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誰把倉頡請下神壇？漢字為何是先文后字的演進邏輯

文字是人類發明創造的語言符號，而中國的語言符號，卻完整保留了人類文字唯一最完整的演進樣本和創造過程，這是中國文化基石深厚的自信，更是人類文化遺產的共同幸驕傲和幸事。

說到漢字的起源一定會提到倉頡。因為中國的文字傳說中，倉頡是文字的發明者。他也被尊為“史皇”。

我們根據古人對倉頡如此崇高的美譽來說，倉頡既是第一個記錄歷史的人，又是文字的創始人，所以，他是傳說中黃帝時代的史官，也是文字的發明者，所以，享有崇高的文化地位。
那么，中國的黃帝時代到底有沒有倉頡這個人，倉頡是不是發明了文字？我們從歷史考古學來看，在黃帝時代開始記錄歷史，開始發明文字，這是根本不可能的。

古人為倉頡想象的造像

我們的文字學家現在也比較一致地認為，中國歷史上應該有一個文字改革家，但是“倉頡”到底產生在什么時代，是不是歷史上所說的黃帝時代呢？黃帝時代或者黃帝之前，是不是已經在使用文字呢？我們從考古學來說。這值得我們走出傳說進入歷史的現實社會去看一看的。
所以，今天我們要討論這個問題，話題比較大也文章也比較長，對我們自媒體讀者來說，雖然非常好奇，但是，更想先知道結果，那好，我現在就把結果先告訴大家。
第一，中國歷史上的倉頡是想象出來的人物。
第二，中國歷史上的倉頡是在文字記錄當中不斷以訛傳訛的一個文化符號。
第三，中國使用文字和創造文字的歷史，遠遠比我們想象的黃帝時代可能要早5000年左右。

第四，中國文字是現有“文”后有“字”，而不是文字同時產生。

我們首先要說的是，在黃帝時代到底有沒有使用文字？
從我們目前的考古學來說，我們目前沒有發現任何比較成系統的像甲骨文這樣的文字。而黃帝的時代就處在距離甲骨文時代500—1000年左右，那么我們完全可以說，黃帝時代好像是有文字的。
但是，中國的文字應該說有7000年以上的歷史。比如說，從考古學發現的浙江平湖莊橋墳遺址，在平湖莊橋墳遺址出土的一塊殘石鉞上，發現了由6個符號連成的“一句話”。這是中國最早的刻字石器。這6個字組成的一組“符號”，我們可以認為它就是文字了，而且是語言的表達。

浙江平湖莊橋墳遺址出土的一塊殘石鉞上的6個符號，距今已7000年

但是這6個字，現在我們任何人還沒有把握把它解釋出來，到底寫的是什么內容，甚至于是什么讀音，我們根本無法去確定，因為沒有任何依據，就像甲骨文中的一些至今無解的字，盡管我們都可以大體知道它的意思，但是我們不知道這個字是什么，這是因為，甲骨文中還不能確定認識的這些字，還可以“認識”，畢竟它存在于已解字的語境之中。所以我們理解他還是有一定的依據的。
但是，甲骨文之前的這些“刻符文字”，對于我們今天的人來說，不存在任何語境。盡管如此，我們從理論上來講，這已經就是文字，是沒有任何問題。
浙江平湖莊橋墳遺址發現的這些石刻文字，實際上就是中國原始文字之一種。浙江平湖莊橋地處良渚文化圈，而在良渚文化的玉器上，我們也發現了一些刻符或者叫做文字，這些都屬于中國原始文字。
此外還有湖北夷陵楊家灣，也發現了原始早期的文字，這些文字都已經距離我們今天6000多年。

湖北夷陵楊家灣陶刻文字距今6000年

那么，中國歷史上記載的黃帝時代，距離我們多少年呢？其實也不遠。如果我們以商朝為文字時代算起向前推，黃帝時代距離商朝大約最多1000年。也就是說，中國的黃帝時代，大約在4500年到4000年前左右的時時代。
我們這樣不太確定的說黃帝時代，是因為現在考古學家還不能完全確定黃帝時代到底處在堯舜多少年之前，中國古代歷史所記載的，有些還無法得到考古的證實，所以我們只能大體上推測黃帝存在于距離甲骨文時代1000年到500年左右的時間以內。
既然我們前面講到的浙江平湖以及湖北夷陵，都發現了很古老的一些文字符號，那么憑什么說黃帝時代沒就有文字呢？當然應該是有的，這在理論上好像是能站得住腳的。
但是，進一步的事實還不能證明，黃帝時代有沒有文字，或者黃帝時代才發明文字的。
這是為什么呢？因為我們從大的歷史視野來講，中國漢字的發展，它經歷了兩個重要的發展階段，我們把這兩個階段按照文字的流傳使用范圍來看，可分為小范圍使用文字和大范圍使用文字兩個階段。
在這里我們要強調的是，在中國文字發展的歷史上，首先有一個小范圍使用文字的時代，然后才產生了大范圍使用時代。
這是符合歷史發展認知論和創造論的，因為沒有簡單行為就沒有復雜智慧的產生。任何的人類文明現象都是從簡單到復雜，從分散到系統這樣一個邏輯過程。
為什么我們要分這兩個階段呢？這是我們從考古學來看，第一：我們使用文字的行為是非常早的。在良渚時代半坡時代甚至更早，我們中國人已經產生了使用文字的行為。

湖北夷陵的刻符集字

浙江平湖以及湖北夷陵的這些文字符號，也確確實實證明了在7000年前左右的時間里，我們就在使用文字。但是這些使用文字的現象都屬于“小范圍使用文字”時代。
小范圍使用文字這個階段大約延續了3000多年的時間，也就是說，我們大約在距今7000多年到3500多年這么長的一段時間里邊，中國使用文字的現象都處于非常小范圍的使用階段。
小范圍使用文字的這樣一個階段，我們認為它有兩個特點：
第一，首先是產生了文字，數量非常有限。
第二，使用文字的范圍非常之小。
第三，能夠判斷和確定是不是文字符號的依據也非常簡單；1.不是圖畫；2.不是游戲；3.如果既不是圖畫，也不是游戲，它當然就是“文字”了。這也符合秦漢時代，把文字分別叫做“文”和“字”的大邏輯。而且更多是“文”才對。
也就是說，這個時候使用的文字沒有任何社會化的意義，基本上處于“自己”使用。也就是說，誰發明誰使用，沒有任何流通的社會基礎，或者流通的范圍極其之小，不超出一個“家庭”或者一個“作坊”的范圍。
這是小范圍使用文字和大范圍使用文字本質的區別，也是文字從“并不是文字”到真正成為文字的一種本質區別。
從這里我們就可以看得出來，從7000年前到3500年前左右的時間里邊，中國人已經有使用文字3000多年的歷史了。
我們說的再具體一點，就是在商朝之前的3000年前，我們就在使用“文”。但是，這種使用文字跟商朝是有本質區別的。

商朝使用文字已經具有了大范圍使用文字的特點。而在商朝之前，可能還不屬于這樣使用文字的一個社會時代。

傳說大禹的書法

我們依據至今為止考古學發現的所有資料來看，即使是商朝也還不具備完全大范圍使用文字的特點。
那么距離商朝大約1000年左右的黃帝時代，當然更不屬于大范圍使用文字的時代。
黃帝時代雖然有文字，但是使用文字的社會條件，卻相當于還沒有使用文字，這個觀點我們是建立在大范圍使用文字這樣一個概念和標準上的。
因此很長時間以來，甲骨文之前的符號被我們文字學界都不認為是文字，把它叫做“刻符”。與其如此，不如說刻符也不準確，應該是“文”，才合理。
問題在于說，不管它是“文”還是“刻符”，它的意義到底是什么？這個我們必須要考察和思考的關鍵。
所以，我們依據商朝使用文字的情況來看，可以推出一個理論模型。這就說，在黃帝時代，同樣也有祭祀或者占卜的這種文化的儀式過程當中在使用文字，掌握和使用文字的這一部分人，有可能相當于商朝的貞人。
但是，這個時代的文字比商朝的文字要更加少，而且簡單很多。使用文字的機會也要更加的少。社會對文字的認知程度非常之低。

所以，甲骨文之前的文字都是單體字，所以叫“文”更合理。

而甲骨文已經進步到“文”和“字”并存了。這是文字發展史上的一次飛躍式進步，它完成了此后漢字演進一切基礎。
用考古學來證明，這就是二里頭的出土的一些商朝或者距離商朝非常近的一些文字符號來看，都跟甲骨文有很大的區別。
那么，我們根據小范圍使用文字原理來看，即便是黃帝時代有文字，那么他們使用文字的情況跟二里頭的情況大致也是差別不大的。
所以，黃帝時代有沒有史官呢？這根本不可能。
為什么這樣說？因為我們根據商朝使用文字的情況來看，在商朝也沒有出現史官，因為商朝至少在中期還沒有專門掌管記述歷史的史官這樣一個官僚部門的設置。
因此，如果發生重大的文字改革或者是文字創造的時代，我們認為商朝中期或者中晚期是最有可能的。
這是因為，在商朝之前，盡管使用文字的時代沒有開始，但是應用文字符號或者使用文字文明的行為已經存在，這就為商朝創造文字，積累了豐富的造字參照體系。所以，我們今天看甲骨文，跟商朝之前的很多刻符有非常多的相似性，而甲骨文體系當中保存了一些我們至今沒有破譯的文字，又跟甲骨文之前的“刻符”最為接近的一些字，這些字，恰恰就是甲骨文之前的“文”而已。這就是文字來源于對歷史總結的信息密碼。

湖北夷陵楊家灣的陶器刻符

我們如果回顧了這樣一個清晰的漢字演進歷史進程，那么我們就會認為，漢字的發明遠遠不是東漢許慎在《說文解字》中傳說的倉頡發明了文字那么簡單。
傳說的倉頡是黃帝時代的史官。那是古人的想象。
首先，黃帝時代根本就沒有史官。因為，黃帝時代連文字都沒有流通性使用呢！
根據我們的歷史記錄，黃帝大約生活在夏朝以前。我們現在的考古推測是，夏朝距離黃帝時代大約不超過五百年。
也有一些學者認為，黃帝是一個時代，大概存在了1000年左右。這些都沒有可靠證據的合理推測而已。
而中國的“漢字”，在距離夏朝兩千年的良渚文化時代已經有“文字”使用。
這就說明，文字不是我們傳說中的“倉頡”發明而是更早的祖先，在不同地區，在不同步的時代，卻不約而同地自主發明的。

湖北夷陵楊家灣遺址陶器上的刻符，好像“田”字，當然不是現代意義的田字
我們現代文字學家經過一百多年的研究，逐步認為：漢字起源于距今7000年左右的時代。而黃帝據我們大約只有5000年，甚至還不到5000年。
但是，從距離我們7000年文明的良渚文化時代到距離我們大約5000的這一段時代，文字一直在使用和不斷創造之中。
但是，這2000年的一段時代，文字好像是在不同地區各自發展的。使用的意義也非常有限，也就是說，這時的文字盡管在使用，畢竟與我們今天的文字意義是大不一樣的。
比如說，用“文字”記錄歷史、人物、事件等等。文字還沒有發展到這樣高級的階段。
所以，這一階段的文字，我們把它叫做“小范圍使用的文字”。
第一，這種有記錄意義和標志意義的符號“文”，本身就是語言文字的體現。
第二，以后的文字也是建立在這個基礎上的。
我們今天的考古資料研究表明：甲骨文的形成就是對這些符號的一次系統加工整理。
甲骨文吸收了我國南方北方不同地域的文字信息，這說明中國文字從距今7000年前到商朝，一直有一定分散但連續的發展和承傳。

西周青銅器銘文

漢字是我國今天山西、陜西、山東、河南、湖北、浙江等不同地區的先民在不同地區，長期發展交流而產生的。
漢字有完整的承傳、演變、發展過程。
商朝的中晚期，對文字有了一次歷史上最大的整理。并且在帝王日常生活大量使用。這是古老文字符號成為語言文字的一次重大突破。
盡管漢字到了商朝的中晚期，有了重大的歷史性突破和發展，但是我們仍然認為商朝的文字相當于“辦公室”里的文字，它完全還沒有走出“辦公室”這個小范圍。
可是，在商朝之前，恐怕文字的使用，連辦公室都沒有，它還在工作場所或者是工坊等等地方使用，它是自由產生的，沒有主動的管理意識。
那么在辦公室里使用的這些文字就有了保存和流通的意義，它至少有一部分的人在掌握和使用它。這樣就在小范圍內有了它的公共生存的空間。而在商朝之前，文字的使用地位就沒有這樣的公共性。
這就會出現一個問題，商朝的占卜活動，會產生大量的甲骨文文獻，這些文獻要不要管理？誰來管理？我們認為仍然是貞人管理這些文獻的，但是，貞人他們肯定不是史官，他們也沒有像后來所說的記錄歷史的史官的這種職責和任務，他們僅僅是從事宗教儀式活動。
這一點我們的文字學家沒有提到過，但是這一點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這就叫一畫開天，他直接的宣告了文字使用的肇啟，奠定了西周王朝對文字進一步完整繼承和擴大使用范圍的基礎。

西周周人《何尊》上的銘文

周人地處我國西北地區，比較落后，他們使用文字不如商朝人發達。周人對商人善于使用文字，非常崇拜，也非常的敬他們有文字。
《尚書》中有清楚的記載。例如，《尚書-多士》篇記載周公對商朝遺民說的一段話：“惟爾知，惟殷先人有冊有典，殷革夏命。今爾又曰：‘夏迪簡在王庭，有服在百僚。’予一人惟聽用德，肆予敢求于天邑商，予惟率肆矜爾。非予罪，時惟天命。”而《尚書》中“惟殷先人，有冊有典”這是得到了考古學證實的事實。我認為這是非常可信的歷史事實。
周武王推翻商朝以后，不但同意啟用商朝的官員，還毫無保留的繼承了商朝人的文字文明，很快成為使用文字的先進族群。
周武王這里說的“惟殷先人，有冊有典”一直是一些文字學家認為夏朝有文字或者商朝已經有史官的證據。我們并不否認夏朝或者是皇帝時代是有文字的問題就在于，我們對文字的應用范圍，一定要把他和商朝晚期以及周朝的應用范圍要分清楚，這是我們要講的一個核心問題。如果沒有這樣的區分，僅僅是從文字的現象來說，那么我們不是說過文字早在7000年就已經有了嗎？
為什么我們無法解釋7000年前的文字，包括甲骨文當中的一些文字，我們至今解釋不了呢？問題的核心就是，我們承傳文字的過程當中，是有此消彼長互相的抵消的代謝演變的，有一部分被承傳下來了，有一部分沒有被承傳下來，沒有承傳下來的字，當然我們今天就無法認識。
漢字真正成為現代意義上的文字，是從周朝開始的。漢字完全實現“大范圍使用文字”也是從西周開始的。西周時代產生的大量的青銅器銘文就是最好的證明。

西周恭王時期作品《牆盤》，周恭王在位時間為公元前950年至公元前936年

漢字最早是刻在陶器上。商朝發明了在龜甲和獸骨上刻字的使用方法，同時，也有少量的族徽和文字鑄造中青銅器上。
周朝人除了學習商朝在青銅器上鑄造文字，還發明了竹簡，并且有統一的尺寸。
而竹簡木簡的使用，為文字傳播，創造了便利的基礎。春秋戰國時代，是私人著作最為發達的一個高潮。

在中國歷史上，普通老百姓都可以著書立說，這在春秋戰國時代是第一次出現。
春秋戰國時代，對文字的普遍普及和推廣，是中國歷史上最為偉大的一個文字文明時代。產生這個使用文字文明的時代，是文字在中國發展到一定階段的必然產物。這段歷史揭開了中國文字的文明史。
也就是說，春秋戰國時代，是普通老百姓也可以用文字來記錄歷史寫作著作的時代。
所以，我們大量的神話故事歷史傳說就產生在這一個時代。

為什么中國神話沒有產生在其它的時代呢？因為在春秋戰國時代之前，主要是以口頭文學的形式交流和傳遞文化信息的，那么口頭文學傳播的范圍就比較小，影響力也就要小一些。

而春秋戰國時代之后，中華文明就開始從口頭文學，逐步進入了以文字文明為主的文化信息時代。
文字文明它有一個特點，就是記錄下來的東西就不能再改了，你有你這個時代的寫法，下一個時代有下一個時代的寫法，這是兩個不同時代的寫法，但是如果是口頭文學，它就只能有一個版本，就是以“現代”承傳人為準。所謂的原始“文本”誰承傳，誰改編，你也不知道誰改編了，從什么時代改編的，這是從口頭文學中找不到痕跡的。所謂歷史的真實，就這樣會被后人輕易的在口頭的傳播過程中模糊了。
但是在文字記錄的作品里面，我們完全就可以看得出來，哪個時代是最早記錄了什么，哪個時代開始改編了什么。
倉頡這兩個字就是在這一時期出現的。
倉頡兩個字最早出現在戰國晚期荀子和他的學生韓非子著作之中。不久，秦朝呂不韋編輯的《呂氏春秋》中也出現了“倉頡”這兩個字。

倉頡廟

我個人的意見是，倉頡顯雖然是周人創造的一個神話，這個神話從西周一直流傳到戰國時代，被戰國時代的文字記錄下來了。所以現在所謂倉頡的故鄉還在陜西省。

白水縣史官鎮因黃帝史官倉頡葬于此地而得名。
下面我們就根據歷史文獻來看看倉頡這兩個字是怎樣從傳說逐步產生了一個倉頡神話的。
戰國晚期的荀卿在《荀子·解蔽》中說：
“故好書者眾矣， 而倉頡獨傳者，壹也；好稼者眾矣，而后稷獨傳者，壹也。好樂者眾矣，而夔獨傳 者，壹也；好義者眾矣，而舜獨傳者，壹也。倕作弓，浮游作矢，而羿精于射；奚 仲作車，乘杜作乘馬，而造父精于御：自古及今，未嘗有兩而能精者也。”
荀子在這里所說的好書者眾，這里的“書”應該是指書法。荀子說的意思就是，善于書法的人很多，也有各種不同的風格。但是倉頡只學習了其中的一種書法，所以現在大家都學習倉頡的書法。
在荀子這個時代，中國的書法已經從大篆向著小篆在邁進，同時也產生了隸書。荀子的兩個學生，一個叫李斯，一個叫韓非子，都是杰出的人物，其中李斯是幫助秦始皇整理了漢字的文字改革學家，所謂的小篆就是李斯創制的，我們可以說，李斯之所以能夠整理創制小篆，這跟他的老師荀卿的教導是分不開的，就是精于一種書法。
在這里我們需要指出的是，荀子并沒有說到倉頡發明創造了文字，而是說他的書法很有名流傳甚廣。
但是，他的學生韓非子的說法，就跟老師荀子的說法不一樣了。韓非子在《韓非子·五蠹》一章中說：“古者蒼頡之作書也，自環者謂之私，背私謂之公，公私之相背也，乃蒼頡固以知之矣。”
韓非子在這里所說的倉頡的作書，則是指創造文字或者說是解釋造字原理。
戰國時代的教育也是比較發達的，那么在教育的時候，這個時候文字學肯定也是一個重要的一課，跟我們今天沒有什么區別，所以在戰國時代也產生了類書著作《爾雅》，《爾雅》雖然不是一個字典，但是它已經具有字典或者解釋文字的特點，它產生在這樣一個時代，我們覺得也是非常合理的，因為需要在我們學文學的時候有一個對文字的權威的解釋。那么在建立這樣一個文字權威系統的時候，必然要推出一個古代的圣人。這就產生了傳說中的黃帝時代的史官倉頡這樣一個神話人物。
我們從荀子和韓非子的著作中來看，倉頡雖然是很著名的一個文字學的創造者或者書法家，但是還沒有那么神乎其神。

湖北夷陵楊家灣陶器上的刻符文字

我們知道在戰國時代產生了大量的神，各種各樣的神，包括倉頡就是一個文字之神。這比較符合古代學者對于文明起源和創造者的崇拜，但是這不一定是一個事實。
西周這一個時代是漢字發展的重要時代，第一，它繼承和普及了漢字，第二，它廣泛的應用了漢字，流通的漢字是漢字形成了很大的社會應用，所以戰國時代的教育也是相當發達的，因為這個發達程度當然要比西周時代要發展很多了，比如說孔子私人辦學就是普及教育的一個象征，而戰國時代這種普及更加的廣泛了。
所以我認為在這個時代，學者們產生了對文字創始者的思考，對他們的想象，這個就一點也不困難了。
我們從荀子和韓非子這兩位師生之間對倉頡不同的理解就看得出來。這個時候對倉頡的想象還帶有一定的理性，還不完全是神乎其神的一個人物。

與韓非子時代相距不到30年的《呂氏春秋·君守篇》也根據荀子的記載，提到倉頡，他說：“奚仲作車，倉頡作書，后稷作稼，皋陶作刑，昆吾作陶，夏鯀作城，此六人者，所作當矣。”這里所說的“作”，我認為不能完全認為他們是發明家創造者，他們是重大的改革者和創造者，兼而有之。比如說“后稷作稼”，就是非常清楚的表達了后稷作為一個農業改革家的地位。因為在后稷之前，還有黃帝時代的神農氏。據說神農氏才是真正的農業之神。
《淮南子·本經訓》中記載：“昔者蒼頡作書，而天雨粟，鬼夜哭；伯益作井，而龍登玄云，神棲昆侖，能愈多而德愈薄矣。故周鼎著倕，使銜其指，以明大巧之不可為也。”
《淮南子》中說的倉頡作書天雨粟，鬼夜哭。顯然是有一些神話色彩的。我們從西漢武帝時代《淮南子》中的倉頡這個形象來看，顯然已經比荀子和韓非子他們的要超乎現實。
到了東漢時代許慎的著作《說文解字序》中，對于倉頡的形象更是豐滿和神話到了極點。他說：“黃帝史官倉頡，見鳥獸蹄迒之跡，知分理可相別異也，初造書契。百工以乂，萬品以察，蓋取諸夬。”
“倉頡之初作書也，蓋依類象形，故謂之文。其后形聲相益，即謂之字。”
兩漢是中國文化的一個高峰時代，從西漢到東漢學術研究一直是呈上升的局面，到了許慎這個時代，文字學研究取得了更高的成就，對于倉頡的解釋，他也能從文字學家的角度來去考察和研究，同時這里邊也有前輩對于文字學的形成發展的研究在里邊，所以基本上是一個文字學的科學體系。問題在于他把倉頡當做一個真實的人物，給安排在黃帝這個時代，到底恰當不恰當？這是我們值得從今天的考古學的研究來看，要重新思考的地方。

特別是許慎把倉頡時代的文字，已經認為既有“文”也有“字"，這顯然是違背，中國文字發展從“文”到“文字”的嚴格演進歷史順序的。因為依據現有的甲骨文前的“文字”特點看，商代一千多“文字”，更合理的來說應該是以“文”為主，甚至，還沒有出現形聲組合的“字”。
例如，三星堆發現的符號，明顯都是文。

按目前考古學界對三星堆遺址年代考定，大約與商朝同期，只是因為，商代甲骨文不屬于社會化文字傳播時代，因此，三星堆符號屬于獨立創造的小范圍文字，這些文字，當然，也是以“文”為特點。

我們再看看，其它商代以前的文字，同樣是以“文”為特點的。

這是甘肅天水大地灣遺址發現原始文字，其特點仍然是“文”。

所以，許慎說倉頡時代有“文”又有“字”，顯然沒有證據，只是那個時代的想象而已。

甲骨文資料

而且我們從今天的考古學發現來看，也無法得出一個可靠的結論，在黃帝時代就有這樣一套文化體系，比如說，史官這樣一種官職，估計這個官職是沒有的。因為黃帝都沒有記述歷史的這樣一個時代的文化可能，或者說在皇帝時代都沒有發現可以用文字來記載歷史，怎么可能證明這個時代存在一個史官，存在一個倉頡，會創造文字或者整理文字呢？這是沒法相信的。
我們認為，即使在商代也不會存在史官這樣一種官僚制度的。因為現存的甲骨文文化體系，無法證明這是史官所作。而且我們可以確切的認為，在商朝最起碼早期和中期都沒有史官這樣的職務。
可能西周時代會存在的，這是有可靠依據的，因為在西周時代已經產生了用文字記錄文學作品的事實。
同時，在西周的晚期春秋時代，也出現了私人用文字來著作的事實，這些都說明在西周時代有史官，這是可以認定的。
為什么我們說商朝沒有史官呢？這就說到文字學的一個重要轉折。

我們認為，甲骨文是小范圍使用文字和大范圍使用文字之間的一個重要的轉折期，在這個轉折期它還沒有自覺使用文字作為一種社會交通的工具都社會需要或者歷史自覺。

從我們現在看到的甲骨文的卜辭而論。這種使用文字的行為沒有擺脫僅僅限于宗教領域使用文字的這樣一個小范圍。
但是和過去不同的是，商朝使用文字是得到了國家最高機構，也就是商王的認可的，這個意義是非常重大的。
商王對文字的意義有所重視，那就意味著文字具備了崇高的社會地位，只是尚待時日，就可以普及推廣學習了。

而文字的學習首先是在一個使用文字者的家族代代相傳，這樣一代一代的傳下來文字，就作為一種有效的社會交通工具了。
但是我們應該看到的是，在商朝，文字還處于一種壟斷專有的使用的地位。也就是說，使用文字的人主要是在從事占卜工作的這些貞人之間流通的。而貞人這樣一個群體，應該說已經具備了社會群體的最小單位，而不僅僅是一個人幾個人的小圈子。
比如說，現從甲骨文可以考證出來的貞人有100多人，我們可以說，這100多人肯定不是一個家族的，他們分別來自于不同的家族。這么多的人匯聚一起，從事同一種工作，用同樣的文化符號，這就跟以前小范圍使用文字的自發的個體的現象有質的區別。
就這樣一個使用文字的特點來看，在商朝設置史官的可能性是非常之低的。因為在這一時期，文字尚不具備廣泛應用的事實。
那么商朝都沒有史官，在商朝之前就更沒有史官這樣一個職務了，同時，我們不管這種判斷是否正確，關鍵在于文字的創造，不是由倉頡這樣的人創造的，更不是在黃帝時代創造的。

蘇州澄湖遺址黑陶刻字“文”的特點

因此來說，中國文字的肇啟整理的時代，應該出現在商朝才是比較合理的，就甲骨文文字有“文”也有“字”來說，更是名副其實了。
正因為在商朝形成了文字，周朝才會大量使用文字，那么產生一個主管創造文字的神，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此創造倉頡這樣一個神，作為一種文化尊嚴的存在，我認為這也是有歷史的合理性的。
但是，從我們今天的認識來講，我們從歷史發生論的角度來看，文化上肯定倉頡是一回事，在事實上存在倉頡又是一回事情。
所以有的學者認為，倉頡的倉是不是跟創字有關系？認為倉頡兩個字可能是“創契”。那么，我們看一看古代的文字學里邊對“倉”、“頡”、“創”、“契”這些字都是怎么解釋的呢？
清代段玉裁《說文解字注》釋“倉”云：
穀藏也。藏當作臧。臧，善也。引伸之義，善而存之亦曰臧。臧之之府亦曰臧。俗皆作藏。分平去二音。榖臧者，謂榖所臧之處也。廣部曰。府，文書藏。庫，兵車藏。廥，芻稾藏。今音皆徂浪切。蒼黃取而臧之。蒼，舊作倉。今正。蒼黃者，匆遽之意。刈穫貴速也。故謂之倉。
許慎《說文解字》：“頡，直項也。從頁，吉聲。”
《淮南書》：“王公大人有嚴志頡頏之行。”
《漢書·揚雄傳》：“鄒衍以頡亢而取世資。”
《呂氏春秋》：“長短頡喔百疾。”
《詩·邶風·燕燕》：“燕燕于飛，頡之頏之。”
事實上，“倉頡”的頡應讀古音，以商務印書館《古漢語常用字字典》解釋，只能讀jiá，古音中頡并沒有jié的讀音。除此之外，還有一個讀音讀讀“擷”。
我們從倉頡這個名字的考證來看，似乎跟創造發明文字真的沒有聯系。
如果我們從姓氏的倉來看，倉頡，復姓侯剛，名倉頡。那么實際上倉頡，這個姓氏源于黃帝的姓氏姬姓，他的本姓為候剛而不是倉，后來以“倉頡”名，并且成為一個姓氏，屬于后人以先祖名字為氏，與倉頡并沒有關系。
中國的姓氏在漢代有了很大的發展和調整，在漢代以前，姓氏還是比較混亂的，因為當時有很多的老百姓并沒有姓，也沒有氏。有姓有氏的人都是一些大的家族。隨著漢代國家中央政權的進一步鞏固，戶籍制度的建立也成為國家的重要管理制度，因此姓氏就發生了重大的變化，人人都可以有姓有氏。在這個過程中，大量的人口附會于神話傳說，或者是一些古代帝王的大姓。或者從古代帝王，特別是堯舜時代帝王大成他們的姓氏里邊有一些繼承。
可能有一部分人把倉頡這個名人名作為自己的姓氏了，于是對“倉”這個姓也做了大肆的渲染，這樣，倉頡的神話就得到了進一步的豐滿。
我們再看看古代對“創”和“契”是怎么解釋的。
我們看，《康熙字典》“創”字的釋文云：
〔古文〕戧。《唐韻》、《集韻》、《韻會》，初良切。《正韻》，初莊切，音瘡。《說文》：“傷也。本作刅，或作創。”徐曰：“此正刀創字。言刃所傷也。”《前漢·曹參傳》：“身被七十創。”
《康熙字典》集結了漢唐學者對“創”字的解釋。按照“創”最早的本意來看，就是創傷的意思。
清代段玉裁《說文解字注》釋“創”字云：
刅或從倉。從刀倉聲也。凡刀創及創瘍字皆作此。
段玉裁把“創”和“倉”的讀音 不知因何同聲。但是，與倉頡還是無法聯系起來。
我們再看看，段玉裁《說文解字注》是如何解“契”字的：
大約也。約取纏束之義。周禮有司約。大約劑，書於宗。小宰。聽取予以書契。大鄭云。書契，符書也。後鄭云。書契謂出予受入之凡要。凡簿書之冣目。獄訟之要辭。皆曰契。
契這個字與文字使用是有一定關系的，而且，最早的文字也是契刻。但是，如果把它按照原始文字創造來說，似乎契刻文字和倉頡造字還是有很大不同的。
按照古人對倉頡造字的說法來講，是說倉頡創造了系統的文字，但是我們從事實上來看，倉頡遠遠沒有做這個工作，也不可能是倉頡這個人創造了文字的，尤其是，中國文字發展的軌跡非常清楚地表明：從“文”到“字”，有一個文野之變支持下的飛躍發展過程，而不是一個時代就產生文字。

這也是中國文字能夠在世界文字發展史上留下最完整的發展樣本的根本原因。
事實上倉頡在戰國之前都沒有這個名字，最早出現的文獻已經是戰國晚期了。秦代《呂氏春秋》提到倉頡的時候，也沒有說他是創造了文字的人，也沒有說他是黃帝時代的史官。
漢武帝時代劉安主持編寫的《淮南子·修務訓》記載：“史皇產而能書。”又在《淮南子-本經訓》中說：“昔者蒼頡作書，而天雨粟，鬼夜哭。”這些說法都會給后世產生一定的聯想。三國學者高誘為《淮南子》注云：“史皇倉頡，生而見鳥跡，知著書，故曰史皇，或曰頡皇。”到底有沒有事實依據，顯然古代人是不會做這樣的思考的。
所以，西漢末東漢初的緯書《春秋元命苞》書中，依據《淮南子》書，變本加厲，多加想象之詞對倉頡作如下“生動”描寫，仿佛親眼所見，說倉頡：“龍顏侈侈，四目靈光，實有睿德，生而能書。于是窮天地之變，仰觀奎星圓曲之勢，俯察龜文鳥羽山川，指掌而創文字，天為雨粟，鬼為夜哭，龍乃潛藏。”以后，這種赴會之說，愈演愈烈，發展為倉頡是“黃帝的史官”等傳說。

二里頭出土文物，一些學者認為是夏朝的文字，但是，“文”的特點非常清楚。

史官是掌管天文、歷算、圖書的官員。太史令是主管史官的長史。《呂氏春秋·先識覽》中說：“夏太史令終古出其圖法，執而泣之。夏桀迷惑，暴亂愈甚。太史令終古乃出奔于商。”

這是較早見于文獻中太史官這個詞的記載。那么，夏朝有沒有太史令？我們估計應該是沒有的。因為，夏朝這個時代是有文字但不使用或者使用文字非常有限的一個時代。

據我們從甲骨文中看，從事占卜活動的貞人大約100多人的規模來說，使用文字的人，可能不會超過200人。就這么一些人在使用文字壟斷文字，顯然不足以構成一個官僚體系。當然他們對自己的占卜文獻還是需要管理的。即便會出現史官這樣的官僚，那么，最早也只能是產生在商朝的末期了。所以說，《呂氏春秋·先識覽》載夏朝有太史官，顯然是戰國末年的文人對于歷史的一種想象，因為在周朝已經是有史官的，當然也會有太史令。而夏朝是不是有史官，這真的不好肯定。
現代學者認為黃帝是原始社會后期部落聯盟的首領之一，當時還沒有國家官僚體系，可見“史官”之說，顯然是后人以后代才有的國家官僚體系中的職官名稱，附會于史前傳說人物身上的結果。所以從歷史事實來說，倉頡造字，這顯然是一個神話傳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