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江西泰和,正值清明前后,一輛吉普車在村口停下。
車門剛打開,一位年近五旬的軍人走了下來,身穿便裝,腰板挺得筆直。
他的身后,是一位穿著樸素的中年女人,背著個挎包,鞋子上還沾著些泥。
他們站在一間老屋門前,門沒鎖。
男人小聲說了一句:“老姐姐,我們來看你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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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里的人聽到聲音,先是一愣,然后撲通一聲跪在門檻上。
那一刻,誰都沒說話。
只有風吹過門前那棵老樟樹,沙沙作響。
這不是普通的探親。
這個“姐姐”,其實是幾十年前就被送進這家當童養媳的女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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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個男人,是她從小照顧到大的“弟弟”,也是后來參加紅軍、一路打到解放全中國的少將易耀彩。
但這事兒,要從更早的年代說起。
1926年,江西泰和。
易家是地地道道的窮苦農民,家里只有一個男孩。
那年冬天,他10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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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親帶回來一個小女孩,說是遠房親戚,家里實在揭不開鍋了,就讓她來搭個伙。
可村里人都看出來,這不是親戚,是童養媳。
女孩叫張鳳娥,比他大兩歲,瘦得跟麻桿似的。
剛來的時候不愛說話,天天洗衣做飯,給他縫補衣裳。
飯不夠吃,她先把自己的碗推過去,說:“你還在長身體,多吃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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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易耀彩那時候不懂什么“媳婦”“婚事”,只覺得這個“姐姐”特別能干,也特別好。
可是再好的日子也長不了。
那會兒正是農民運動最熱的時候,老百姓開始覺醒,官府的壓榨也越來越狠。
易耀彩的父母干脆一頭扎進革命,帶著他偷偷去參加赤衛隊,還把他送上了井岡山。
那年他才14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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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的時候,張鳳娥在村口送他,什么都沒說,只是把他破舊的鞋子補了一遍。
誰都沒想到,這一去就是二十多年。
在井岡山,他跟著紅軍打游擊、挨餓、走長征,差點死在草地上一次。
那時候他染了瘧疾,渾身發冷,部隊說要留他在藏民家養病。
他舅舅一聽,臉都白了:“留下來就是等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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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舅舅硬是背著他走完了那一段草地,還把身上唯一的牛皮腰帶熬成湯給他喝。
那湯特別苦,他一口氣灌了下去,命算是撿回來了。
后來抗戰爆發,他被調到晉察冀軍區當參謀長。
就在那兒,他遇到了范景陽。
這個姑娘來頭不小,是個革命世家,家里三個女兒都上了戰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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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年紀不大,才17歲,卻是部隊里少數能做藥劑工作的女兵。
說起來有點突然。
他們第一次見面,是在一次所謂的“組織安排”下。
原本只是吃頓飯、聊聊天,結果第二天組織上就來通知:“你們準備結婚吧。”
范景陽一頭霧水:“我連戀愛都沒談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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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上說:“現在哪有時間談戀愛?先結婚,慢慢過。”
就這樣,他們成了夫妻。
那年是1939年。
結婚之后,兩人一路走南闖北,經歷了抗戰、解放戰爭、抗美援朝。
可就在1946年,易耀彩收到老家一個消息——張鳳娥還在,還沒結婚,一直在等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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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心里一下就亂了。
他知道張鳳娥對他有感情。
可那不是他能回報的。
他已經娶妻生子,走上了另一條路。
他托人帶話回去:“你別等了,我已經結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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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這話的時候,他臉色很難看。
范景陽問他怎么了,他只是搖了搖頭。
可張鳳娥沒改主意。
她繼續住在老屋,種地、喂豬,過著最簡單的生活。
有人勸她改嫁,她總是笑笑說:“我等的人還沒回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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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來到了60年代,革命形勢又變了。1966年,文革爆發前夕,易耀彩終于有機會回鄉祭祖。
他帶著范景陽專門去看了張鳳娥。
那時候張鳳娥已經五十多歲,穿著洗得發白的粗布衣服,頭發用布條隨便綁著。
看到他們來,整個人都僵住了,眼淚唰地一下就下來了。
范景陽握住她的手,說:“姐姐,耀彩一直惦記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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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鳳娥只說了一句:“我沒想到你們還會來看我。”
從那以后,范景陽常常托人給她寄糧票,寄藥品。
孩子們也一口一個“張媽”,從來不含糊。
1986年,易耀彩第二次回鄉,還是專門去看她。
那年冬天特別冷,張鳳娥穿著棉襖站在門口,一直等到天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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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易耀彩去世。
骨灰葬在了家鄉。
六年后,張鳳娥也病倒了。
走前一句話沒說,只是把那雙補了好幾遍的老布鞋放到了床頭。
范景陽做了一個決定。
她把張鳳娥的骨灰也安在了丈夫身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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