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曉風：種種有情

有時候，我到水餃店去，餃子端上來的時候，我總是怔怔地望著那一個個透明飽滿的形體，北方人叫它“冒氣的元寶”，其實它比冷硬的元寶好多了，餃子自身是一個完美的世界，一張薄繭，包覆著簡單而又豐盈的美味。

我特別喜歡看的是捏合餃子邊皮留下的指紋，世界如此冷漠，天地和文明可能在一剎那之間化為炭劫，但無論如何，當我坐在桌前上面擺著的某個人親手捏合的餃子，熱霧騰騰中，指紋美如古陶器上的雕痕，吃餃子簡直可以因而神圣起來。

“手澤”為什么一定要拿來形容書法呢？一切完美的留痕，甚至餃皮上的指紋不都是美麗的手澤嗎？我忽然感到萬物的有情。

巷口一家餃子館的招牌是正宗川味山東餃子館，也許是一個四川人和一個山東人合開的，我喜歡那招牌，覺得簡直可以畫上清明上河圖，那上面還有電話號碼，前面注著TEL，算是有了三個英文字母，至于號碼本身，寫的當然是阿拉伯文，一個小招牌，能涵容了四川、山東、中文、阿拉伯（數）字、英文，不能不說是一種可愛。

校車反正是每天都要坐的，而坐車看書也是每天例有的習慣，有一天，車過中山北路，劈頭栽下一片葉子竟把手里的宋詩打得有了聲音，多么令人驚異的斷句法。

原來是通風窗里掉下來的，也不知是剛剛新落的葉子，還是某棵樹上的葉子在某時候某地方，偶然憩在偶過的車頂上，此刻又偶然掉下來的，我把葉子揉碎，它是早死了，在此刻，它的芳香在我的兩掌復活，我札開微綠的指尖，竟恍惚自覺是一棵初生的樹，并且剛抽出兩片新芽，碧綠而芬芳，溫暖而多血，鏤飾著奇異的脈絡和紋路，一葉在左，一葉在右，我是莊嚴地合著掌的一截新芽。

二年前的夏天，我們到堪薩斯去看朱和他的全家——標準的神仙眷屬，博士的先生，碩士的妻子，數目“恰恰好”的孩子，可靠的年薪，高尚住宅區里的房子，房子前的草坪，草坪外的綠樹，綠樹外的藍天……

臨行，打算合照一張，我四下列覽，無心地說：“啊，就在你們這棵柳樹下面照好不好？”

“我們的柳樹。”朱忽然回過頭來，正色地說：什么叫我們的柳樹？我們反正是隨時可以走的！我隨時可以讓它不是‘我們的柳樹’。”

一年以后，他和全家都回來了，不知堪薩斯城的那棵樹的如今屬于誰——但朱屬于這塊土地，他的門前不再有柳樹了，他只能把自己栽成這塊土地上的一片綠意。

春天，中山北路的紅磚道上有人手拿著用粗絨線做的長腿怪鳥的兜賣，幾吹著鳥的瘦脛，飄飄然好像真會走路的樣子。

有些外國人忍不住停下來買一只。

忽然，有個中國女人停了下來，她不頂年輕，大概三十左右，一看就知是由于精明干練日子過得很忙碌的女人。

“這東西很好，”她抓住小投，“一定要外銷，一定賺錢，你到××路××巷×號二樓上去，一進門有個×小姐，你去找她，她一定會想辦法給你弄外銷！”

然后她又回頭重復了一次地址，才放心走開。

臺灣怎能不富，連路上不相干的路人也會指點別人怎么做外銷，其實，那種東西廠商也許早就做外銷了，但那女人的熱心，真是可愛得緊。

暑假里到中部鄉下去，彎入一個叉道，在一棵大榕樹底下看到一個身架特別小的孩子，把幾根繩索吊在大樹上，他自己站在一張小板凳上，結著簡單的結，要把那幾根繩索編成一個網花盆的吊籃。

他的母親對著他坐在大門口，一邊照顧著雜貨店，一邊也編著美麗的結，蟬聲滿樹，我停著邊搭訕那婦人說話：

問她賣不賣，她告訴我不能賣，因為廠方簽好契約是要外銷的，帶路的當地朋友說他們全是不露聲色的財主。

我想起那年在美國逛梅西公司，問柜臺小姐那架錄音機是不是臺灣做的，她回了一句：“當然，反正什么都是日本跟臺灣來的。”

我一直懷念那條鄉下無名的小路，路旁那一對富足的母子，以及他們怎樣在滿地綠蔭里相對坐編那織滿了蟬聲的吊籃。

我習慣請一位姓賴的油漆工人，他是客家人，哥哥做木工，一家人彼此生意都有照顧。有一年我打電話找他們，居然不在，因為到關島去做工程了。

過了一年才回來。

“你們也是要三年出師吧。”有一次我沒話找話跟他們閑聊。

“不用，現在二年就行。”

“怎么短了？”

“當然，現代人比較聰明！”

聽他說得一本正經，頓時對人類前途都覺得樂觀起來，現代的學徒不用生爐子，不用倒馬桶，不用替老板娘抱孩子，當然二年就行了。

我一直記得他們一口咬定現代人比較聰明時臉上那份尊嚴的笑容。學校下面是一所大醫院，黃昏的時候，病人出來散步，有些探病的人也三三兩兩的散步。

那天，我在山徑上便遇見了幾個這樣的人。習慣上，我喜歡走慢些去偷聽別人說話。

其中有一個人，抱怨錢不經用，抱怨著抱怨著，像所有的中老年人一樣，話題忽然就回到四十年前，一塊錢能買幾百個雞蛋的老故事上去了。

忽然，有一個人憋不住地叫了起來：

“你知道嗎，抗戰前，我念初中，有一次在街上撿到一張錢，哎呀，后來我等了一個禮拜天，拿著那張錢進城去，又吃了館子，又吃了冰淇淋，又買了球鞋，又買了字典，又看了電影，哎呀，錢居然還沒有花完吶……”

山徑漸高，黃昏漸冷。

我駐下腳，看他們漸漸走遠，不知為什么，心中涌滿對黃昏時分霜鬢的陌生客的關愛；四十年前的一個小男孩，曾被突來的好運弄得多么愉快，四十年后山徑上薄涼的黃昏，他仍然不能忘記……

不知為什么，我忽然覺得那人只是一個小男孩，如果可能，我愿意自己是那掉錢的人，讓人世中平白多出一段傳奇故事……

無論如何，能去細味另一個人的惆悵也是一件好事。

元旦的清晨，天氣異樣的好。

不是風和日麗的那種好，是清朗見底毫無渣滓的一種澄澈，我坐在計程車上趕赴一個會，路遇紅燈時，車龍全停了下來；

我無聊地探頭窗外，只見兩個年輕人騎著機車，其中一個說了幾句話忽然興奮地大叫起來：“真是個好主意啊！”

我不知他們想出了什么好主意，但看他們陽光下無邪的笑意，也忍不住跟著高興起來；

不知道他們的主意是什么主意，但能在偶然的紅燈前遇見一個以前沒見過以后也不會見到的人，真是一個奇異的機緣。

他們的臉我是記不住的，但那不重要，重要的是我記得他們石破天驚的歡呼，他們或許去郊游，或許去野餐，或許去訪問一個美麗的笑面如花的女孩；他們有沒有得到他們預期的喜悅，我不知道，但我至少得到了，我驚喜于我能分享一個陌路的未曾成形的喜悅。

有一次，路過香港，有事要和喬宏的太太聯絡，習慣上我喜歡凌晨或午夜打電話——因為那時候忙綠的人才可能在家。

“你是早起的還是晚睡的？”

她愣了一下。

“我是既早起又晚睡的，孩子要上學，所以要早起，丈夫要拍戲，所以晚睡——隨你多早多晚打來都行。”

這次輪到我愣了。

她真厲害，可是厲害的不止她一個人。

其實，所有為人妻為人母的大概都有這份本事——只是她們看起來又那樣平凡，平凡得自己都弄不懂自己竟有那么大的本領。

女人，真是一種奇怪的人，她可以沒有籍貫、沒有職業，甚至沒有名字地跟著丈夫活著；她什么都給了人，她年老的時候拿不到一文退休金，但她卻活得那么有勁頭，她可以早起可以晚睡，可以吃得極少可以永無休假地做下去。

她一輩子并不清楚自己是在付出還是在擁有。喬宏夫婦真是一種既可愛又可敬的角色。

文藝會談結束的那天中午，我因為要趕回宿舍找東西，午餐會遲到了三分鐘，慌慌張張地鉆進餐廳，席次都坐好了，大家已經開始吃了，忽然有人招呼我過去坐，那里剛好空著一個座位，我不加考慮地就走過去了。

等走到面前，我才呆了，那是謝東閔主席右首的位子，剛才顯然是由于大家謙虛而變成了空位；此刻卻變成了我這個冒失鬼的位子，我渾身不自在起來，跟“大官”一起總是件令人手足無措的事。

忽然，謝主席轉過頭來向我道歉：

“我該給你挾菜的，可是，你看，我的右手不方便，真對不起，不能替你服務了，你自己要多吃點。”

我一時傻眼望著他，以及他的手，不知該說什么，那只傷痕猶在的手忽然美麗起來，炸得掉的是手指，炸不掉的是一個人的風格和氣度，我拼命忍住眼淚；我知道，此刻，我不是坐在一個“大官”旁邊，而是一個溫煦的“人”的旁邊。

經過火車站的時候，我總忍不住要去看留言牌。那些粉筆字不知道鐵路局允許它保留半天或一天；它們不是宣紙上的書法，不是金石上的篆刻，不是小箋上的墨痕，它們注定立刻便要消逝——但它們存在的時候，它是多好的一根絲滌，就那樣綰住了人間種種的牽牽絆絆。

我竟把那些句子抄了下來：

緞：久候未遇，已返，請來龍泉見。

春花：等你不見，我走了（我二點再來）。榮。

展：我與姨媽往內埔姐家，晚上九時不來等你。

每次看到那樣的字總覺得好，覺得那些不遇、焦灼、愚癡中也自有一份可愛，一份人間的必要的溫度。

還有一個人，也不署名，也沒稱謂，只扎手扎腳地寫了“吾走矣”三個大字，板黑字白，氣勢好像要突破掛板飛去的樣子。

也不知道究竟是寫給某一個人看的，還是寫給過往來客的一句詩偈，總之，令人看得心頭一震！

《紅樓夢》里麻鞋鶉衣的道人可以一路唱著“好了歌”，告訴世人萬般“好”都是因為“了斷”塵緣，但為什么要了斷呢？

每次我望著大小驛站中的留言牌，總覺萬般的好都是因為不了不斷、不能割舍而來的。

天地也無非是風雨中的一座驛亭，人生也無非是種種羈心絆意的事和情，能題詩在壁總是好的！

張曉風，1941年出生于浙江金華，江蘇銅山人，是中國臺灣著名散文家 。畢業于臺灣東吳大學，并曾執教于該大學及香港浸會學院，現任臺灣陽明醫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