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時候的甘祖昌,已經是少將了。
可村里人最常叫他的,不是“將軍”,也不是“首長”,而是“財政部長”。
這稱呼,是家里人起的。
不是開玩笑,而是實打實的管賬管到底。
每天菜金不能超一塊錢,就連他愛人龔自珍,一個在新疆當過干部、每月拿150多塊工資的老革命,想買點啥也得先打報告。
孩子們小時候不服氣,問媽媽:“為啥你掙的錢也得交給爸爸?”龔自珍笑著說:“他當過幾十年后勤,知道錢怎么花不浪費。”
可這事兒聽著雖然節省,細想卻不簡單。
那年頭,甘祖昌的工資是330多塊,加上龔自珍的,倆人月收入接近500元。
那時候縣長一個月也就百十塊錢,他們家真要想過點好日子,綽綽有余。
可是誰也沒見他們家吃肉喝酒,穿衣打扮更是簡單到極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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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祖昌常年穿的是用白布染成藍灰色的衣服,一塊布不到兩塊錢。
一穿就是十年。
補了又補,最后實在穿不動了,就剪下來給他媳婦做鞋底。
有一次,他媳婦偷偷給他煮了一碗白米飯。
那會兒家里人都吃糙米,他因為在新疆受過傷,咀嚼困難,吃硬飯特別費勁。
想著他不容易,她特意舂了一些白米,想讓他吃得輕松點。
結果飯剛端上桌,甘祖昌臉就沉下來了:“大家都吃糙米,我吃白米,這怎么行?”
誰知道,這可不是偶爾一兩次。
三年困難時期,縣里想給他配些茶油、豬肉、面粉,他一聽就急了:“我要是收了這些,跟老百姓還算一個樣嗎?”后來這些東西一律退回,誰勸都沒用。
說起來,這么“摳門”的人,反倒是村里修路、修橋、買農具的時候,出錢最痛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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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那三百多塊工資,大半都花在了這些地方。
別人有點錢想著改善生活,他卻想著怎么讓村里人少走泥巴路、能有電用、能讀書識字。
這事兒得從他為什么回鄉說起。1957年的時候,他已經是少將,軍隊地位不低,工資穩定,生活條件也不錯。
可就在別人都覺得他會繼續升遷的時候,他突然提出要辭職回老家種地。
那時候正是國家最需要干部的時候,他這么一走,不少人都不理解。
可他自己很清楚。
他說:“我本來就是農民出身,回到土地上,不丟人。”
可這事也沒那么簡單。
他不是回去養老,而是帶著全家一起種田、修路、建橋。
剛回去那年,村里連一條像樣的路都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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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天下雨,孩子們上學得脫了鞋褲,卷著腿走泥水。
甘祖昌看在眼里,急在心上。
他自己掏工資,買水泥、請人、拉材料,帶著村民一點點把路修出來。
有一次,有人看他穿得太破,勸他說:“老甘,你這身打扮,誰知道你是少將啊?”他回了一句:“穿得像個農民不是正好嗎?我早不是干部了。”
他也不是不講身份。
只是他覺得,干部就該為老百姓做事。
他常說:“大家爭著要的,我們不要。
人家不要的,我們要。”
這樣的人,在那時候并不多。
很多人一旦離開部隊、離開機關,就開始想著安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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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他不一樣。
他是真把“為人民服務”當成一輩子的事在做。
有個細節挺讓人印象深的。
他買布給全家做衣服,都是一毛七分錢一尺的白龍頭布。
買回來后自己染色,染成藍的、灰的、黑的,全家老小穿得像個“統一著裝隊”。
孩子小時候不愛穿,說這也太土了。
他就說:“干凈、結實、便宜,還要啥花樣?”
后來這些孩子長大了,有的當了老師,有的進了機關,有時候想起小時候穿補丁衣服、吃咸菜稀飯,心里不是沒怨過。
可再后來他們明白了,父親不是不想讓他們過好日子,而是有更重要的事要做。
1986年,甘祖昌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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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村里人自發來了很多。
沒有花圈,沒有挽聯,也沒有官式儀式。
他的骨灰就埋在村口老松樹下。
他早就交代好了:“不立碑,不修墳,不搞特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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