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周文龍到北戴河療養，張震專程探望：你還欠我個抗大畢業證

1994年8月中旬，北戴河的海風帶著潮濕的咸味拂過療養院的松林。周文龍坐在廊下，腿上攤著一本發舊的《抗日根據地后勤工作條例》，老花鏡壓在書頁中央。他剛關上書頁，就被警衛提醒：張震副主席的車已經進院。

車門一響，張震大步流星跨上臺階，兩人幾乎同時伸出手——隨即改成緊緊相擁的湖南老鄉式拍肩。寒暄沒幾句，張震半真半假一句“文龍，你那張畢業證別想著賴賬”，讓旁邊的年輕護士一頭霧水。對話只有這一句，卻把時針撥回到1937年。

把鏡頭拉遠：1909年1月，瀏陽山水間出生的周家次子周文龍，被族里評價為“讀書種”。父親燒石灰攢的那點余錢讓他一路讀到長沙大麓中學，結識新文化刊物，思想的火種隨之點燃。二十歲那年，他在瀏陽縣農協里忙到深夜，第二天便跟著隊伍走進紅三軍團，從此把熱血寫進沖鋒號。

當時紅軍“文化人”寥寥無幾，周文龍剛報到，就被點名去五師當書記官。紙筆與戰刀并存的日子里，他在龍崗、宜黃、廣昌一次又一次流血，一次又一次補上崗位。長征途中，他得痢疾，雙腿浮腫，彭雪楓把藥渣塞進他手里，“撐住，過了草地就能活！”這句鼓勁后來被他寫進學員教材，換成另一種方式繼續扶人前行。

1936年底，周文龍從紅軍大學一期結業，留校做校務副部長。轉年抗大掛牌，張震作為第一批學員入校。學制三個月，卻因前線吃緊只上了兩個月。張震離校那天，拍拍胸口要一張畢業證，周文龍笑著答應。誰也沒想到，這個玩笑一晃半個世紀。

1940年春，一件更棘手的差事落到周文龍頭上——陪同朱德赴西安，討回被國民黨扣了半年之久的軍餉。20萬增至40萬的八路軍，每一顆子彈都得掰著指頭算。沿途國民黨軍重重設卡，周文龍把地圖折成手掌大小藏在綁腿里，夜里再打開油燈推演次日線路。有意思的是，朱德在陵川說要順帶把去年被俘的兵站干部統一帶走，周文龍連夜寫了要人電報，硬是把50多人帶出了虎口。西安警備司令部的“綁票”插曲，則凸顯他臨危不亂：紙條、銀元、軟硬兼施，72小時把出納員毫發無損帶回。

延安時期，他兼任冀南銀行副董事長。前線缺槍藥，他把冀南幣、白布、黃豆統統打成作戰能力。日軍封鎖太行時，他背著賬本在山溝里埋下600萬冀南幣，用石頭作標。三天后追回全部現款，連損耗都不到百分之一。有人問秘訣，他只說一句，“錢是子彈，丟不得。”

解放戰爭爆發，劉鄧大軍南下中原。雨夜泥濘，獨輪車陷在田埂，周文龍索性換肩扛。他計算過：一個背夫一天能運45公斤，前線急需三千噸彈藥，就要六萬背夫輪換。他在薄紙上列出三套路線，最后用時恰好壓縮到原計劃一半。劉伯承后來打趣，“周部長的算盤比步槍準。”

1950年，抗美援朝號角吹響。志愿軍缺彈藥也缺棉衣，總后勤部剛成立，倉庫里是真沒底子。華北軍區成了“補給閥門”，周文龍把賬本貼在墻上，空白處寫著“缺口××噸”。前線電報要1.4萬噸炮彈，他調動地方兵工廠晝夜生產，又派專人翻修繳獲的日式美式炮彈。40多天，硬是湊夠一萬多噸；其余缺額依靠海運到大連再轉丹東，沒耽誤一個預定作戰日程。志愿軍總司令部發來嘉獎，他卻回電一句：“后方只有合格與不合格，沒有功勞簿。”

1955年，國務院組建石油工業部，急缺懂生產又懂管理的干部。黃克誠當面點將：“國家缺油，比軍用還急，你去撐把手。”周文龍取下領章，轉身進了新的戰場。有人替他惋惜少了將星，他回答：“戰略后勤一樣能決定勝負。”語氣平平，卻聽得出胸有成竹。

時間回到北戴河。張震坐在竹椅上，笑問那份畢業證怎么補。周文龍把茶杯放好，慢慢從抽屜里拿出一張泛黃的空白證書，上面蓋著三十年代的抗大校徽。他遞過去，“老班長，你自己填日期。”張震接過來，半晌無語，只是把證書折好，小心塞進夾克內袋。海浪聲里，兩位老兵對視而笑，誰也沒再開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