時間的一件事，但有時也可以用錢沖抵。我前后所拍的照片，大概有兩萬多張，那個相機在我的論文完成后不久，也就因為使用過于頻繁而報廢了。但是我還保存著那個壞掉的老相機，以為紀念。

看過華師大圖書館的部分，我就去看上海圖書館、復旦大學圖書館的書。在上海我主要看了這三個圖書館的藏書。看完了上海的，我就專程去北京，看國家圖書館的書，那大概是2005年的夏天。在北京我還看了科學院圖書館的書，那個圖書館的規定，非常過分，每次填單索一種書，都必須交手續費，幾塊錢我忘了。如果要拍照，以頁論價另算，一頁五塊錢還是十塊錢，我記不清了。國家圖書館拍照也要給錢，但便宜一些，可以勉強接受，但也不能拍得太多，只能盡量手抄。我在北京集中看了十多天，那個夏天相當的熱，但我那時年輕，好像不覺得有什么。我是住在國家圖書館的本部邊上，每天早上坐公交車去北海那邊，看老館的線裝書。因為每天都有發現，所以并不以為苦，反而有一種樂趣。后來我還去了杭州的浙江圖書館，但浙圖要看的少，大概也只有十馀種了。

看完了詩人的別集、文集，我又回到學校圖書館，在近代期刊部專門看晚清民國的報刊。那時我所看的刊物，如《青鶴》《庸言》《甲寅周刊》《甲寅雜志》《國粹學報》《同聲》《學衡》《國風報》《國史館館刊》《學海》《學術世界》《國學商兌》《國學論衡》《國學專刊》《國專月刊》《國藝月刊》《民彝》《文字同盟》《古今》《逸經》《雅言》《制言》《華國》《中和月刊》等，除非期數有缺，一般都是從頭翻到尾的，當然也是邊看邊拍的。《甲寅周刊》《甲寅雜志》都是章士釗主編的，《光宣詩壇點將錄》最初是刊于1925年《甲寅周刊》第一卷五-九號的。1934年，《點將錄》又再刊于陳灨一主編的《青鶴》第三卷二-七期。《青鶴》的名字來歷很古，它是本于《拾遺記》的：“幽州之墟，羽山之北，有善鳴之禽名青鶴。世語曰：‘青鶴鳴，時太平。’”陳灨一號甘簃，他的《甘簃詩文集》，收于《近代中國史料叢刊》，我那時也是看過的，但沒有徵引，未列于《箋證》后所附的參考文獻。那時所經眼的文獻，包括一百九十二位詩人之外的許多別集，有不少后來都沒有用。《青鶴》所刊的東西很多，其作者亦多名流，那是《甲寅》所不能及的。《甲寅》和《青鶴》是我那時最先看的兩種刊物。與《甲寅》齊名的《學衡》，所刊載的東西，也比《甲寅》要豐富，《箋證》采取的也更多。像《庸言》則是連載陳衍《石遺室詩話》的，《國學商兌》《國學論衡》《國學專刊》《國專月刊》等更是發表陳衍著述的陣地，那也都是較早去讀的。因為《點校錄》中有章太炎、劉師培和黃侃，那就不僅要看他們的著作集，也要去看章主編的《制言》《華國》和鄧實等編的《國粹學報》。《雅言》是太炎弟子主編的，也多刊章、黃及劉師培的文字。錢仲聯主編的《學海月刊》，多刊沈曾植、冒廣生等人的著述，錢仲聯本人注的《海日樓詩》，也是在此刊連載的。但華師大圖書館藏的《學海》，可惜是不全的。至于汪辟疆所參與的《國史館館刊》，則專門發表近人的傳狀和碑志，于我的《箋證》尤其有用，但此刊可惜僅出了五六期，后來就停刊了。我在黃稚荃的《杜鄰存稿》中，還看到汪辟疆為編《館刊》而與黃起爭執的事。

我的《箋證》出版后，這些近代的刊物，有不少種都影印了，如國家圖書館出版社影印的《甲寅雜志、甲寅周刊》《青鶴》，中華書局影印的《國風報》《庸言》，上海書店影印的《華國月刊》，廣陵書社影印的《制言》《逸經》《古今》，鳳凰出版社影印的《國專月刊》等等，可以方便地閱覽。再到后來，這些期刊不但在國圖網可以隨時閱覽，也有許多途徑獲得電本，那就更為方便了。但我那時條件沒這么好。

箋證類的書，一般篇幅都較大，因為注釋人物、事件、典章、典故等可無限深挖，您是如何確定注釋的體例和邊界的？

王培軍：關于注書的體例，我已寫于《箋證》前的凡例中了。當然還可以補充說一些。注《光宣詩壇點將錄》，主要涉及的有三件事：一、詩人的生平；二、關于詩的批評；三、所涉及的本事。另外還有《點將錄》中所用的典故，但這個不是重點，這與一般注詩是不同的。又因為是論詩的著作，所以基本不涉及典章制度。

關于詩人的生平，我所定的做法，是為每一位詩人寫一個小傳，簡要敘述其生平、著作，并確定生卒年，有時也旁及交游。小傳的寫法，我自己定了條例，寫哪些和不寫哪些，都是經過仔細考慮，而絕非隨意的。大概言之，小傳內容要包括字號、籍貫、科第及仕途履歷，這些都是客觀性的，須字字有根據。在小傳的最后，則必注明所據材料的出處，這是我尤為著意的。小傳的撰寫，我較多地用了錢儀吉輯的《碑傳集》、繆荃孫輯的《續碑傳集》、汪兆鏞輯的《碑傳集三編》、閔爾昌輯的《碑傳集補》，及今人錢仲聯的《廣清碑傳集》、卞孝萱編的《民國人物碑傳集》《辛亥人物碑傳集》及四川人民出版社的《民國人物碑傳集》等。這是使用碑傳的情況。至于所用的史傳，則主要用了《清史稿》《清史列傳》和中華書局影印的十四大本的《清國史》。另外，還有許多近人所撰的年譜及文集中的碑傳，年譜較多使用了北京圖書館出版社的《北京圖書館珍本年譜叢刊》和臺灣商務印書館的《新編中國名人年譜集成》。其實，十之六七的詩人，尤其是名氣大的詩人，是不缺材料的，而小部分的詩人，因為名氣比較小，“名不見經傳”，材料就很缺乏，小傳的撰寫，也就比較費力，必須多方去搜羅。對于這部分的小傳，我除了要去翻查《清代硃卷集成》《清代官員履歷檔案全編》等，還搜覽了大量的建國后修的縣志，以及詩人所在縣的《文史資料》。我的原則本不用白話文的傳，但實在需要用時，只能破例。如陜西醴泉縣（今作禮泉）的宋伯魯，我本用了胡思敬《戊戌履霜錄》、湯志鈞《戊戌變法人物傳稿》及《清代人物傳》中的《宋伯魯傳》，但是還不夠，我還知道《禮泉文史資料》第七輯中有一篇《宋伯魯生平大事年表》，但是那個《禮泉文史資料》，上海本地的圖書館沒有藏本，后來只得請友人鐘錦、李欣兩位，在其回西安過年的時候，為我在西安的圖書館找到了，并復印了一本，花了四十多塊錢。鐘錦為此大吃一驚，覺得花這個錢復印這種書，實在冤枉不值。與宋伯魯一起的還有陜西三原人陳濤、咸陽人李岳瑞，陳濤是吳宓的姑父，李岳瑞則是近代有名的人物，對于這兩個人，我也用了建國后修的《三原縣志》及《咸陽文史資料》。其實那都是沒有辦法的事。

關于詩的批評，是《點將錄》中最主體的部分。《點校錄》之詩學的主要價值，亦在于此。汪辟疆對于《點將錄》中詩人的批評，有三種形式，即：一、人物贊，二、論詩詩，三、給每人下的評語。人物贊和論詩詩都是押韻的，不僅寓有批評、本事，還包含典故。典故的注我后面再說。關于批評和本事，則不僅要讀詩人別集，而且尤其必須要讀晚近的詩話及筆記。晚近人的詩話，幸虧此前已經讀過了張寅彭教授編的《民國詩話叢編》，那是2002年上海書店出版的，共有六大冊，收近人詩話三十余種。那也是我參加點校過的書。寅彭教授手上所有的近人詩話，沒有收入《叢編》，后來收入其所編的《清詩話三編》的，我也都從他那里借閱了復印件，如袁祖光《綠天香雪簃詩話》、潘飛聲《在山泉詩話》、李之鼎《宜秋館詩話》等。特別要提的是，那時還有一種大著作，就是錢仲聯編的《清詩紀事》，我也細讀參考了。《清詩紀事》是所有的《紀事》中最大的一種，江蘇古籍出版社的初版共二十二冊，一萬六千四百零八頁。我見到錢有一張“著作雙等身”的照片，錢拄著手杖，一邊就是這個大部頭的《清詩紀事》。后來2004年鳳凰出版社出了縮印本，四大冊。我在做《箋證》的時候，《紀事》是友人吳念庵先生借給我的，那時吳先生已六十多歲，從他的桂林路家騎自行車到中山北路華師大我的博士宿舍，把《清詩紀事》中咸同光宣等朝的六冊借我使用。我對他是很感謝的。大概到了2009年，我才在復旦大學附近一個舊書店買到了第二版的《清詩紀事》，花了一千元。兩年前，吳先生要散他的書，又把我喊去他的寓所，把那部初版的二十二冊《清詩紀事》，又送給了我。所以目前我手上有兩部《清詩紀事》。《清詩紀事》的體例是很怪的，它所有引的書，都是不注卷數的。這實在大大降低了其參考價值。據說錢仲聯是為了恨別人抄他，故意不注卷數（錢仲聯主編《明清詩文研究資料集》所刊的《〈清詩紀事〉一勺》，所引之書，均注卷數，可知本有卷數，后被刪去了），你如果從《清詩紀事》轉引，就不得不提它了。有的學者確是喜走捷徑從他人轉引材料，而又跳過不提，我的《箋證》出版后，也有人轉引我，而不提一字。我從近代報刊中也發現不少近人詩話，后來輯成為《校輯近代詩話九種》、《校輯民權素詩話廿一種》，那都是我當時讀近代報刊的副產品。

一般說來，批評家對于詩人所下的批評，大抵無須加注，也無所施其注。亦即批評與學問其實是兩件事，批評雖亦與學問有關，但用學問去對付批評，卻不是一件易事。批評的本質是判斷、悟性，而學問則是理性。談詩有時頗類參禪，它不是義學，是不講道理的，它首要的是心證。譬如說我們經常聽見初學者問：“這個詩好在哪里？”其實就是個錯誤的提問。因為如此一問，明明就是沒領略到詩的好，既然沒領略到好，問好在何處便是無意義的了。所以好與不好，只在感覺與領略，它是一種判斷，而無所用其注解。批評家的談詩，只好比美食家的談吃，全憑經驗與判斷，而不能加以推證。這就好比你絕不可能用語言分析的辦法對一個沒吃過或沒覺得荔枝好吃的人證明荔枝是好吃的一樣，而則天后說的那一句“食南海生荔枝，覺青李如嚼蠟也”，也只能是解者自解、不解者自不解了。不過，不是所有批評都是獨立的、原創的，批評亦多有來歷，批評家亦每受到有大力者的影響。這個是可以加注的。我的《箋證》中關于詩的批評，其用力之所在，就是注出其所本或所依傍之處。《光宣詩壇點將錄》中的關于詩人的批評，多可以考其所本，而其所本最多的，則為陳衍的《石遺室詩話》和《近代詩鈔》。錢基博的《現代中國文學史》論晚清詩人的部分也是如此。從這可見陳衍的詩學對后輩學人的深刻影響。此外，我的《箋證》還盡量輯錄同時的不同意見的批評，以與汪辟疆的批評進行參照。錢鍾書先生批評錢仲聯《韓昌黎詩系年集釋》，說《集釋》中“對付那些箋注家、批點家、評論家、考訂家”，“往往只邀請了大家來出席，卻不肯主持他們的會議”。我差不多也是如此，一般盡量節制，不去摻入我自己對詩人的批評，但還不至于“不主持會議”。大多時候，在每篇的后面，我會加一段總按語，以為簡括之評議或小結。錢先生在《談藝錄》中補訂任淵的山谷詩注，還說過：“略補數則，而評騭雌黃不以充數焉。”其言外之意，就是批評是當不得注的。這也是有的學者所不知曉的一個“義例”。

至于所涉及的本事，要想搞清來歷，則不用說是多翻覽近人的筆記，此外實無他法。例如梁鼎芬的那個贊：“其髯戟張，其言嫵媚。梁格莊，小衙內。眼中事，心中淚。”梁鼎芬有一部大胡子，當時非常有名，號為“梁髯”，其事在劉成禺的《世載堂雜憶》、徐凌霄的《凌霄漢閣筆記》中都有記載，可引以為注。至于其梁格莊的事，倒是《清史稿》中就有的。而所謂的“眼中事，心中淚”，也與其妻龔夫人移情別戀文廷式并與之同居有關，梁鼎芬有自題其書室極有名的一聯云：“零落雨中花，舊夢驚回棲鳳宅；綢繆天下計，壯懷銷盡食魚齋。”“零落”句有感而發，即是指其夫人事。這是李肖聃的《星廬筆記》中提過的。舉此一例，可以說明注本事是非讀雜書筆記不為功。我當時讀的近人筆記，最易得的較大規模的叢書是上海書店的《民國史料筆記叢刊》、山西古籍出版社的《民國筆記小說大觀》，兩種加起來，所收的已有四五十種，如重要的徐凌霄一士兄弟的《凌霄一士隨筆》、黃秋岳的《花隨人圣盦摭憶》等，都在其中了。上海書店本的《花隨人圣盦摭憶》字非常之小（上海古籍書店1983年本字較大，但那時已難得了），但當時也都通讀了，山西古籍社的點校錯誤多，但因為比較易得，看的時候，就看他們的本子，徵引則有時不得不換成別的本子，如沈云龍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中的影印本。《近代中國史料叢刊》實在是一部大書，共有三編、數千冊，里面有很多稀見的材料，極便學人，我翻此《叢刊》也翻得很熟，不僅史料筆記，有不少的近人別集，我用的也都是《叢刊》本。那時華師大圖書館有個閱覽室，有一部《叢刊》，開架陳列，師生可以隨手取閱。如復旦大學圖書館，《續修四庫全書》也是放在閱覽室，可以任意看。當然還有不收于叢書的較零散的筆記，那是通過姚佐綬等編的《中國近代史文獻必備書目》檢得書名，再去圖書館調閱的。

您撰寫此書時，數據庫檢索遠不如現在發達普遍，當時遇到什么困難，怎么處理的？

王培軍：在過去時代，一般注書實較著書為難。如錢澄之即云：“注書之難，難于著書。著書者，己為政；注書者，役焉而已。”（見《田間文集·重刻昌谷集注序》）錢鍾書先生也說過：學人從事文字著述，最容易的是編大部頭書，其次是論文，再其次是注釋，最難的是翻譯（見王水照《錢鍾書的學術人生》，26頁）。著與注的關系，就有些像藏物與找物。我的家鄉有句俗語：“一人藏物，十人難尋。”是有道理的。陳衍《石遺室詩話》中有一處，記其與沈曾植各把自己的詩給對方看，各有不知所用的典，就像唐代的王勃與張說，“以所作相示，各有不知出處”。沈曾植的詩，陳衍有讀不懂處，似乎是可以理解的，陳衍作的詩，博學的沈曾植也有所不解，那就可見讀詩的非易事了。注書當然也是如此，不一定你的學問好，就一定注得出來。今天有了數據庫檢索，情況又另當別論。

我在注《點將錄》時，只有注典故是用了電子檢索版的《四庫全書》。《箋證》中典故的注，其實是相對容易的，而且也不是《箋證》的重點所在。因為我注《點將錄》，主要的目的是將之視為近代詩史的，是要為汪辟疆的批評及所涉及的本事，考出其淵源，而非解釋他的字句、詞語，或者換言之，我的主要任務是研究，而不是為讀不懂文本的讀者做普及工作。但有些典故確也是要注的。那時已經有了可檢索的《四庫全書》，乾隆以前的古書，大抵可以方便地檢索而得。在沒有可檢索的《四庫全書》之前，注典故免不了也要查書，那就是傳統的工具書。在清代以前，就是類書，如《太平御覽》《佩文韻府》《駢字類編》《潛確居類書》《淵鑒類函》及《古今圖書集成》等。《古今圖書集成》是大家都知曉的存世最大的類書，有一萬卷、一億四千四百多萬字，是陳夢雷編的。在今天當然已經沒什么人用它了，似乎已經過時，但在民國時期，學者都還是極重視的。胡適在美國留學時，其家鄉有人以低價售此書，他的母親就借錢為他買到了。可見其為胡適所重視之程度。胡適非常重視工具書的使用，在《一個最低限度的國學書目》，大列工具書如《史姓韻編》《中國人名大辭典》等，而為呂思勉所笑。其實呂先生有些誤會了。陳寅恪也使用類書，而且很熟，這只要看他的《柳如是別傳》中引《佩文韻府》比勘程嘉燧詩的那一節，就可見一斑了。我還記得朱自清有一篇《論逼真與如畫》，也是用了《佩文韻府》，轉抄其材料，其《論雅俗共賞》的序中就老實供認了。我在做學生時，有次在一門古文字學課上，有位老師提起《佩文韻府》，說你們用不了《佩文韻府》，因為它是據韻部編成的，你們不熟平水韻！這位老師不知道上海書店影印本的《佩文韻府》，第四冊就是索引，只要會四角號碼，就能檢用。我當時心里是有些吃驚的。后來我知道有許多學文獻學專業的學者，連四角號碼也不會，也就心下釋然了。我還買過上海辭書出版社影印的《錦繡萬花谷》《海錄碎事》，以及《喻林》《壹是紀始》《三才圖會》等中小型的類書，當然也買過大部頭的《太平御覽》《淵鑒類函》。至于《古今圖書集成》，我自己就為它編過一個索引，固然也并沒有用過。我當然知道早就有英人翟理斯編的《古今圖書集成索引》、日本瀧澤俊亮編的《圖書集成分類索引》，但索引是以自己編的為好，別人編的未必適我之用。這也是陳援庵的治學經驗談，我認為是可以效法的。

我在使用《四庫全書》檢索時，仍是借徑了類書如《太平御覽》《佩文韻府》等，即并不是輸入一詞，讓它在《全書》中廣搜，而是先搜《太平御覽》等。前人詩文所使的普通典故，包括詞語，其實均可在類書中找到。我可以舉一個例子，以為說明。《點將錄》曾廣鈞篇有一首論詩詩，其語云：“奧緩光瑩稱此詞，涪翁原本玉溪詩。君家自有連城璧，后起應憐圣小兒。”此詩開頭的“奧緩光瑩”，是本于曾國藩詩的，其詳見《箋證》下冊第400頁、重印本下冊第406頁，此處姑不討論；其最后一句的“圣小兒”，我初以為就是指“圣童”，當時王闿運最稱賞的兩個后生，一為易順鼎、一為曾廣鈞，并號之為“圣童”“仙童”。如王闿運《與易實甫》：“昨與子大言兩‘仙童’之說，托其轉達，想未能盡言也。今海內有如祥麟威鳳，一見而令人欽慕者，非吾賢與重伯耶。”又《題環天室詩集》：“重伯圣童，多材多萟，交游三十馀年，但以為天才絕倫，非關學也。”可以注其本事。但后來讀到易順鼎的《病榻借樊山先生為余禳天詩韻、自述生平成長句一篇呈樊山先生、示由甫六弟兼諗親友及海內知我者》：“五歲聰穎純厚，能作韻語，人已呼為圣小兒。”也用了“圣小兒”三個字，才恍然此三字也有來歷。于是便用《四庫全書》中的《太平御覽》一搜，果然，在《太平御覽》卷六百十四“學部八”幼學類中就有，是祖瑩的故事。元人編的《韻府群玉》中也有此條。據《太平御覽》，可以再檢《魏書》卷八二、《北史》卷四七《祖瑩傳》，此三字的出處就找到了。過去的人，沒有檢索版的《四庫全書》，也是可以檢得到此事的，因為1998年印本《辭源》下冊2531頁、《漢語大詞典》第八冊665頁，也都收有此詞。

當然也還有其他的工具書，可供使用，如搜考近代的人物，也要用工具書。那時查得最多的是關于人物傳記的索引，有些近代不太有名的人因名不見經傳，考起來很不容易。如查近代的碑傳文，有陳乃乾編的《清代碑傳文通檢》、王重民等編的《清代文集篇目分類索引》、周駿富編的《清代傳記叢刊索引》；有的人物是有年譜的，則可以查楊殿珣編的《中國歷代年譜總錄》、謝巍編的《中國歷代人物年譜考錄》、來新夏著的《近三百年人物年譜知見錄》；如果查室名別號，那就有楊廷福、楊同甫父子編的《清人室名別稱字號索引》、陳玉堂編的《中國近現代人物名號大辭典》；人物的生卒年，則那時有江慶柏編的《清代人物生卒年表》剛出版，正好用。等等。就是近代報刊的篇目，也早有人編過《國聞周報總目》、《東方雜志總目》、《申報索引》及上海圖書館編的多卷本的《中國近代期刊篇目匯錄》，這且不說《越縵堂日記》，在民國時期，就有專在近代四大日記上下功夫的金梁編過三冊《索引》。不過今人多不大留心，不知道使用罷了。

陳援庵論注書，以為有兩種注法，一是“外進法”，一是“內進法”。所謂“外進法”，是不顧本書，但找外面相關材料按條列入，如黃汝成的《日知錄集釋》、吳士鑒的《晉書斠注》都是。所謂“內進法”，則是讀本書不懂時即向外查考之，他所教的“史源學”就是。見《中國史學名著評論》89頁、《史源學實習及清代史學考證法》107頁。援庵對于“外進”是不以為然的。援庵為學長于考證，他所教人的“史源學”，即是以檢書為能事。援庵在為中華書局本《余嘉錫論學雜著》作的序中，有一段說得好：

凡讀書博的人，常常不能深入；凡記憶力強的人，往往不肯勤查書。季豫先生讀書博，而又能用功勤。看他每天在書齋中搬書查書，不厭其煩，因甲書而牽涉乙書，因一句話而檢查大部頭的書，他總是樂此不疲，持之以恒。

這固然是對余嘉錫的一個極佳寫照，同時也完全可以視之為援庵本人的治學法。1956年3月，援庵的弟子柴德賡，在與援庵書札中，請其夜間勿進書庫查書，援庵答其書云：“半夜提燈入書庫是不得已的事情，又是快樂的事情，誠如來示所云，又是危險的事情。但是兩相比較，遵守來示則會睡不著，不遵守來示則有危險。與其睡不著，無寧危險。”（見《陳垣來往書信集》增訂本，594頁）正是一個絕佳說明。呂思勉中歲作《章句論》，其序中有云：“考證之事，貴于詳密，必能遍讀群書，搜集證據，乃可以無遺憾。此篇之作，僅憑記憶所及，翻檢得之，其不能無掛漏錯誤，固不待言。”則可見呂先生雖讀大書，無人可及，但卻是不太喜翻檢的，所以呂先生的考證，亦不能及陳、余二人之精。錢鍾書先生博覽群書，但亦不以考證為長，亦是為此。讀書與為了考證目標明確的查書，并不是一回事。

我在注《點將錄》時，如援庵所說的“外進法”“內進法”，其實是同時并用。我也不同意援庵輕視“外進法”，因為為《三國志》作注的裴松之，就正用的是“外進法”。我的大范圍去看書，以所得材料注《點將錄》，也得到了汪說之所本，同時，其他的批評材料，即非汪說之所本，也足與汪說比觀互印，這也是大有裨益的。當然，我也用了“內進法”，尤其是在注典故的時候，必須從本文出發，去向外搜檢查考。總之此二法并不矛盾，可以互補。

兩版《箋注》之間，有什么大的增刪改動嗎？

王培軍：此次新訂版，因為時間的關系，也因為興趣的退減，只是有節制地補訂了幾十處，所增的頁碼，較初版只多了八頁。其實，《箋證》在博士答辯時的定稿是六十萬字，2007年寄給中華書局出版，中華書局方面嫌字太多，篇幅太大，要求縮減，不然成本太高，因為我并無經費資助，所以也只有刪削一途，最后刪為四十五萬字。初版版權頁的字數作六十五萬字，其實所交稿的word本《箋證》正文是四十五萬字，加上前言、附錄，可能是五十萬字。《光宣詩壇點將錄》初本的《甲寅》本，是七千馀字，后來定本是三萬馀字。

我在《箋證》出版后，其實就將其束之高閣，不去管它了。一方面是我對于晚清的同光體詩人，已經是太熟悉了，所以有些厭倦；一方面則是高校的工作多，有許多事要對付，可支配的時間少。我自己讀書則多是無目的的“博覽”，或者說就是“雜覽”，正如《儒林外史》中馬二先生所屢誡的“雜覽”有害于八股文，“雜覽”也有害于學術研究，尤其現代的學術研究，是以專家為第一義的。像我這樣的讀書漫無歸宿，當然不能有成績。不過，我有時讀書，看見有關的或可以補訂的材料，也去取出《箋證》，批注于書頁邊上。當年遍覓不獲、還有印象的，有時想起也去用數據庫網搜一下，當然也另有一些，是友人告知的。我這次所補訂的，基本上出于此，并未作大規模的補訂。可以舉幾個較有趣的例子說。如被擬為大刀關勝的袁昶，汪辟疆評云：“漸西村人詩，硬語盤空，遣詞命意，不作猶人語。或有議其僻澀者，要非定論。句如‘大千人為物之盜，十二辰蟲如是觀’，知‘為’訓母猴，則不嫌生造也。”這里所引的袁昶一聯詩，是本于《近代詩鈔》所附的《石遺室詩話》，這在當時是注出了的，但此聯見于何詩，則當時曾將袁昶的《漸西村人詩初集》《安般簃集》等翻了幾遍，也都沒有找到，所以我在那條注中，就說“‘大千’句，今不見袁集”。因為當時確是翻了幾遍，所以語氣很肯定。后來讀段玉裁的《說文解字注》，看到爪部“為”字下，有“為，母猴也”，我立刻想起我的《箋證》中是把“為，母猴也”四字注作了“見宋羅愿《爾雅翼》”的。我沒有通讀過《爾雅翼》，此注是從《四庫全書》中檢索來的，之所以沒有檢到《說文》，我后來才知道，是因為《四庫全書》中的《說文解字》，把“正文”排作了小字夾注式的“注釋文字”，所以無論搜“為、母猴”，還是“母猴”“猴”，都是搜不到的。這個錯固亦事出有因，但也很令人慚愧。我因經此一刺激，覺得有必要去用“中國基本古籍庫”搜“大千”一聯，結果發現，此聯赫然見于袁昶《安般簃集詩續》丁集《觀蠶池口舊胡神祠中所藏鳥獸蟲豸數百具、胡巫以藥絮裝漬、毛骨未腐、植立如生、亦異觀也、戲綴以詩》八首之二，而且是我翻了半天書也找不到的，網搜只一秒。

不過，近代文獻有大多是網上沒有的，不能“網搜”。如《箋證》中胡翔冬篇，《點將錄》附載整理者程千帆之父程康的《讀胡翔冬自怡齋詩》，最后有幾句云：“胡為辟疆謔，但恐翔冬罵。美女殺親夫，忍俊君詩價。”千帆所加的小字注云：“余年弱冠，負笈白下。時彭澤汪先生說詩中央大學，和州胡先生說詩金陵大學。余既受業于胡先生，又以世誼從汪先生問，因亦師事焉。余之專力于詩始此。二師詩派雖異，交誼顧篤。六一翁所謂資談笑、助諧謔者，往往于觴詠間遇之。胡先生嘗入牛首，一事吟詠，月夜大醉，墜于崖腹，幸為樹枝所格，得不死，然猶傷其脅。汪先生調之曰：‘此所謂“徘徊庭樹下，自掛東南枝”也。’又嘗云：‘翔冬詩又漂亮又狠，可方美女殺親夫。’故先君詩中并及之。”這一段小注，備載當日掌故，讀來妙有意思，但是汪辟疆調胡翔冬的“又漂亮又狠”，其實是胡翔冬本人的說詩語，見《斯文》第一卷八期佘賢勛《翔師談詩述略》。而“美女殺親夫”一句，尤語有所本，整理者既不之知，我當時也沒能注出來。大概是2015年，我讀裴景福的《河海昆侖錄》，在卷一讀到：“許仙屏中丞工書，深于柳誠懸。撫粵時，告予曰：‘曾文正嘗言：“作書要似少婦謀殺親夫。”人多不解，公曰：“既美且狠。”可謂形容盡致。’予曰：‘不獨書法，詩文亦然。古今大家美且狠者，唯杜與韓。昔長安名優十三旦演《蝴蝶夢》，桂云演《雙釘記》《殺皮》，均極美而狠之態。不見此等角色，安知文正措語之妙。’”興奮得差點跳起來。汪辟疆的那個話，不就是從這里來的嗎？我記得當時就寫了篇札記，刊于《上海書評》。“又漂亮又狠”，就是“既美且狠”的翻譯，“既美且狠”四字，則又是本于《左傳》的。《春秋左傳正義·襄公二十六年》：“大子痤美而很。”（北京大學出版社《十三經注疏》本，1196頁）“很”即“狠”字。

《點將錄》中的嚴復，是擬為“地滿星玉幡竿孟康”的，其贊云：“錦□珠，美無度。”孟康是“監造大小戰船”的頭領，嚴復早年肄業于福州馬尾船廠附設的船政學堂，后派赴英國入海軍大學，學習海軍戰術，回國后又任馬江船政學堂的教習，《點校錄》所擬就是著眼于此。但另有一個合處，則當時注《點將錄》時，未能得其證，即嚴復顏貌亦佳，后來讀了呂碧城的姐姐呂美蓀的《葂麗園隨筆》，其中有一條：“幾道喜以美玉飾冠，雖逾中歲，渥顏不衰，亦若其文章之美也。”而《水滸傳》第四十四回《錦豹子小徑逢戴宗、病關索長街遇石秀》，解釋孟康為何叫“玉幡竿”，亦有一段：“鄧飛道：‘我這兄弟，姓孟名康，祖貫是真定州人氏，善造大小船只。（中略）因他長大白凈，人都見他一身好肉體，起他一個綽號，叫他做“玉幡竿”孟康。’”這真是所謂斗榫合縫、非常之巧了。而那個六字贊，亦有所指，那就是《海藏樓詩集》卷六《幾道見和留髭詩易韻答之》的：“窺君珠飾帽，絕嘆美無度。”自注：“幾道帽檐常綴以珠。”贊中的“錦□珠”，中間一字為方孔，想是整理者不能識，我本以為是“綴”字，后讀《禮記·王制》，有“錦文珠玉成器，不粥於市”（見《禮記正義》，483頁），以為必是本之。與嚴復相反的是吳士鑒，吳之被擬為“丑郡馬宣贊”，則是緣于貌寢，鄭逸梅《藝林散葉》中有一條：“吳士鑒書法甚腴美，王蘧常曾見吳于錢塘，謂貌奇丑，五官無一端正者。”可以為證。這都是當時沒注出的。

以上是較大且亦較有趣的補訂。其他如個別人物的生卒年，以前不知道的，這次也考出了一些，如陳寶琛的弟子黃懋謙（1877-1950），是從1987年《西南古籍研究》所刊的夏敬觀《疑年錄六續》獲知的。又有些人物的生卒年，則當時寫錯了，如沈曾植生于1850年，初版誤寫為1851年，這是許全勝教授告知的。又如李拔可是沈瑜慶的彌甥，當時誤為沈葆楨的彌甥，這是據陳祖壬《墨巢先生墓志銘》及《碩果亭詩》卷上《讀濤園祖舅手書、語意深重、念及弱體、感賦呈寄》《哭濤園祖舅》訂正的。所謂的“彌甥”，就是外甥之子亦即姊妹的孫子，與外孫為女兒之子有別。錢鍾書先生以為是沈瑜慶的外孫，蔣天樞《陳寅恪先生編年事輯》32頁按語云：“沈濤園名瑜慶，有《濤園詩集》，民國九年外曾孫李拔可為印行。此承錢默存先生見告。”《編年事輯》增訂本又改作“外曾孫”。那也都是搞錯了的。諸如此類，我也補訂了若干處。但錢先生說過，“箋注家干的是細活兒”，首要的是細心。我自知細心不夠，所以不敢保證此類錯誤都掃除盡凈了。

如今數據庫應用極為普遍，且互聯網檢索也非常方便、迅捷，是不是已可以取代箋注類的工作了？或者說，您當年手工箋注，與e考據的工作有什么差別？

王培軍：我認為目前還不能取代，但無論如何，箋注的門檻已被大大降低了，這從近一二十年來所出版的古籍注本的數量、體量和質量，就可以看得出來。與八九十年代的學者相比，為古籍作注的學者，顯然目前在數量上要多得多了，所出古籍注本的量也大得多，并且注本的體量也大，注本動輒十幾冊，在目前是常見的。以前像錢仲聯注的八本《劍南詩稿校注》，都是嚇人的大部頭，但現在如從冊數看，則顯然是平平的了。在以前，作注的人第一是不多的，其次能作注的，也都是那時功力較深的學人，如余嘉錫、胡道靜、王利器、楊明照、瞿蛻園、王蘧常、錢仲聯、夏承燾、鄧廣銘、王仲聞等，一般的學者，是不大敢作注的。我當時要做《箋證》，古籍所也有個人反對，其理由就是：“我們念書的那個時候，只有劉永翔能注《清波雜志》，我們其他人都不敢。”我相信其所說的是實情，也很能理解其心情。有了數據庫檢索，現在情況自又大為不同了，甚至可說是情勢逆轉，有很多在以前根本沒資格或不敢做箋注的人，也都可以做了，而且注出來的卷數，還可以輕松趕超錢仲聯。其次，這些新出的注本，雖然使用了數據庫檢索，但其實問題依舊很多。網上有一位“溫陵蘧廬”，讀了很多書，而專跟今人過不去，專門挑今人注本的錯，接二連三寫成札記，發于其公眾號，就其所指摘的誤注看，大多是不太難的典故，有的是熟爛之典，在過去的老輩學人，是不大可能注錯的，這也就說明，不少注者的水平，確實堪憂，雖然使用了數據庫，裝備很高級，也可以解決較難的典故，但容易的典故，反而要犯錯。這就說明，使用高級裝備的人，本身的能力是有問題的。好比你拿著一把沖鋒槍，與射箭的古人對決，卻被射箭的人一箭射穿了，這豈不是持槍的手太劣了？

我做的《箋證》，前面已經說過，所能用的也只有《四庫全書》，而在時間上，《光宣詩壇點將錄》在《四庫全書》之后，所以《四庫全書》不可能用來注《光宣詩壇點將錄》。而且就我個人而言，我認為專用數據庫注古書，多少是有些殺風景的事。文史的學問，與自然科學不同，它不但要正確，也還要有趣、有興致，要有博雅的氣質。用數據庫注古書，多少是無趣的，使人沒興致，更是對博雅的傷害。

在您看來，e考據能否取代傳統的注疏之學？

王培軍：我想是可以的，且毫無可疑，只是目前還需要些時間。一切都不過是時間的問題。e考據的本質是電子檢索，電子檢索是工具，如果它僅只是工具，那么它還不能取代“注疏之學”。因為“注疏”的任務是“闡釋”，“闡釋”的前提是“理解”，若沒有理解力，“闡釋”是無以進行的。但e考據本身在發展，有足夠的時間，發展至一定階段，它的性質也就會“躍遷”，那么取代“注疏之學”，也就不是什么問題了。比方我們的手機，其初始不過是“移動的電話”，但不過一二十年，它就功能躍遷，“面目全非”，早已不僅僅只是“電話”了。可以說，手機不但像鋼筆取代毛筆那樣的取代了電話，也“越俎代庖式”的取代了別的許多東西，如一般的照相機、錄音機、收音機，甚至電視機、電影院，目前其實也在取代著人人“不可一日無此君”的錢。e考據的未來，我想可以作如是觀。

目前e考據不能取代“注疏之學”，另有一個問題，在這里也須一提，那就是“電子文本”的問題。一般而言，“電子文本”是不及紙質文本正確的，而電子檢索的基礎，又是“電子文本”，不是紙質文本，那么，電子檢索之所得，就只能是從“電子文本”來了。“電子文本”是從紙本“轉寫”的，既經“轉寫”，必不能無校勘。但“電子文本”的校勘，質量又是較低的，這就像近代的石印本、鉛印本，校勘之精總是及不上刻本，道理是一樣的。凡是弄考據的人，在其徵文考獻之際，必不能據石印、鉛印本，這是大家所知曉的。而e考據之為“電子文本”所制約，不能無漏無誤，不能發揮至于最佳，其文獻上的“困境”，則是“先天的”問題。不妨舉一個例子看。去年我寫了篇《讀陳援菴、柴青峰史學講義二種札記》，其中有一條，是關于柴德賡《清代學術講義》說的“《（十七史）商榷》中可能沒有提到錢大昕”“錢大昕著作中不提王西莊，王西莊亦很少提竹汀”的。王鳴盛的《十七史商榷》，我是從頭細讀過的，我記得提了錢大昕多次，絕非“不提”。而且王鳴盛也提了許多別的人，不止錢大昕一個。我就先據《商榷》數，是提了錢七次，我怕有漏掉的，于是又去檢索“基本古籍庫”。我知道王鳴盛的行文習慣，他于錢大昕是直呼名的，我所搜的為錢名“大昕”二字，結果只有六次，少了一次。改為錢的字號“曉徵”“辛楣”“竹汀”搜，一個也沒有。那個搜不到的，是誤作“錢大蝗”了，是“電子文本”的一個錯字所造成的。其實在電子檢索版的《四庫全書》中，也多有漏脫的，我以前所發現的最大的一個，是沒有杜牧的《樊川文集》！在紙本的臺灣商務印書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中，《樊川文集》是在第1081冊。

再舉一個我常和學生講的例子。我用這個例子說明不能依賴“電子檢索”，尤其是注解古詩，要多讀書才好。王安石有一篇《寄蔡氏女子》的詩，就是寫給那個嫁與蔡元度、不怎么念家的女兒的，其中有兩句名句：“積李兮縞夜，崇桃兮炫晝。”這兩句討論的人很多，據《西清詩話》說，東坡極為傾倒這兩句，大贊道：“自屈、宋沒世，曠千馀年，無復《離騷》句法，乃今見之！”王安石聽了很得意，自己也說：“非子瞻見諛，自負亦如此，然未嘗與俗子道也。”陳衍《宋詩精華錄》、黃秋岳《花隨人圣盦摭憶》對這兩句也都極稱賞。今人程千帆《韓詩〈李花贈張十一署〉篇發微》（見《古詩考索》，370-371頁）借助物理學中的光學知識，對此也作過分析，解釋為什么好。但于東坡說的“無復《離騷》句法”，都未理會，想來必是以為東坡那么說不過是指用了“兮”字，那就太皮相了。其實，所謂“《離騷》句法”，除了用“兮”字（“兮”字人人能用，此何足為奇？東坡通人，安石亦通人，安能如是共語），主要在“積李”“崇桃”。如檢電子版《四庫全書》，就會發現，“積李”“崇桃”在《佩文韻府》中，各有一條目，其所注出處，就是安石這首詩。換言之，“積李”“崇桃”二語，乃是安石所造的。但是宋人不同于以前的古人，宋人講究的是“無一字無來歷”，連輕視文字的理學家，也說“文才上二字一句，便要有出處”（見《象山語錄》卷下）。宋人任淵注《山谷詩》，在開卷第一篇的《古詩二首上蘇子瞻》注中就引孫莘老云：“老杜詩無兩字無來處。”所謂的“無兩字無來處”，也就是“才上二字，便要有出處”。換言之，宋人所用的兩個字的詞，一般是不能“生造”的。劉勰在《文心雕龍·辨騷》中說的：“雖取镕經意，亦自鑄偉辭。”“自鑄偉辭”本身也是“自鑄偉辭”，但又不是人人可以“自鑄偉辭”的。所以宋人主要反對“生造”，而要求“有來歷”。安石的“積李”“崇桃”，正是仿《楚辭》而“自鑄偉辭”的。在安石之前，從沒有人用過“積李”“崇桃”，但它又是“有來歷”，而非無來歷的“生造”。《楚辭·云中君》：“桂櫂兮蘭枻，斫冰兮積雪。”《招魂》：“光風轉蕙，氾崇蘭些。”“積李”是仿“積雪”的，“崇桃”是仿“崇蘭”的，這就是二語之所本。“積”字不須解釋，“崇”字據王逸注：“崇，充也。言天雨霽日明，微風奮發，動搖草木，皆令有光，充實蘭蕙，使之芬芳而益暢茂也。”（見上海古籍出版社《楚辭章句》，210頁）“崇桃”之“崇”，安石如此用法，有《楚辭》的這個來歷，才不是“生造”的，而東坡的那個驚贊，也就可以理解了。我對安石詩下的這個注，是古人如李壁、沈欽韓等沒有注的，也是今人補注荊公詩所未涉及的，我想也是e考據暫時所做不到的。網上的“百度詞條”：“崇桃，謂桃樹結實繁盛。”出處則以為是“見楊萬里《誠齋集》卷五八《答賀吉水王縣丞啟》”。不知從哪本俗書抄來，那實是錯得太離譜了的。

最后，想補充再多說一點，就是e考據將來取代了“傳統的注疏之學”，或者說取代了“傳統學問”，“注疏之學”或“傳統學問”中，我認為還會有少許的部分，作為一種“負隅勢力”，抵抗新技術，不會被全部“取代”。就好比鋼筆取代了毛筆，從實用的角度說，如記賬、寫文章、做筆記等，今天當然不可能像過去那樣使用毛筆了，但如果是講究書法，愛好寫字，則仍是非用毛筆不可，因為書法取決于毛筆，毛筆所有的那一種“精神”，是鋼筆所不能有的，所以毛筆雖被“取代”了，卻也并沒有“消亡”。“注疏之學”乃至“傳統的學問”，我想亦可以作如是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